－暂停执行死刑 王清峰
99.3.9
“人类生命不可剥夺，是凌驾所有法律的至高法则是凌驾所有法律的至高法则”
——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
“以眼还眼，世界只会更盲目”
——印度圣雄甘地
死刑是最危险的刑罚。从事审判的是“人”，而不是“神”，同样的一套证据可能因法官的判断不同而做出不一样的判决，甚至使被告在死刑与无罪之间徘徊摆荡，苏建和案是一例，最近定谳的杀害员警林安顺案，亦复如是。
死刑的存在或可使人心安，但实际上并无吓阻犯罪的功能。过去戒严时期，结伙抢劫，依据旧有的陆海空军刑法规定，是不分首从，唯一死刑的重罪，但抢劫案件，仍不断发生。这4年来虽未执行死刑，但社会上的犯罪案件，以吸毒、酒驾、窃盗、诈欺居多，检察官起诉涉及杀害生命的案件反而有逐年递减的趋势，95年753人，98年是512人（减少32%）。
死刑也是最残酷的刑罚。政府应带头尊重生命，并教育民众尊重生命。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是论语所谓之四恶之ㄧ。无论是学校，还是监狱，永远不能放弃教化。
20多年来为被害人的人权而奋斗，对于被害人及家属的伤痛感同身受，也愿全力照顾。上任后随即在去年修订“犯罪被害人保护法”，除死亡及重伤外，将性侵被害人纳入补偿及照顾的对象，并增列精神慰抚金为补偿项目之ㄧ。保护的对象还扩及家暴、儿少、外配、陆配、外劳、人口贩运等被害人。对于如何更妥适照顾被害人，未曾一刻忘怀。法务部捐助成立的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结合社会志工，11年来尽全力照顾被害人及其家属。受刑人在监狱工作的收入也提拨一部分作为补偿被害人的基金，目前尚有3亿余元。杀人偿命！然而仍偿不了命，徒然使另一个家庭陷入永远无法启口的伤痛中。死刑是为了要将加害人与这个社会隔离，以策安全，但与社会隔离的方式，死刑并非唯一可行的选择。
废除死刑是世界人权的思潮，“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与人身安全”（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受死刑宣告者，有请求特赦或减刑之权。一切判处死刑之案件均得要求大赦、特赦或减刑”（1966年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不得恢复死刑”（1969年美洲人权公约）、“任何人不得被执行死刑”、“应采纳一切必要措施废除死刑”（1989年公民与政治权利第二任意议定书）、“人人均享有生命权”“不论何人均不受死刑判决或受死刑执行”（2000年欧盟基本权利宪章）、“暂停使用死刑（Moratoriumon the use of the death penalty）”（2005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决议、2007与2008年联合国大会决议）。目前全世界有104个国家废除死刑，实际上超过10年不执行死刑的国家有35个，合计139个国家，占7成以上。即使维持死刑的58个国家，目前执行死刑的也只有25个国家。在亚洲地区已废除死刑的有澳大利亚、不丹、柬埔寨、马绍尔群岛、尼泊尔、新西兰、东帝汶、菲律宾、香港、澳门。俄罗斯、缅甸与南韩（未执行死刑犯有60名）实际上已不执行死刑（超过10年）。日本目前未执行的死刑犯有109名。废死政策的形成是需要时间，暂停执行死刑则是希望让“理性与宽容”能有充裕发酵的时间。台湾即使无法一步到位，却不能故步自封。
虽然台湾近年来的民调，有四分之三的民意反对废除死刑，但若有配套措施，支持废除死刑的民意则超过五成，若死刑犯悔改可否改判无期徒刑，亦有65.5%赞成，显然民众在理性上仍可接受废除死刑。在此情况下，政府有责任在暂缓执行死刑的时间里，提出完整的配套措施，争取民众的支持。
关于废除死刑，本人与政务次长黄世铭先生的理念一致，但黄政次认为已定谳者应执行。司法人的想法，我可以理解，不会稍减我对他的敬重。但从宪法及人权的角度，依现行宪法的规定，生命权必须保障，纵使为了防止妨害他人自由、维护社会秩序等理由，也只能“限制”，不能“剥夺”生命权。废除死刑是为了确保生命权。人死不可能复活，确保生命权不应该是未来的事，必须是现在进行式。再者，司法定谳的案件，如被赦免，可不执行；若声请释宪、提起非常上诉或再审，亦可暂不执行。至于刑法第127条规定“有执行刑罚职务之公务员，违法执行或不执行刑罚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适用的对象是负责执行的检察官或监狱官，非负责拟定政策的政务官。
法务部已成立“逐步废除死刑研究推动小组”来研议相关措施，规划提出废除死刑相关配套方案，包括如何强化治安、更完善保护被害人、废除后的刑罚替代方案(例如：终身监禁或无期徒刑但有更严格的假释门槛)、狱政管理与教化、民众的教育与宣导。让我们提出的替代措施，让民众放心、被害人安心，并给死刑犯一个自新赎罪与补偿被害人的机会。
死刑的存在，不但没有遏阻犯罪的作用，反而有使人民残忍化的不良后果。当我们的经贸拥抱全世界的同时，希望在死刑的议题上，也可以跟得上时代潮流。让宽容的力量大于复仇的怨恨，让理性说服心理上的恐惧。希望有朝一日当人家问到台湾还有死刑吗？我们可以骄傲的说：这个美丽的岛没有死刑！
Friday, May 7, 2010
Saturday, April 3, 2010
做一个一级良民
从明日开始，做一个幸福的良民，不上访，不闯红灯，不欠水电费，努力招商引资。
——我不是在恶搞海子的诗歌，如果我生活在江苏雎宁县，就必须做一个良民，因为睢宁创造发明了史无前例的“良民”评级，将每个公民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入大众信用征集系统，如被评为“招商引资平民英雄”可加20分，恶意欠缴电话费扣20分，利用网络、短信、信函诬告、诽谤他人扣100分。
做一个一级良民吧，拆迁队来了不自焚，自焚那是自取其辱。连云港东海县一对父子试图以自焚阻止强拆，结果68岁的男子陶惠西被烧死，遗体被拉走，92岁的老父亲陶兴尧被烧伤，而他们的房子照样保不住。
做一个一级良民吧，城管打人了不围观，围观不利于良民社会建设。话说3月26日夜间至27日凌晨，昆明市五华区城管部门在执法中与违法占道经营者发生纠纷，引发群众围观并发生冲突，结果将事情闹大了，十多人受伤，多辆汽车损坏。
做一个一级良民吧，领导骂了不回嘴，回嘴也是自取其辱。河南新郑市有一名64岁的农妇，因不满镇政府征地补偿，拒绝丈量土地，被镇委副书记安群楼说成是“母老虎”，随后农妇回骂了一句“你娘才是母老虎”，结果当场被“衙役”带走拘留。
做一个一级良民吧，合肥的这位老人家是榜样。这名70多岁的老人住在简易棚里，靠乞讨和拾荒为生。因为不愿给国家和政府增加负担，所以一直乞讨：“像我这个年龄，无儿无女，完全可以享受国家‘五保’政策，但目前我的身体还很好，还能活动，所以我不愿给国家和政府增加负担。”
多有觉悟的老百姓啊。不知那些一屁股坐着一栋大楼、一顿饭抵上一辆小车的官爷们，听了会不会羞愧得找根面条上吊。不过，对老人的觉悟有司未必买账。因为在城市乞讨和拾荒，虽然不给财政添堵，却也给市容抹黑，许多地方不是在驱逐乞丐、流浪汉吗？
做一个一级良民，不但为财政着想，也请为市容考虑。成都人民南路公交站改造，休息座椅被改成了只能放得下半个屁股的“滑滑椅”。市建委说，之所以有如此怪异的设置，是为了防止流浪人员把座椅当“床”使用，影响城市形象。
做一个良民吧。怎么让你做良民，我想我们有的是办法。
原文
——我不是在恶搞海子的诗歌，如果我生活在江苏雎宁县，就必须做一个良民，因为睢宁创造发明了史无前例的“良民”评级，将每个公民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入大众信用征集系统，如被评为“招商引资平民英雄”可加20分，恶意欠缴电话费扣20分，利用网络、短信、信函诬告、诽谤他人扣100分。
做一个一级良民吧，拆迁队来了不自焚，自焚那是自取其辱。连云港东海县一对父子试图以自焚阻止强拆，结果68岁的男子陶惠西被烧死，遗体被拉走，92岁的老父亲陶兴尧被烧伤，而他们的房子照样保不住。
做一个一级良民吧，城管打人了不围观，围观不利于良民社会建设。话说3月26日夜间至27日凌晨，昆明市五华区城管部门在执法中与违法占道经营者发生纠纷，引发群众围观并发生冲突，结果将事情闹大了，十多人受伤，多辆汽车损坏。
做一个一级良民吧，领导骂了不回嘴，回嘴也是自取其辱。河南新郑市有一名64岁的农妇，因不满镇政府征地补偿，拒绝丈量土地，被镇委副书记安群楼说成是“母老虎”，随后农妇回骂了一句“你娘才是母老虎”，结果当场被“衙役”带走拘留。
做一个一级良民吧，合肥的这位老人家是榜样。这名70多岁的老人住在简易棚里，靠乞讨和拾荒为生。因为不愿给国家和政府增加负担，所以一直乞讨：“像我这个年龄，无儿无女，完全可以享受国家‘五保’政策，但目前我的身体还很好，还能活动，所以我不愿给国家和政府增加负担。”
多有觉悟的老百姓啊。不知那些一屁股坐着一栋大楼、一顿饭抵上一辆小车的官爷们，听了会不会羞愧得找根面条上吊。不过，对老人的觉悟有司未必买账。因为在城市乞讨和拾荒，虽然不给财政添堵，却也给市容抹黑，许多地方不是在驱逐乞丐、流浪汉吗？
做一个一级良民，不但为财政着想，也请为市容考虑。成都人民南路公交站改造，休息座椅被改成了只能放得下半个屁股的“滑滑椅”。市建委说，之所以有如此怪异的设置，是为了防止流浪人员把座椅当“床”使用，影响城市形象。
做一个良民吧。怎么让你做良民，我想我们有的是办法。
原文
Saturday, March 20, 2010
言论
- 坚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反对共产党的错误领导。-daxa
- 我爸当时看我姐2岁的孩子，天天逛街，指认车牌上的数字，很快就学会数到100。后来指认墙上的字，认识的第一个字就是---拆。
- 想想推上很多推油几十年后的墓志铭，会不会是“该人生平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未予显示”。-foxmuldery
- 你拍一，我拍一，都把草民当傻逼；你拍二，我拍二，老拿党性来说事儿；你拍三，我拍三，强拆本来很简单；你拍四，我拍四，70码一撞随便死；你拍五，我拍 五，震惊全国华南虎；你拍六，我拍六，新年艳照数兽兽；你拍七，我拍七，党的政策亚克西；你拍八，我拍八，河蟹社会草泥马；你拍九，我拍九，一个硬盘六千九；你拍十，我拍十， 喝杯牛奶肾结石。-duck_1984
- 朝鲜：大哥，我要做核试验了。中国：好的，什么时候？朝鲜：10. 中国：10？10什么？10天还是10小时？ 朝鲜：9，8，7，6。。。-54xiao3
- 专制国的主席相信，人民是靠不住的；民主国的公民相信，总统是靠不住的。-leo_o_o
- 央视大火，起诉21人，最后三名是帮着把烟花搬入央视工地的无业人员这件事告诉我们，珍惜生命、远离央视，以后打火机都不能卖给央视的人。-五岳散人
- 不抽烟不喝酒，63岁，林彪同志；只喝酒不抽烟，73岁，恩来同志；只抽烟不喝酒，83岁，主席同 志；既抽烟又喝酒，93岁，小平同志；吃喝嫖赌样样来，103 岁，学良将军；啥坏习惯没有，每天尽做好人好事，23岁，雷锋同志。
- 智利的建筑水平，让这个国家失去了感受“多难兴邦”的机会。-try2feel
- 一位中国特工碰见一个美国特工，相互吹嘘各自的情报部门有多么厉害，中国特工先跟美国特工说：“我们掌握过了你们过去15年对台出售的武器的数量型号”，美国特工说：“哼，这算什么，我们拥有了你们未来15年的党内领导委员名单”！
- 我国有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恐怖分子”在我们这里叫“反美武装”，“城管打人”叫“肢体冲突”，美军撤退叫“溃败”，我军撤退叫“战略转移”，逃亡时更牛逼，叫“长征”。以前老看到“群体性事件”，我还以为是一群人在大街上做爱。-zeratulmrye
- 某项目完工后尚有余款，市委常委会开会研究是用来改善小学的条件还是监狱的条件，意见分歧较大。最后一老常委一语定乾坤：这辈子你们这班常委还有机会进小学吗？过了一瞬间意见统一：改善监狱环境！
- 在人人网分享的美国人权报告后面，很多同学统一回复：美国的人权状况真的很差，恳请祖国派我去这种艰苦的地方工作，一方面艰苦的环境锻炼人，另一方面，很多我们党优秀的干部都自觉去那么艰苦的地方工作了，我也不能在国内享福。-超蛋大神V
- 中国网民的素质经常让我震惊。VPN、SSH、Proxy国外一般都是研究生水平的才会了解。我以前的教授连键盘打字都是用两个手指的，而中国很多普通网民动不动都是用Ubuntu的。这怎么能不感谢国家呢。-hnjhj
- 中国人习惯了看着他人死去，只要是他人失踪、禁闭、死去，直到有一天这个他人就是自己。-aiww
- 一个卫生部副部长，说免费为一农村大妈做白内障手术，说：“摘下纱布，她看见了，确实得感谢共产党感谢政府。靠她自己，她一辈子也做不起手术。”问题是：辛苦一辈子，连个白内障手术走做不起，得恨谁？-王小山
- 15%用来维稳，4%用来办教育还是“力争实现”。这就是先进性！-shiniankanchai
- 北朝鲜大米价格是国家机密，西朝鲜开会成本是国家机密。-FifthDimen
- 北京欢迎你，用两会气死你。 北京欢迎你，用房价吓死你。 北京欢迎你，用地铁挤死你。 北京欢迎你，用央视闷死你。 北京欢迎你，让三环堵死你。 北京欢迎你，让周洋感谢你。 北京欢迎你，让谷歌离开你。 北京欢迎你，让大雪冻死你。-chennianlaojiu
- 2005年6月，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解释了当年从斯坦福大学退学的原因。其中最经典的一句就是：“你的时间有限，所以最好别把它浪费在模仿别人这种事上。”
Wednesday, March 17, 2010
你还要些什么
2503年，一个婴儿养育室里。护士们在地板上摆了一堆图书和鲜花，然后把一群长得一摸一样的、8个月大的婴儿放到了地板上。婴儿们看到图书和鲜花，飞快地爬过去，拿起来玩耍。这时候，长官一声令下，护士长启动电路装置，一时间，刺耳的警报响起，地板被通上了电，触电的婴儿们在痛苦中痉挛并尖叫不已。过了一会儿，护士长关上了电闸。
“这样的试验大约重复200次左右，”长官微笑着对参观者说：“这些孩子们就会对图书和花朵形成本能的憎恨，他们的条件反射就这样被限定了。”
“限定”，大约是《Brave New World》一书中的最关键词汇。在Aldous Huxley笔下的那个美好盛世里，人从受精开始就被“限定”了。精子和卵子在试管里被调制好，不健康的胚胎被“限定”出局，健康胎儿在孵化器里长大。然后从婴儿养育室开始，孩子们一路被“限定”得厌恶书籍和自然、厌恶独处、厌恶家庭、厌恶宗教和艺术，同时被“限定”得热爱集体、热爱消费、热爱滥交。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被限定的方式都一样。美好新世界里，人类被分成了五级，Alpha、Beta、Gamma、Delta以及Epsilon—— Alpha被限定得聪明漂亮，而Gamma以下的人不但被限定得矮小愚钝，还批量生产。不过没关系，虽然在那个世界里人有等级贵贱，但是他们都一样幸福 ——因为无论哪个等级，其接受的“睡梦教育”都会告诉他，他所在的等级最美好最幸运。
这样的世界，有什么问题吗？
美好新世界的首长Mustapha，问质疑者“野人”John。
有什么人类跋山涉水追求了几千年的东西，新世界里没有呢？经济发展？新世界里如此富足，上至Alphas下至Epsilons，人们不愁吃穿。健康？生物学家们早就把人类限定得不再有疾病。青春？这里人们青春永驻，直到突然死亡。美女帅哥的青睐？这个更不用担心，因为新世界里“每个人都属于他人”，滥交是最大的美德，你要是长期只跟一个美女上床，会成为该世界里骇人的丑闻。
不错，这个世界里没有艺术、诗歌、撕心裂肺的爱情、没有毕加索或者莎士比亚，但是，当你每天都幸福得晕眩时，为什么还会需要毕加索或者莎士比亚？文学艺术往往是为了表达冲突超越痛苦，那么，在一个冲突和痛苦根本不存在的世界里，文学艺术也就变成了社会的阑尾。更不要说“爱情”，那简直是高速公路上突然蹦出来的一头羚羊，如此危险，通通地，限定了之。
所以，这样的世界，有什么问题吗？
柏拉图估计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新世界里政治家和科学家就是智慧非凡的哲学王。老子估计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这个桃花源里被充分实施。希特勒更是会欣喜若狂，因为将人类的未来当作一个巨大的生物工程来建设，简直是他的毕生追求。还有斯大林，荡漾在新世界人们脸上的微笑，与沉浸在丰收喜悦里的社会主义农民如出一辙，而新世界的“睡梦教育”，简直可以说是对苏式灌输教育赤裸裸的抄袭。所有那些信奉“精英治国”、信奉“稳定高于一切”、信奉“老百姓无非就是关心吃饱穿暖”的人，都会是“美好新世界”的热情粉丝。
这个新世界如此美好，它只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在那里，幸福的人们全都是“被幸福”的。
就是说，在那里，人们的幸福是政治家和科学家呕心沥血的科研成果，与每个个体自己的创造力、情感体验能力、审美能力都毫无关系。 民众只需像儿童那样，系上围兜，张口吞下哲学王或者先锋队一勺一勺送过来的食物，就乘坐直升电梯抵达了极乐世界。而精英们为了民众，制作食物既考虑营养，又考虑消化，可以说是殚精竭虑。有如此鞠躬尽瘁的统治者，民众的个体自由意志完全是多此一举。 如果说奥威尔的《1984》里，人们为失去自由而痛苦，那么Huxley的《勇敢新世界》里，人们则为摆脱了自由的重负而狂喜。真的，如果政治家科学家给民众带来如此丰盛的快乐，民众何必要自己去斗争？就像如果你可以从父亲那里继承一大笔遗产，何必要自己去辛苦挣钱？除非——
你认为得到的过程比得到本身更有意义。除非你不识抬举地认为，通过个体努力去争取幸福比“被幸福”更体现生命的价值。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一切精英治国观里读到的是对生命的藐视。当统治者的恩赐被视为民众幸福的源泉时，统治者越高大，民众就越渺小。对有些人来说，幸福如此简单，无非是对着送过来的汤勺不断张嘴，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如此复杂，需要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由于运气和能力，也许耕耘未必能带来收获，但是恩赐来的幸福和捕猎来的痛苦之间，你选什么呢？在幸福药丸soma和跌宕起伏的莎士比亚之间，野人John选择了莎士比亚。但是当然，对于美好新世界里的绝大多数人，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他们从来没有选择的权利，无处不在的幸福不由分说，一把把他们给罩住，他们只能躺在幸福的牙缝里，被咀嚼，然后变成一堆残渣，被气势磅礴地给吐出来。
作者：刘瑜
原文
“这样的试验大约重复200次左右，”长官微笑着对参观者说：“这些孩子们就会对图书和花朵形成本能的憎恨，他们的条件反射就这样被限定了。”
“限定”，大约是《Brave New World》一书中的最关键词汇。在Aldous Huxley笔下的那个美好盛世里，人从受精开始就被“限定”了。精子和卵子在试管里被调制好，不健康的胚胎被“限定”出局，健康胎儿在孵化器里长大。然后从婴儿养育室开始，孩子们一路被“限定”得厌恶书籍和自然、厌恶独处、厌恶家庭、厌恶宗教和艺术，同时被“限定”得热爱集体、热爱消费、热爱滥交。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被限定的方式都一样。美好新世界里，人类被分成了五级，Alpha、Beta、Gamma、Delta以及Epsilon—— Alpha被限定得聪明漂亮，而Gamma以下的人不但被限定得矮小愚钝，还批量生产。不过没关系，虽然在那个世界里人有等级贵贱，但是他们都一样幸福 ——因为无论哪个等级，其接受的“睡梦教育”都会告诉他，他所在的等级最美好最幸运。
这样的世界，有什么问题吗？
美好新世界的首长Mustapha，问质疑者“野人”John。
有什么人类跋山涉水追求了几千年的东西，新世界里没有呢？经济发展？新世界里如此富足，上至Alphas下至Epsilons，人们不愁吃穿。健康？生物学家们早就把人类限定得不再有疾病。青春？这里人们青春永驻，直到突然死亡。美女帅哥的青睐？这个更不用担心，因为新世界里“每个人都属于他人”，滥交是最大的美德，你要是长期只跟一个美女上床，会成为该世界里骇人的丑闻。
不错，这个世界里没有艺术、诗歌、撕心裂肺的爱情、没有毕加索或者莎士比亚，但是，当你每天都幸福得晕眩时，为什么还会需要毕加索或者莎士比亚？文学艺术往往是为了表达冲突超越痛苦，那么，在一个冲突和痛苦根本不存在的世界里，文学艺术也就变成了社会的阑尾。更不要说“爱情”，那简直是高速公路上突然蹦出来的一头羚羊，如此危险，通通地，限定了之。
所以，这样的世界，有什么问题吗？
柏拉图估计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新世界里政治家和科学家就是智慧非凡的哲学王。老子估计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这个桃花源里被充分实施。希特勒更是会欣喜若狂，因为将人类的未来当作一个巨大的生物工程来建设，简直是他的毕生追求。还有斯大林，荡漾在新世界人们脸上的微笑，与沉浸在丰收喜悦里的社会主义农民如出一辙，而新世界的“睡梦教育”，简直可以说是对苏式灌输教育赤裸裸的抄袭。所有那些信奉“精英治国”、信奉“稳定高于一切”、信奉“老百姓无非就是关心吃饱穿暖”的人，都会是“美好新世界”的热情粉丝。
这个新世界如此美好，它只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在那里，幸福的人们全都是“被幸福”的。
就是说，在那里，人们的幸福是政治家和科学家呕心沥血的科研成果，与每个个体自己的创造力、情感体验能力、审美能力都毫无关系。 民众只需像儿童那样，系上围兜，张口吞下哲学王或者先锋队一勺一勺送过来的食物，就乘坐直升电梯抵达了极乐世界。而精英们为了民众，制作食物既考虑营养，又考虑消化，可以说是殚精竭虑。有如此鞠躬尽瘁的统治者，民众的个体自由意志完全是多此一举。 如果说奥威尔的《1984》里，人们为失去自由而痛苦，那么Huxley的《勇敢新世界》里，人们则为摆脱了自由的重负而狂喜。真的，如果政治家科学家给民众带来如此丰盛的快乐，民众何必要自己去斗争？就像如果你可以从父亲那里继承一大笔遗产，何必要自己去辛苦挣钱？除非——
你认为得到的过程比得到本身更有意义。除非你不识抬举地认为，通过个体努力去争取幸福比“被幸福”更体现生命的价值。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一切精英治国观里读到的是对生命的藐视。当统治者的恩赐被视为民众幸福的源泉时，统治者越高大，民众就越渺小。对有些人来说，幸福如此简单，无非是对着送过来的汤勺不断张嘴，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如此复杂，需要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由于运气和能力，也许耕耘未必能带来收获，但是恩赐来的幸福和捕猎来的痛苦之间，你选什么呢？在幸福药丸soma和跌宕起伏的莎士比亚之间，野人John选择了莎士比亚。但是当然，对于美好新世界里的绝大多数人，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他们从来没有选择的权利，无处不在的幸福不由分说，一把把他们给罩住，他们只能躺在幸福的牙缝里，被咀嚼，然后变成一堆残渣，被气势磅礴地给吐出来。
作者：刘瑜
原文
Monday, March 8, 2010
“文革式大民主”的实质是红太阳为人民做主。
今天的中国，贪污腐败蔓延成全社会的灾难，无孔不入的官僚主义毁灭了一切美好的价值，人民普遍失去了信仰、道德和敬畏，整个社会“无耻成为体面的通行证”，呈现出整体溃败的趋势。
当燎原烈火样的贪污腐败侵害到每个平民的切身利益时，人民对贪腐的痛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长期的谎言教育和对西方民主的恶意宣传，多数人不知道民主法治是从根子上铲除腐败，一劳永逸消灭贪污的最好方式；误以为文革式群众运动才能有效地打击贪官权贵。于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呼唤文化大革命。
因为权力阶层长期以来把文革列为理论禁区，文革的反文明罪证没有得到必要的清算，文革过来人多数已经健忘了文革的伤痛，年轻人则把文革当成反贪反腐的群众运动。于是相当多的国民误以为文革是“群众当家作主”的大民主。
“文革式大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吗？
一位读者在拙作《民主是刺向毛左谎言要害的杀手锏》文后的评论中这样评价“文革式民主”：
“社会公平、没有腐败 是毛左和毛迷的核心武器，文革时经济上腐败是少点但不是没有。他们没有想到政治上的腐败（独裁专制）导致亿万人死亡， 国家大幅度倒退， 害了几代人无文化无思想，成为思想僵化的动物。
还有很多人认为 文化大革命是彻底的民主，这又是一大误解，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民主是为一个人服务的，即你再怎么民主都必须崇拜毛，亿万人你死我活斗争就是为了证明毛一人是绝对正确的，可悲，极其可悲。”
这位读者点中了“文革式民主”的要害，即“为一个人服务”的民主；是毛太阳一人为平民大众做主。
就算是最简单最原始的民主政治，也必须遵从三个基本要件：一是多数民众说了算；二是民众有充分的言论自由，能自由表达意见批评领导人；三是维护多数民众的合法权益。
下面我们探讨“文革式民主”是否符合上述三个基本要件。
一、“文革式民主”是多数民众说了算吗？
非也！
“文革式民主”上面是毛太阳一人说了算；下面是各级毛派官员说了算。平民大众的意见从来不会受到真正的尊重。
平民大众只是毛太阳和毛派官员随意操纵的政治工具和冲锋机器，就象战场上的士兵一样，指挥官冲到哪打到哪，个人没有任何选择权。
文革时大批官员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在地，任平民大众批斗凌辱。表面上看人民是“当家作主了”，可以把昔日不可一世高高在上的达官显贵踩在脚下了；可仔细一想却不是那么回事。
文革时打倒谁打击到什么程度并不是人民说了算，而是毛集团说了算。上面是毛太阳说了算；下面是各级毛派官员说了算。
从刘、邓、陶、王、彭、罗、陆、杨到林彪反党集团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所有被打倒的政要全是遵从毛太阳一人的意志，都是服务于他一人独裁集权的目的，服务于党内权力斗争的需要。人民只是毛太阳手中的一张牌一枚棋子。
那时毛内阁——文革小组把内定要打倒的官员名单送到聂元梓等红卫兵领袖手里，后者即召集红卫兵召开对这些官员的批斗会，对他们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毛太阳和毛派官员没有授意打倒的官员绝对不能动，如果有人胆敢斗争他们，就会被定性为“反革命活动”，参与者被污为“反革命分子”受到无情迫害。
武汉市群众组织“百万雄狮”就曾无视毛指示发动抓捕批斗文革小组干将王力的活动。毛太阳恼羞成怒，当即宣布“百万雄狮”为反革命组织，派周总理亲赴武汉解救王力，同时给与“百万雄狮”对立的左派发枪，血腥镇压“百万雄狮”。
如果某个民众或红卫兵发现被批斗迫害的对象是自己挚爱的亲人——父母妻子兄弟姐妹，就必须和亲人划清界线，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不得回避落后，更不得为亲人辩护求情，否则就会和亲人一样被打倒在地。
1967年9月，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时说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是坏人、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孙泱受尽迫害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周总理最挚爱的养女美丽的孙维世出面为哥哥申冤。她给江青写信：孙泱决不是特务，死因可疑，要中央文革派人去调查；又给周总理写信陈述冤情，因为孙泱也是周恩来的义子。
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孙维世的丈夫金山投进监狱，借搜查金山“罪证”之名对孙维世进行抄家，抄走孙维世大量信件照片。江青截获了孙维世给周总理的一封信，便拿了这封信兴师问罪，指责周总理纵容自己的干女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周总理一言不发，默默在孙维世的逮捕证上签下自己的姓名。当时中央专案组在逮捕要犯或逮捕比较特别的犯人都要周总理签字。那时周总理签字逮捕的还有他的亲弟弟周恩寿？孙维世被江青加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于1968年3月1日戴上手铐投入狱中，被剥的一丝不挂，打得遍体鳞伤。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被活活打死，死后身上什么都没穿，只有一付手铐依旧锁着双手！家人在她死后发现她头上被钉进了一个大长钉子……
连周总理这样的政府首脑都被迫亲手签字逮捕自己的养女和亲弟弟，眼睁睁地看着她们受尽酷刑凌辱迫害致死，就更不用说普通中国民众了。
二、民众能自由表达意见批评领导人吗？
不能！
那时不但不能对毛太阳说半个不字，就连把毛主席万岁喊成毛主席九千岁，也一定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坐牢甚至诛连九族，就更不用说给毛提意见批评国家领导人了。那时全国民众只能对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每天都要数次高呼口号向毛太阳表中心：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敬祝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
北大才女号称当代林黛玉的美丽林昭，因其坚守良知与主流意识不一致的言论被捕入狱，判刑20年，在狱中遭受了令人发指、惨不可言、生不如死超法西斯残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折磨凌辱。林昭宁死不屈，咬破指头在监狱墙壁上写下正义良知之声：
“祗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
“每当我想起那惨烈的一九五七年，我就会痛彻心腹地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使我条件反射地感到剧痛。这是一个染满中国知识界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的年份，假如说在此之前处于暴政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的流露，那么在此以后确实被摧残殆尽了”。
“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我们的善良、单纯与热烈、激昂的气质，欲以加以煽动，加以驱驶，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与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力时，就遭到空前未有惨毒无比的迫害、折磨和镇压。”
“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个污秽、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怎么不是血呢？”
“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满的白由，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即使奴役他人者也同样不得自由。当我们深受暴政的奴役，我们不愿作奴隶的同时，但我们自身作为反抗者不能建立新的形式的奴隶制度。”
…………
1969年4月29日，林昭因思想反动拒不认罪被改判死刑，在苏州郊处秘密枪决。第二天，刽子手找上林昭家门，向其母亲和妹妹索要五分钱子弹费。
遇罗克1966年7月写作《出生论》，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在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第1期上刊载，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但为当时的主流意识所不容。1967年4月17日，毛内阁——“中央文革小姐”表态说《出身论》是反动的。1968年1月1日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被杀害。罪名是“思想反动透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1968年，辽宁省委宣传干事张志新因向同事透露“我考虑的不是这一派那一派的问题，我考虑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我觉得文化大革命好多问题我不能理解。”被同事告发。1969年9月18日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被关押在只能容纳一人、而且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号”里，背着18斤背铐，拖着沉重而冰冷的脚镣；头发几乎被拔光；被有人唆使的男犯人强奸、轮奸无数次；终致精神失常。因始终坚持自己无罪，1970年5月经毛太阳的侄儿毛远新亲自指示，张志新以“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同志，为刘少奇翻案”的罪名被判死刑。1975年4月4日在沈阳大洼刑场被枪决。临刑前因害怕她当众喊口号，四个冷血壮汉奉命把她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用普通刀子割断了她的喉管，把一位女管教员当场吓昏……
李九莲：江西赣州冶金机械厂学徒工，文革期间为赣州第三中学宣传股长，学生部长，第三中学卫东彪造反兵团负责人，参加了文革期间全国最早也最大规模的一次武斗。1969年2月给在部队服役的初恋男友写信，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提出质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的斗争？”“我时常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产生反感。”……她的男友立即将恋人的信交给所在部队政治部。李九莲于同年五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在狱中受尽非人折磨。1976年12月在狱中写成《我的政治态度》，被认定在服刑期间重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于1977年12月14日执行。临刑前为防范她在大众之前呼冤喊口号，竟灭绝人性地把她的下颚、舌头用一根尖锐的竹签穿成一体……
黎莲：和李九莲一样给在部队服役的男友写信质疑文革，被男友告发判死刑，1970年被枪决时年仅18岁。临刑前在囚车上被活体取肾，四个冷血的武警把她按在车壁上，衣服往上一撸，没使用任何麻醉药，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就在她的右腰处划开一条半尺长的裂口，一个血淋淋的肾从里面摘了下来，然后匆匆往里面塞上一团药绵，纱布，来不及缝合就押往刑场执行枪决。同时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一位大官正在等待种植这颗从血泊中掠夺来的肾……
被活体取肾的还有小学女教师钟海源，因为为李九莲鸣冤被判死刑。接受她肾的是南昌九十二野战医院的一位高干子弟，此人坚持要活体取下的肾，还说女肾比男肾好，尤其是年轻女人的肾更好……钟海源的尸体则被九十二野战医院拉去作了解剖标本。
原文
当燎原烈火样的贪污腐败侵害到每个平民的切身利益时，人民对贪腐的痛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长期的谎言教育和对西方民主的恶意宣传，多数人不知道民主法治是从根子上铲除腐败，一劳永逸消灭贪污的最好方式；误以为文革式群众运动才能有效地打击贪官权贵。于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呼唤文化大革命。
因为权力阶层长期以来把文革列为理论禁区，文革的反文明罪证没有得到必要的清算，文革过来人多数已经健忘了文革的伤痛，年轻人则把文革当成反贪反腐的群众运动。于是相当多的国民误以为文革是“群众当家作主”的大民主。
“文革式大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吗？
一位读者在拙作《民主是刺向毛左谎言要害的杀手锏》文后的评论中这样评价“文革式民主”：
“社会公平、没有腐败 是毛左和毛迷的核心武器，文革时经济上腐败是少点但不是没有。他们没有想到政治上的腐败（独裁专制）导致亿万人死亡， 国家大幅度倒退， 害了几代人无文化无思想，成为思想僵化的动物。
还有很多人认为 文化大革命是彻底的民主，这又是一大误解，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民主是为一个人服务的，即你再怎么民主都必须崇拜毛，亿万人你死我活斗争就是为了证明毛一人是绝对正确的，可悲，极其可悲。”
这位读者点中了“文革式民主”的要害，即“为一个人服务”的民主；是毛太阳一人为平民大众做主。
就算是最简单最原始的民主政治，也必须遵从三个基本要件：一是多数民众说了算；二是民众有充分的言论自由，能自由表达意见批评领导人；三是维护多数民众的合法权益。
下面我们探讨“文革式民主”是否符合上述三个基本要件。
一、“文革式民主”是多数民众说了算吗？
非也！
“文革式民主”上面是毛太阳一人说了算；下面是各级毛派官员说了算。平民大众的意见从来不会受到真正的尊重。
平民大众只是毛太阳和毛派官员随意操纵的政治工具和冲锋机器，就象战场上的士兵一样，指挥官冲到哪打到哪，个人没有任何选择权。
文革时大批官员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在地，任平民大众批斗凌辱。表面上看人民是“当家作主了”，可以把昔日不可一世高高在上的达官显贵踩在脚下了；可仔细一想却不是那么回事。
文革时打倒谁打击到什么程度并不是人民说了算，而是毛集团说了算。上面是毛太阳说了算；下面是各级毛派官员说了算。
从刘、邓、陶、王、彭、罗、陆、杨到林彪反党集团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所有被打倒的政要全是遵从毛太阳一人的意志，都是服务于他一人独裁集权的目的，服务于党内权力斗争的需要。人民只是毛太阳手中的一张牌一枚棋子。
那时毛内阁——文革小组把内定要打倒的官员名单送到聂元梓等红卫兵领袖手里，后者即召集红卫兵召开对这些官员的批斗会，对他们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毛太阳和毛派官员没有授意打倒的官员绝对不能动，如果有人胆敢斗争他们，就会被定性为“反革命活动”，参与者被污为“反革命分子”受到无情迫害。
武汉市群众组织“百万雄狮”就曾无视毛指示发动抓捕批斗文革小组干将王力的活动。毛太阳恼羞成怒，当即宣布“百万雄狮”为反革命组织，派周总理亲赴武汉解救王力，同时给与“百万雄狮”对立的左派发枪，血腥镇压“百万雄狮”。
如果某个民众或红卫兵发现被批斗迫害的对象是自己挚爱的亲人——父母妻子兄弟姐妹，就必须和亲人划清界线，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不得回避落后，更不得为亲人辩护求情，否则就会和亲人一样被打倒在地。
1967年9月，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时说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是坏人、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孙泱受尽迫害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周总理最挚爱的养女美丽的孙维世出面为哥哥申冤。她给江青写信：孙泱决不是特务，死因可疑，要中央文革派人去调查；又给周总理写信陈述冤情，因为孙泱也是周恩来的义子。
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孙维世的丈夫金山投进监狱，借搜查金山“罪证”之名对孙维世进行抄家，抄走孙维世大量信件照片。江青截获了孙维世给周总理的一封信，便拿了这封信兴师问罪，指责周总理纵容自己的干女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周总理一言不发，默默在孙维世的逮捕证上签下自己的姓名。当时中央专案组在逮捕要犯或逮捕比较特别的犯人都要周总理签字。那时周总理签字逮捕的还有他的亲弟弟周恩寿？孙维世被江青加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于1968年3月1日戴上手铐投入狱中，被剥的一丝不挂，打得遍体鳞伤。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被活活打死，死后身上什么都没穿，只有一付手铐依旧锁着双手！家人在她死后发现她头上被钉进了一个大长钉子……
连周总理这样的政府首脑都被迫亲手签字逮捕自己的养女和亲弟弟，眼睁睁地看着她们受尽酷刑凌辱迫害致死，就更不用说普通中国民众了。
二、民众能自由表达意见批评领导人吗？
不能！
那时不但不能对毛太阳说半个不字，就连把毛主席万岁喊成毛主席九千岁，也一定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坐牢甚至诛连九族，就更不用说给毛提意见批评国家领导人了。那时全国民众只能对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每天都要数次高呼口号向毛太阳表中心：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敬祝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
北大才女号称当代林黛玉的美丽林昭，因其坚守良知与主流意识不一致的言论被捕入狱，判刑20年，在狱中遭受了令人发指、惨不可言、生不如死超法西斯残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折磨凌辱。林昭宁死不屈，咬破指头在监狱墙壁上写下正义良知之声：
“祗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
“每当我想起那惨烈的一九五七年，我就会痛彻心腹地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使我条件反射地感到剧痛。这是一个染满中国知识界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的年份，假如说在此之前处于暴政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的流露，那么在此以后确实被摧残殆尽了”。
“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我们的善良、单纯与热烈、激昂的气质，欲以加以煽动，加以驱驶，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与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力时，就遭到空前未有惨毒无比的迫害、折磨和镇压。”
“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个污秽、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怎么不是血呢？”
“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满的白由，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即使奴役他人者也同样不得自由。当我们深受暴政的奴役，我们不愿作奴隶的同时，但我们自身作为反抗者不能建立新的形式的奴隶制度。”
…………
1969年4月29日，林昭因思想反动拒不认罪被改判死刑，在苏州郊处秘密枪决。第二天，刽子手找上林昭家门，向其母亲和妹妹索要五分钱子弹费。
遇罗克1966年7月写作《出生论》，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在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第1期上刊载，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但为当时的主流意识所不容。1967年4月17日，毛内阁——“中央文革小姐”表态说《出身论》是反动的。1968年1月1日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被杀害。罪名是“思想反动透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1968年，辽宁省委宣传干事张志新因向同事透露“我考虑的不是这一派那一派的问题，我考虑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我觉得文化大革命好多问题我不能理解。”被同事告发。1969年9月18日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被关押在只能容纳一人、而且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号”里，背着18斤背铐，拖着沉重而冰冷的脚镣；头发几乎被拔光；被有人唆使的男犯人强奸、轮奸无数次；终致精神失常。因始终坚持自己无罪，1970年5月经毛太阳的侄儿毛远新亲自指示，张志新以“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同志，为刘少奇翻案”的罪名被判死刑。1975年4月4日在沈阳大洼刑场被枪决。临刑前因害怕她当众喊口号，四个冷血壮汉奉命把她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用普通刀子割断了她的喉管，把一位女管教员当场吓昏……
李九莲：江西赣州冶金机械厂学徒工，文革期间为赣州第三中学宣传股长，学生部长，第三中学卫东彪造反兵团负责人，参加了文革期间全国最早也最大规模的一次武斗。1969年2月给在部队服役的初恋男友写信，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提出质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的斗争？”“我时常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产生反感。”……她的男友立即将恋人的信交给所在部队政治部。李九莲于同年五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在狱中受尽非人折磨。1976年12月在狱中写成《我的政治态度》，被认定在服刑期间重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于1977年12月14日执行。临刑前为防范她在大众之前呼冤喊口号，竟灭绝人性地把她的下颚、舌头用一根尖锐的竹签穿成一体……
黎莲：和李九莲一样给在部队服役的男友写信质疑文革，被男友告发判死刑，1970年被枪决时年仅18岁。临刑前在囚车上被活体取肾，四个冷血的武警把她按在车壁上，衣服往上一撸，没使用任何麻醉药，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就在她的右腰处划开一条半尺长的裂口，一个血淋淋的肾从里面摘了下来，然后匆匆往里面塞上一团药绵，纱布，来不及缝合就押往刑场执行枪决。同时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一位大官正在等待种植这颗从血泊中掠夺来的肾……
被活体取肾的还有小学女教师钟海源，因为为李九莲鸣冤被判死刑。接受她肾的是南昌九十二野战医院的一位高干子弟，此人坚持要活体取下的肾，还说女肾比男肾好，尤其是年轻女人的肾更好……钟海源的尸体则被九十二野战医院拉去作了解剖标本。
原文
Saturday, March 6, 2010
对比新闻：西方媒体如何"反华"
对于中国媒体来说，“西方媒体”这个字眼常常同“反华”和“妖魔化中国”联系在一起。
长期以来，中国指责西方媒体“反华”、“妖魔化中国”的言论比比皆是。例如，国际在线2月24日的一篇评论指责“《纽约时报》等一些西方媒体”在报导谷歌受到黑客攻击的消息时“别有用心的无端指控”，“用偏见‘抹黑’中国、‘妖魔化中国’”。报导说：“近年来，伴随中国快速发展和崛起，对中国各种版本的无端指责此起彼伏。能源、环境、所谓的‘有毒’食品、‘危险’玩具等等，都成了‘妖魔化中国’的武器。”
*西方媒体何以同中国作对？*
新华网2008年4月17日的报导指责美国福克斯电视台和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对中国奥运火炬传递的报导不公正，是丑化和攻击中国，并且因此把矛头指向所有“西方媒体”。报导说： “为了达到破坏北京奥运的目的，西方媒体公然撕下‘公正客观’的伪装，极尽颠倒黑白、歪曲事实之能事，甚至赤膊跳上前台，充当‘马前卒’。””
人民网2月9日刊登的一篇回顾近30年来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变化的文章总结了西方媒体主要在哪些方面“负面报导”中国。文章说：“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政治风波......之后，以美国媒体为主的西方对华报导基本以负面为主......，反华势力一时形成了主流，并占据了媒体和舆论的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当时主导国际舆论的美国报刊、广播影视纷纷把中国和中国人描绘成践踏人权的‘警察国家’，未来核战争的狂人，极端民族主义；而西方主流媒体在知识产权、计划生育、不同政见、民族等问题上，也制造了大量舆论，借‘六四’余波和中国威胁论的兴起，再度强化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分歧。”
人民网2月9日的文章总结说：“从根本上说，三十年来，西方媒体看待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视角没有改变，始终是以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标准来评价中国共产党。”
*中非关系，西方媒体怎么说*
新华社2月26日报导：“近年来，一些西方媒体妖魔化中非合作的报导逐渐升温，宣扬所谓‘中国实施新殖民主义’、‘中国掠夺非洲资源’等论调，歪曲中非合作，挑拨中非关系。”
《纽约时报》2008年6月19日刊登的一篇文章说：“中国在非洲的介入......不仅引来西方的批评，而且引来非洲的批评。”“最近几个月里，中国的投资引发公众抗议，人们指责中国在赞比亚和纳米比亚的公司工资低，工作条件恶劣。”
与此同时，这篇文章还说：“在苏丹，中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说服喀土穆允许在达尔富尔部署一支联合国-非洲联盟维和部队。”
彭博通讯社2008年7月22日一篇有关中国公司在刚果的报导说：“总部设在英国牛津的‘发展中权利与责任’组织的执行主任菲尼说：‘中国的熔化炉从整个加丹加地区使用童工的矿山购买钴和铜。中国的熔化炉根本不在乎他们的工人或者挖矿石的儿童的健康和安全。’”
“欧洲议会的葡萄牙议员安娜·玛丽娅·戈麦斯说，中国人不把给非洲人的援助和投资同要求当地政府尊重人权和劳工标准联系起来。”
报导同时说： “中国外长杨洁篪12月在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院说，应该允许各国自己设立各自的发展标准。他说：‘应该尊重所有国家选择自己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
报导同时指出，中国在非洲获得的矿产，有很多最终进入了西方国家。报导说：“中国公司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获得的原材料向中国的工厂供货，而这些工厂每年出口价值1万亿美元的商品。......邦德说：‘西方将生产订单转包给中国的制造业。中国进口非洲原材料，然后再以成品零部件的方式出口到西方国家。’”
《华尔街日报》2009年11月9日报导：“中国总理说，他的国家将向非洲国家提供100亿美元贷款，没有任何附加的政治条件。”“温家宝还说，中国还将免除一些非洲国家的债务。”
报导同时指出：“批评人士说，北京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投资和贷款影响了西方国家政府和世界银行这类机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工作。”
《时代周刊》2009年11月16日的一篇文章说：“作为对非洲国家提供的所谓‘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援助和低成本贷款的回报，北京希望获得对原油和自然资源的优先权、在联合国这类机构中的支持、以及非洲各国政府允许中国公司首先进入当地消费市场的机会，不管这些政府是好的、坏的、还是专制的。”
*“中国威胁论”空穴来风？*
环球网3月2日报导：“中国应建立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美国竞争 ‘冠军国家’。”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大校在其今年1月出版的一本名为《中国梦》的书中阐述了这一惊人主张。如此直白袒露的观点加之出自中国军方的高级官员之口，因此格外引人注意。......同一天，刘明福大校在接受环球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强大不是美国的特权，中国不能只当‘经济大国’而不当‘军事大国’......。环球网当天发起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约80%的受访者赞成作者主张，支持中国争当世界第一军事强国。”
“刘明福在书中表示，‘成为世界第一，做头号强国，是中国21世纪的大目标......21世纪的中国，如果不能成为世界第一，不能成为头号强国，就必然是一个落伍的国家，是一个被淘汰的国家。’他还表示，中国需要经济崛起，也需要军事崛起。中国应利用自身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成为世界头号军事强国......。”
人民网3月3日的一篇文章说：“因呼吁中国取代美国做世界第一，解放军大校刘明福在新书《中国梦》中的言论就像一颗炸弹，甫一扔出，便在西方媒体炸开了锅。”
路透社3月1日报导：“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在新书《中国梦》中提出，中国应该建立起全球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美国竞争‘冠军国家’，书作尽现中国不断膨胀的雄心壮志。”
报导说：“ 《中国梦》不代表中国政府的政策，中国政府在国家目标上还远没有书中的主张那么咄咄逼人。”
美国之音3月2日的报导说：“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校公开提出要和美国‘竞争，对决’，显然和中国领导人在国际社会上高唱的‘和平崛起’的调子不符。”“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公开发表鹰派言论引起媒体热议已经不是第一次。若干年前，也是在这所国防大学，其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在会见海外驻港记者时声称，如果美国介入台海冲突，中国准备以动用核武器作出回应。据当时的《纽约时报》报导，朱成虎少将在与国外记者交谈时还用流利的英文表示：‘中国人已做好西安以东城市全数遭到摧毁的准备，当然，美国也必须做好准备，美国西岸一百多个或二百多个、甚至更多的城市可能被中国摧毁。’”
美国之音3月2日的另一篇报导说：“香港公开大学教授苏维初说，最近中国军方官员和学者的强硬表态虽然并非直接出自中央领导层之口，但很可能得到了北京的允许，也许北京想试探是否可以结束‘韬光养晦’的策略。”
英国广播公司BBC3月1日报导：“刘明福在其新书《中国梦》的开篇就援引一位中国专家说，‘世界太重要了，不能把它交给美国。中国要做世界的设计师，中国要引领世界走向更好的未来。’”“他说，‘中国要救自己、救世界，就要有当舵手的准备。’”
美国广播公司 ABC3月2日报导：“人民解放军大校刘明福在新书《中国梦》......写道：‘在过去500年里，不同的国家先后成为世界冠军。......21世纪该轮到中国成为世界冠军了。’”
报导同时说：“刘明福在写给美国广播公司的电子邮件中说：‘美国公众没有必要害怕中国。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将是人类历史上最文明的竞争。他说：‘没有必要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他还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军力不可能、也没必要超过美国。’”报导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的学者金灿荣告诉美国广播公司说，‘这本书仅仅代表了作者的个人观点......，不应该被视为反映了中国军方甚至最高领导层的意图。’”
*西方媒体“反华”往事*
三十多年前，中国有过一场批判西方电影“反华”的运动。人民网2008年1月 24日转载的《东方早报》的一篇报导说：“1972年，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来中国拍摄纪录片《中国》。......1974年，在江青的指示下，《人民日报》刊发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中国》诋毁中国形象，国内掀起批判《中国》的巨大声浪。”
《新京报》2005年1月27日报导：“对于安东尼奥尼的批判就如暴风骤雨般而来。批判安氏的活动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
《人民日报》1974年1月30日的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说：“这个影片(指《中国》)的出现，是一个严重的反华事件，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在他拍摄的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影片中，根本没有反映我们伟大祖国的新事物、新气象、新面貌，而是把大量经过恶意歪曲了的场面和镜头集中起来，攻击我国领导人，丑化社会主义新中国，诽谤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侮辱我国人民。”“他攻击人民公社经历了‘失望’，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乱了生产系统’，使前人遗留下来的古迹已剩下‘寥寥无几’......。总之，在安东尼奥尼这个反动分子看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中国的革命搞糟了，只有倒退，只有复旧，才有出路。”
《东方早报》2008年1月24日报导：“1979年，中国外交部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关于肃清 “四人帮”在批判〈中国〉影片问题上的流毒，拨乱反正的请示》，一场持续多年的‘反华事件’画上句号。”“原外交部工作人员郁泉锡说：‘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正好我们文化部长到意大利去参加一个中国电影的回顾展，就利用这个机会，向安东尼奥尼本人表示我们的歉意，而且亲自登门拜访。’”
报导说：“2004年，《中国》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展’上放映一场，一票难求。”
安东尼奥尼及其纪录片《中国》不再算“反华”了。然而时隔三十多年以后，再读一读1974年《人民日报》那篇批判安东尼奥尼的文章，似乎感觉并未过时。文章说：“反华影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出现，决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事件，而是有它的国际背景的。近些年来，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越来越好，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取得新的更大胜利，我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妄想孤立中国、颠覆中国的阴谋遭到可耻的破产。但是，我们的敌人对于他们在中国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攻击中国革命，污蔑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是他们妄图在中国实现反革命复辟，使中国重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种舆论准备。”“中国人民将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正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说过的：‘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原文
长期以来，中国指责西方媒体“反华”、“妖魔化中国”的言论比比皆是。例如，国际在线2月24日的一篇评论指责“《纽约时报》等一些西方媒体”在报导谷歌受到黑客攻击的消息时“别有用心的无端指控”，“用偏见‘抹黑’中国、‘妖魔化中国’”。报导说：“近年来，伴随中国快速发展和崛起，对中国各种版本的无端指责此起彼伏。能源、环境、所谓的‘有毒’食品、‘危险’玩具等等，都成了‘妖魔化中国’的武器。”
*西方媒体何以同中国作对？*
新华网2008年4月17日的报导指责美国福克斯电视台和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对中国奥运火炬传递的报导不公正，是丑化和攻击中国，并且因此把矛头指向所有“西方媒体”。报导说： “为了达到破坏北京奥运的目的，西方媒体公然撕下‘公正客观’的伪装，极尽颠倒黑白、歪曲事实之能事，甚至赤膊跳上前台，充当‘马前卒’。””
人民网2月9日刊登的一篇回顾近30年来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变化的文章总结了西方媒体主要在哪些方面“负面报导”中国。文章说：“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政治风波......之后，以美国媒体为主的西方对华报导基本以负面为主......，反华势力一时形成了主流，并占据了媒体和舆论的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当时主导国际舆论的美国报刊、广播影视纷纷把中国和中国人描绘成践踏人权的‘警察国家’，未来核战争的狂人，极端民族主义；而西方主流媒体在知识产权、计划生育、不同政见、民族等问题上，也制造了大量舆论，借‘六四’余波和中国威胁论的兴起，再度强化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分歧。”
人民网2月9日的文章总结说：“从根本上说，三十年来，西方媒体看待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视角没有改变，始终是以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标准来评价中国共产党。”
*中非关系，西方媒体怎么说*
新华社2月26日报导：“近年来，一些西方媒体妖魔化中非合作的报导逐渐升温，宣扬所谓‘中国实施新殖民主义’、‘中国掠夺非洲资源’等论调，歪曲中非合作，挑拨中非关系。”
《纽约时报》2008年6月19日刊登的一篇文章说：“中国在非洲的介入......不仅引来西方的批评，而且引来非洲的批评。”“最近几个月里，中国的投资引发公众抗议，人们指责中国在赞比亚和纳米比亚的公司工资低，工作条件恶劣。”
与此同时，这篇文章还说：“在苏丹，中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说服喀土穆允许在达尔富尔部署一支联合国-非洲联盟维和部队。”
彭博通讯社2008年7月22日一篇有关中国公司在刚果的报导说：“总部设在英国牛津的‘发展中权利与责任’组织的执行主任菲尼说：‘中国的熔化炉从整个加丹加地区使用童工的矿山购买钴和铜。中国的熔化炉根本不在乎他们的工人或者挖矿石的儿童的健康和安全。’”
“欧洲议会的葡萄牙议员安娜·玛丽娅·戈麦斯说，中国人不把给非洲人的援助和投资同要求当地政府尊重人权和劳工标准联系起来。”
报导同时说： “中国外长杨洁篪12月在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院说，应该允许各国自己设立各自的发展标准。他说：‘应该尊重所有国家选择自己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
报导同时指出，中国在非洲获得的矿产，有很多最终进入了西方国家。报导说：“中国公司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获得的原材料向中国的工厂供货，而这些工厂每年出口价值1万亿美元的商品。......邦德说：‘西方将生产订单转包给中国的制造业。中国进口非洲原材料，然后再以成品零部件的方式出口到西方国家。’”
《华尔街日报》2009年11月9日报导：“中国总理说，他的国家将向非洲国家提供100亿美元贷款，没有任何附加的政治条件。”“温家宝还说，中国还将免除一些非洲国家的债务。”
报导同时指出：“批评人士说，北京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投资和贷款影响了西方国家政府和世界银行这类机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工作。”
《时代周刊》2009年11月16日的一篇文章说：“作为对非洲国家提供的所谓‘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援助和低成本贷款的回报，北京希望获得对原油和自然资源的优先权、在联合国这类机构中的支持、以及非洲各国政府允许中国公司首先进入当地消费市场的机会，不管这些政府是好的、坏的、还是专制的。”
*“中国威胁论”空穴来风？*
环球网3月2日报导：“中国应建立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美国竞争 ‘冠军国家’。”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大校在其今年1月出版的一本名为《中国梦》的书中阐述了这一惊人主张。如此直白袒露的观点加之出自中国军方的高级官员之口，因此格外引人注意。......同一天，刘明福大校在接受环球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强大不是美国的特权，中国不能只当‘经济大国’而不当‘军事大国’......。环球网当天发起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约80%的受访者赞成作者主张，支持中国争当世界第一军事强国。”
“刘明福在书中表示，‘成为世界第一，做头号强国，是中国21世纪的大目标......21世纪的中国，如果不能成为世界第一，不能成为头号强国，就必然是一个落伍的国家，是一个被淘汰的国家。’他还表示，中国需要经济崛起，也需要军事崛起。中国应利用自身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成为世界头号军事强国......。”
人民网3月3日的一篇文章说：“因呼吁中国取代美国做世界第一，解放军大校刘明福在新书《中国梦》中的言论就像一颗炸弹，甫一扔出，便在西方媒体炸开了锅。”
路透社3月1日报导：“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在新书《中国梦》中提出，中国应该建立起全球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美国竞争‘冠军国家’，书作尽现中国不断膨胀的雄心壮志。”
报导说：“ 《中国梦》不代表中国政府的政策，中国政府在国家目标上还远没有书中的主张那么咄咄逼人。”
美国之音3月2日的报导说：“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校公开提出要和美国‘竞争，对决’，显然和中国领导人在国际社会上高唱的‘和平崛起’的调子不符。”“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公开发表鹰派言论引起媒体热议已经不是第一次。若干年前，也是在这所国防大学，其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在会见海外驻港记者时声称，如果美国介入台海冲突，中国准备以动用核武器作出回应。据当时的《纽约时报》报导，朱成虎少将在与国外记者交谈时还用流利的英文表示：‘中国人已做好西安以东城市全数遭到摧毁的准备，当然，美国也必须做好准备，美国西岸一百多个或二百多个、甚至更多的城市可能被中国摧毁。’”
美国之音3月2日的另一篇报导说：“香港公开大学教授苏维初说，最近中国军方官员和学者的强硬表态虽然并非直接出自中央领导层之口，但很可能得到了北京的允许，也许北京想试探是否可以结束‘韬光养晦’的策略。”
英国广播公司BBC3月1日报导：“刘明福在其新书《中国梦》的开篇就援引一位中国专家说，‘世界太重要了，不能把它交给美国。中国要做世界的设计师，中国要引领世界走向更好的未来。’”“他说，‘中国要救自己、救世界，就要有当舵手的准备。’”
美国广播公司 ABC3月2日报导：“人民解放军大校刘明福在新书《中国梦》......写道：‘在过去500年里，不同的国家先后成为世界冠军。......21世纪该轮到中国成为世界冠军了。’”
报导同时说：“刘明福在写给美国广播公司的电子邮件中说：‘美国公众没有必要害怕中国。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将是人类历史上最文明的竞争。他说：‘没有必要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他还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军力不可能、也没必要超过美国。’”报导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的学者金灿荣告诉美国广播公司说，‘这本书仅仅代表了作者的个人观点......，不应该被视为反映了中国军方甚至最高领导层的意图。’”
*西方媒体“反华”往事*
三十多年前，中国有过一场批判西方电影“反华”的运动。人民网2008年1月 24日转载的《东方早报》的一篇报导说：“1972年，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来中国拍摄纪录片《中国》。......1974年，在江青的指示下，《人民日报》刊发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中国》诋毁中国形象，国内掀起批判《中国》的巨大声浪。”
《新京报》2005年1月27日报导：“对于安东尼奥尼的批判就如暴风骤雨般而来。批判安氏的活动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
《人民日报》1974年1月30日的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说：“这个影片(指《中国》)的出现，是一个严重的反华事件，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在他拍摄的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影片中，根本没有反映我们伟大祖国的新事物、新气象、新面貌，而是把大量经过恶意歪曲了的场面和镜头集中起来，攻击我国领导人，丑化社会主义新中国，诽谤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侮辱我国人民。”“他攻击人民公社经历了‘失望’，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乱了生产系统’，使前人遗留下来的古迹已剩下‘寥寥无几’......。总之，在安东尼奥尼这个反动分子看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中国的革命搞糟了，只有倒退，只有复旧，才有出路。”
《东方早报》2008年1月24日报导：“1979年，中国外交部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关于肃清 “四人帮”在批判〈中国〉影片问题上的流毒，拨乱反正的请示》，一场持续多年的‘反华事件’画上句号。”“原外交部工作人员郁泉锡说：‘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正好我们文化部长到意大利去参加一个中国电影的回顾展，就利用这个机会，向安东尼奥尼本人表示我们的歉意，而且亲自登门拜访。’”
报导说：“2004年，《中国》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展’上放映一场，一票难求。”
安东尼奥尼及其纪录片《中国》不再算“反华”了。然而时隔三十多年以后，再读一读1974年《人民日报》那篇批判安东尼奥尼的文章，似乎感觉并未过时。文章说：“反华影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出现，决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事件，而是有它的国际背景的。近些年来，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越来越好，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取得新的更大胜利，我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妄想孤立中国、颠覆中国的阴谋遭到可耻的破产。但是，我们的敌人对于他们在中国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攻击中国革命，污蔑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是他们妄图在中国实现反革命复辟，使中国重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种舆论准备。”“中国人民将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正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说过的：‘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原文
宽恕
白人统治南非的时期，也是种族歧视盛行和黑人人权遭到践踏的最为黑暗的时期。人的生命因为天生的肤色而被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那时候的南非，白色已经不是纯洁和无瑕的象征，相反，正是在白色的名义下，罴皮肤的人成为被合法蹂躏、践踏和侮辱的对象。在这种“白色恐怖”之下，无数的家庭失去了亲人鲜活的生命，黑人有生无命。面对无以复加的苦难和巨大的伤痛，政权移交后，主要由黑人执掌的政府和南非绝大多数人民选择的不是对罪犯的复仇，而是赦免，只要罪犯说出真相，审判也可以免除。面对过去的罪恶，掌握国家权力的人，特别是那些在暴政下受到过残害的人或他们的亲人，很容易点燃复仇之火，行清算之路，而且这在情理上也为世人所理解。但南非人民没有这样做，他们一直都没有这样做，他们宽恕了所有愿意被宽恕的人，想必那些含冤而死的人在天堂里也会同意的。图图大主教是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说：“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南非因此获得了新生。”
我曾向南非学者求教和解成功的主要原因，他们给我解释了许多，但其中有一点让我似乎通透了许多。和解的一个重要因素缘自非洲的传统Ubuntu。 Ubuntu是一种非洲哲学，也是一个人成为人的最基本的要素，“剥夺他人的生命，也就意味着他自己不成其为人”。非洲哲学没有把人分为白人和黑人，更没有把人分为朋友和敌人。在他们看来，所有的人不仅是Ubuntu，而且也应当是Ubuntu。在这种理念之下，南非人宽恕的不仅是有罪的白人，而是有罪的人。
《读者》2010年第6期
作者:贺海仁
我曾向南非学者求教和解成功的主要原因，他们给我解释了许多，但其中有一点让我似乎通透了许多。和解的一个重要因素缘自非洲的传统Ubuntu。 Ubuntu是一种非洲哲学，也是一个人成为人的最基本的要素，“剥夺他人的生命，也就意味着他自己不成其为人”。非洲哲学没有把人分为白人和黑人，更没有把人分为朋友和敌人。在他们看来，所有的人不仅是Ubuntu，而且也应当是Ubuntu。在这种理念之下，南非人宽恕的不仅是有罪的白人，而是有罪的人。
《读者》2010年第6期
作者:贺海仁
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文物清单
1．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焚骨扬灰。
2．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改造成了"烈士陵园"。
3．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4．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5．世界佛教第一至宝，佛祖释尊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6．孔子的坟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7．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二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8．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去病的霍陵也遭了殃。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9．颐和园佛香阁被砸，大佛被毁。
10．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文革被平毁无遗。
11．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书记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庙宇。全市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可保留外，通通毁掉。他一声令下，一百多处古迹在一天之内全部毁掉。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
12．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医圣祠"已不复存在。
13．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烧。
14．汉中勉县"古定军山"石碑，也因诸葛亮是个"地主份子"而被砸毁。
15．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祗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陪伴书圣失去了居所的亡魂。
16．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二人的塑像，安放觉拉寺。被捣毁。
17．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
18．河南汤阴县中学生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
19．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扬灰。
20．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了个稀烂。
21．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马被炸药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
22．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坟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遗骨被挖出游街示众。
23．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的墓被红卫兵砸毁。焚骨。
24．北京城内的袁崇焕的坟被夷成了平地。
25．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腾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扫了个一干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的墓给挖了。
26．吴承恩的故居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现在《西游记》成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就"被毁为一片废墟"。
27．红/卫兵掘开蒲松龄的坟，教书匠蒲松龄真穷，墓里除了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尸体被捣毁。
28．建于一九五九年的吴/敬梓纪念馆在文/革中被铲平。
29．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千古义丐武训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
30．张之洞的坟被刨开。张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红卫兵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张氏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
31．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凿开的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后不知所踪。
32．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
33．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
34．宋代诗人林和靖（９６７－１０２８）的墓也在被毁之列。
35．清末章太炎、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作了牺牲。
36．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氏墓，将他的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象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
37．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旧居，蒋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
38．南漳县为抗日名将张自忠建造的张公祠、张氏衣冠冢和三个纪念亭均被破坏。
39．杨虎城将军，虽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
40．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画，曾被俄、英、德等贪焚商人盗割，卖到西方。但那运到国外的壁画毕竟被博物馆珍藏，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41．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养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如今，那对狮子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
42．安徽霍邸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统被砸毁。'文革后省、县拨款数万修葺，‘尚未完全复原。'山东莱阳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成殿被拆除。'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的吉林市文庙，‘破四旧'中严重受损，荒废多年，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43．唐代高僧褒禅结芦安徽含山县花山，死后弟子改山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褒禅山记》后，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
44．全国最大的道教圣地老子讲经台及周围近百座道馆被毁。
45．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经另一宋代大家苏东坡手书，刻石立碑于安徽滁县琅玡山脚当初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将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
除了有计划的毁灭古迹，文物古董毁坏的更多：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过后梁漱溟回忆抄家时红卫兵的举动时说：‘他们扑字画、砸石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
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他被赶回了安徽老家。当时在上海居住的画家林风眠家被抄家、画被焚烧，又在风声鹤唳中自己将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进马桶、沉入粪池。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八十四岁的杭州名学者马一浮的家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他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名满天下的上海书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也是八十四岁。他担心‘反动书画'累及家人，老泪纵横地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入挣时出家门，倒进苏州河。
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祗落得‘四旧'二字，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连遥远的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新华书店的存书，通通被烧成了灰。
湖南江永县有一种仅为妇女懂得的文字，人称‘女书'。虽流传已近千年，因为不入男子的社会，流传并不广，许多用女书写成的诗歌被妇女珍藏，代代相藏，从未与世人见面。江永县地虽偏僻，‘破四旧'却逃不脱，许多本应成为社会学、文字学乃至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女书手稿被焚毁。
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分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别多。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
红学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泽东批判后，便是钦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用肮脏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资料。当时，中国特有的刻瓷艺术家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来曾规定朱的作品是国宝，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红卫兵将他的作品摔了个稀烂。不久，朱凄惨地死去，国宝不复再现。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缯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由中国政府拿去，作为国宝赠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他化了几十年的功夫，收集到各地上千张古版画，如今被烧了个一干二净。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已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烧。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上海市委，才派人制止。但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
陕西画家石鲁被拉到西安钟楼大街的钟楼外，当街吊起来，在人群的围观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画'被一幅幅拿出，批斗一幅即撕毁一幅或在画面上用红笔打个叉。
因江青点名咒骂了名画家齐白石。北京的红卫兵砸了他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书的匾上的字迹。上海画院七十五岁的画家朱屺瞻，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七十余方齐白石为他的刻的印章一个没剩。
一九五二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前妻杨宛君将张在甘肃敦煌石窟现场临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画全部献给了国家，自己仅保留十四幅张氏为她作的画。如今抄家者光顾杨宅，那十四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
著名的木刻家刘岘（中央美术馆馆长）被勒令交出全部‘四旧'后，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摞在壁炉旁，然后，点着火炉，一块一块地投进火炉，全部烧光！
中国的古迹少，博物馆里的文物更是少的可怜，民间的文物十个有九个都是假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以前都毁掉了！
中国几乎没有几个美术馆，有也全都是现代画家，古代书画墨宝极少，为什么？因为书画是最容易毁掉的，扔到火里一烧就没了！
西哈努克来中国，想去白马寺看中国最著名的古雕塑十八罗汉像，结果已经被砸掉了，是周总理急电叫山西下华岩寺把罗汉拆下来去冒充！
北京的都知道拆古城墻的事，但是谁知道什么是双塔庆寿寺？京城第一皇家名刹，两座800多年的古塔，什么都没留下来！
原文
2．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改造成了"烈士陵园"。
3．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4．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5．世界佛教第一至宝，佛祖释尊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6．孔子的坟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7．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二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8．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去病的霍陵也遭了殃。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9．颐和园佛香阁被砸，大佛被毁。
10．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文革被平毁无遗。
11．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书记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庙宇。全市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可保留外，通通毁掉。他一声令下，一百多处古迹在一天之内全部毁掉。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
12．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医圣祠"已不复存在。
13．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烧。
14．汉中勉县"古定军山"石碑，也因诸葛亮是个"地主份子"而被砸毁。
15．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祗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陪伴书圣失去了居所的亡魂。
16．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二人的塑像，安放觉拉寺。被捣毁。
17．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
18．河南汤阴县中学生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
19．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扬灰。
20．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了个稀烂。
21．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马被炸药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
22．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坟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遗骨被挖出游街示众。
23．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的墓被红卫兵砸毁。焚骨。
24．北京城内的袁崇焕的坟被夷成了平地。
25．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腾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扫了个一干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的墓给挖了。
26．吴承恩的故居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现在《西游记》成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就"被毁为一片废墟"。
27．红/卫兵掘开蒲松龄的坟，教书匠蒲松龄真穷，墓里除了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尸体被捣毁。
28．建于一九五九年的吴/敬梓纪念馆在文/革中被铲平。
29．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千古义丐武训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
30．张之洞的坟被刨开。张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红卫兵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张氏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
31．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凿开的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后不知所踪。
32．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
33．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
34．宋代诗人林和靖（９６７－１０２８）的墓也在被毁之列。
35．清末章太炎、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作了牺牲。
36．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氏墓，将他的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象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
37．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旧居，蒋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
38．南漳县为抗日名将张自忠建造的张公祠、张氏衣冠冢和三个纪念亭均被破坏。
39．杨虎城将军，虽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
40．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画，曾被俄、英、德等贪焚商人盗割，卖到西方。但那运到国外的壁画毕竟被博物馆珍藏，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41．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养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如今，那对狮子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
42．安徽霍邸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统被砸毁。'文革后省、县拨款数万修葺，‘尚未完全复原。'山东莱阳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成殿被拆除。'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的吉林市文庙，‘破四旧'中严重受损，荒废多年，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43．唐代高僧褒禅结芦安徽含山县花山，死后弟子改山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褒禅山记》后，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
44．全国最大的道教圣地老子讲经台及周围近百座道馆被毁。
45．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经另一宋代大家苏东坡手书，刻石立碑于安徽滁县琅玡山脚当初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将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
除了有计划的毁灭古迹，文物古董毁坏的更多：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过后梁漱溟回忆抄家时红卫兵的举动时说：‘他们扑字画、砸石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
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他被赶回了安徽老家。当时在上海居住的画家林风眠家被抄家、画被焚烧，又在风声鹤唳中自己将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进马桶、沉入粪池。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八十四岁的杭州名学者马一浮的家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他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名满天下的上海书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也是八十四岁。他担心‘反动书画'累及家人，老泪纵横地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入挣时出家门，倒进苏州河。
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祗落得‘四旧'二字，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连遥远的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新华书店的存书，通通被烧成了灰。
湖南江永县有一种仅为妇女懂得的文字，人称‘女书'。虽流传已近千年，因为不入男子的社会，流传并不广，许多用女书写成的诗歌被妇女珍藏，代代相藏，从未与世人见面。江永县地虽偏僻，‘破四旧'却逃不脱，许多本应成为社会学、文字学乃至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女书手稿被焚毁。
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分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别多。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
红学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泽东批判后，便是钦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用肮脏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资料。当时，中国特有的刻瓷艺术家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来曾规定朱的作品是国宝，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红卫兵将他的作品摔了个稀烂。不久，朱凄惨地死去，国宝不复再现。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缯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由中国政府拿去，作为国宝赠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他化了几十年的功夫，收集到各地上千张古版画，如今被烧了个一干二净。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已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烧。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上海市委，才派人制止。但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
陕西画家石鲁被拉到西安钟楼大街的钟楼外，当街吊起来，在人群的围观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画'被一幅幅拿出，批斗一幅即撕毁一幅或在画面上用红笔打个叉。
因江青点名咒骂了名画家齐白石。北京的红卫兵砸了他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书的匾上的字迹。上海画院七十五岁的画家朱屺瞻，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七十余方齐白石为他的刻的印章一个没剩。
一九五二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前妻杨宛君将张在甘肃敦煌石窟现场临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画全部献给了国家，自己仅保留十四幅张氏为她作的画。如今抄家者光顾杨宅，那十四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
著名的木刻家刘岘（中央美术馆馆长）被勒令交出全部‘四旧'后，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摞在壁炉旁，然后，点着火炉，一块一块地投进火炉，全部烧光！
中国的古迹少，博物馆里的文物更是少的可怜，民间的文物十个有九个都是假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以前都毁掉了！
中国几乎没有几个美术馆，有也全都是现代画家，古代书画墨宝极少，为什么？因为书画是最容易毁掉的，扔到火里一烧就没了！
西哈努克来中国，想去白马寺看中国最著名的古雕塑十八罗汉像，结果已经被砸掉了，是周总理急电叫山西下华岩寺把罗汉拆下来去冒充！
北京的都知道拆古城墻的事，但是谁知道什么是双塔庆寿寺？京城第一皇家名刹，两座800多年的古塔，什么都没留下来！
原文
美国是中国民主的最大敌人
1949年，是谁断然拒绝蒋介石军事援助的请求，坐看中共军队渡过长江？是美国。美国政府喜欢共产党吗？不，那时候美国国内是反共的。美国人只是喜欢扶持在中国的共产党。
中共经过反右、文革，把独裁统治和个人崇拜发挥到极点的时候，是谁主动上门跟中共用乒乓外交眉来眼去？是美国。
当台湾走上经济高速发展的民生之路，而大陆仍然深陷于阶级斗争的红色海洋，，是谁，带头把台湾逼出了联合国，把中共抬入了联合国？是美国。
当8964的鲜血还没干，8964的尸体还没有腐烂，是谁，把红绣球抛向中共？是美国总统布什。
当民主斗士否认未经选举的中共的合法性，当人民拒绝被“三个代表”代表，是谁一直承认中共的合法统治地位，把中共作为战略伙伴？是美国。
美国忌讳共产党吗？也许他们提防过，可是他们在中共最红色恐怖的时候跟中共建交。
当中共训练马来西亚共产党，派出军事顾问协助印尼游击队，当东南亚十三国和中共断交，美国在哪里？美国在为把中共抬入联合国而奔波。
中国有2个政府，一个民主的中华民国政府，一个独裁的大陆政府。美国只跟中共独裁政府建交，只承认中共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
中共的高级官员，纷纷把子女送往美国，把财产转往美国。美国用名校为太子党镀金，让他们继续继承上一代的红色旗帜。
美国为中共高官保存大量的财产，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一旦政局有变，他们在美国有巨额财产，有早已拿到绿卡和美国护照的子孙后代。
美国利用中共的低人权优势，挤垮了竞争对手——欧盟。
美国和中国的产业结构完全不一样，它和中国大陆不是竞争对手，而是互补型的合作伙伴。
扶持一个独裁的中国，可以让美国人感到“中国威胁”。从而让美国人民团结在以XXX总统为核心的自由民主的美国政府周围，凝聚国家力量。
911 以后，美国利用“恐怖事件”大作文章，于是中国的疆独成了恐怖分子而被美国人追杀。于是中国海外民运之父王炳章先生以“恐怖分子”的身份被绑架到中国判处无期徒刑。
你当真以为美国会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去反对中共的独裁吗？做梦。
为什么那些写《 中国可以说不》的人拿了美国绿卡？为什么责问美国的北大女生嫁到了美国？为什么中共领导人的第三代这么多是美国人？难道他们真的会安心去一个对独裁和独裁的支持者充满敌意的国家吗？
那些把美国当做自由民主的基地，指望美国能够成为他们反共同盟军的民主斗士，该醒醒了。
当著名的反日反美愤青郭飞雄因为被余杰王怡排挤而见不到美国总统，愤愤不平。我们要想想这事儿有多荒唐。
当著名的反日但不反美并自称“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的余杰把受到美国总统接见当做了一种荣耀写在自己的小传里，有基督徒这样骂他：“即使丁光训和吴耀宗这种犹大，也不至于去寻求外国政客的庇护。”
而一群自诩为了中国的民主自由事业而奋斗的中国人，却对美国政客充满了一厢情愿的幻想。要怎样的弱智，才能以为美国不是独裁者中共的朋友却会是你们的朋友啊。
原文
中共经过反右、文革，把独裁统治和个人崇拜发挥到极点的时候，是谁主动上门跟中共用乒乓外交眉来眼去？是美国。
当台湾走上经济高速发展的民生之路，而大陆仍然深陷于阶级斗争的红色海洋，，是谁，带头把台湾逼出了联合国，把中共抬入了联合国？是美国。
当8964的鲜血还没干，8964的尸体还没有腐烂，是谁，把红绣球抛向中共？是美国总统布什。
当民主斗士否认未经选举的中共的合法性，当人民拒绝被“三个代表”代表，是谁一直承认中共的合法统治地位，把中共作为战略伙伴？是美国。
美国忌讳共产党吗？也许他们提防过，可是他们在中共最红色恐怖的时候跟中共建交。
当中共训练马来西亚共产党，派出军事顾问协助印尼游击队，当东南亚十三国和中共断交，美国在哪里？美国在为把中共抬入联合国而奔波。
中国有2个政府，一个民主的中华民国政府，一个独裁的大陆政府。美国只跟中共独裁政府建交，只承认中共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
中共的高级官员，纷纷把子女送往美国，把财产转往美国。美国用名校为太子党镀金，让他们继续继承上一代的红色旗帜。
美国为中共高官保存大量的财产，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一旦政局有变，他们在美国有巨额财产，有早已拿到绿卡和美国护照的子孙后代。
美国利用中共的低人权优势，挤垮了竞争对手——欧盟。
美国和中国的产业结构完全不一样，它和中国大陆不是竞争对手，而是互补型的合作伙伴。
扶持一个独裁的中国，可以让美国人感到“中国威胁”。从而让美国人民团结在以XXX总统为核心的自由民主的美国政府周围，凝聚国家力量。
911 以后，美国利用“恐怖事件”大作文章，于是中国的疆独成了恐怖分子而被美国人追杀。于是中国海外民运之父王炳章先生以“恐怖分子”的身份被绑架到中国判处无期徒刑。
你当真以为美国会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去反对中共的独裁吗？做梦。
为什么那些写《 中国可以说不》的人拿了美国绿卡？为什么责问美国的北大女生嫁到了美国？为什么中共领导人的第三代这么多是美国人？难道他们真的会安心去一个对独裁和独裁的支持者充满敌意的国家吗？
那些把美国当做自由民主的基地，指望美国能够成为他们反共同盟军的民主斗士，该醒醒了。
当著名的反日反美愤青郭飞雄因为被余杰王怡排挤而见不到美国总统，愤愤不平。我们要想想这事儿有多荒唐。
当著名的反日但不反美并自称“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的余杰把受到美国总统接见当做了一种荣耀写在自己的小传里，有基督徒这样骂他：“即使丁光训和吴耀宗这种犹大，也不至于去寻求外国政客的庇护。”
而一群自诩为了中国的民主自由事业而奋斗的中国人，却对美国政客充满了一厢情愿的幻想。要怎样的弱智，才能以为美国不是独裁者中共的朋友却会是你们的朋友啊。
原文
中国厅长、美国总统给各自孩子的信
“100多情妇”的江苏建设厅长徐其耀给儿子的信：
孩子：
你的来信我已收到，对你在大学里的表现，我很欣慰，你要再接再厉。既然你选择了一定要走仕途这条路，你就一定要把我下面的劝告铭记在心：
1.不要追求真理，不要探询事物的本来面目。
把探索真理这这类事情让知识分子去做吧，这是他们的事情。要牢牢记住这样的信条：对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确的。实在把握不了，可简化为：上级领导提倡的就是正确的。
2.不但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
要把说假话当成一个习惯，不，当成事业，说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妓女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职业，只不过做官出卖的是嘴。记住，做官以后你的嘴不仅仅属于你自己的，说什么要根据需要。
3.要有文凭，但不要真有知识，真有知识会害了你。
有了知识你就会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是从政的大忌。别看现在的领导都是硕士博士，那都是假的。有的人博士毕业就去应招公务员走向仕途，那是他从读书的那天起就没想研究学问，肯定不学无术。记住，真博士是永远做不了官的。
4.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
5.必须把会做人放在首位，然后才是会做事。
这里的做人做事你可别理解为德才兼备的意思。这里说的做人，就是处关系。做事是实际工作，这点会不会都无所谓。做人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点编织到上下左右的网中，成为这个网的一部分。记住，现在说谁工作能力强，一点都不是说他做事能力强，而是指做人能力强。呵呵，你看那些把能力理解为做事的人，有好日子过才怪。
6.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
谁迎合了农民谁就会成功。我们周围的人无论外表是什么，骨子里都是农民。农民的特点是目光短浅，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须具有农民特点，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远，你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了，后果可想而知。要多学习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个把兄弟什么的，这都不过分。
7.要相信拍马是一种高级艺术。
千万不要以为拍马只要豁出脸皮就行，豁得出去的女人多了，可傍上大款的或把自己卖个好价钱的是极少数，大部分还是做了低层的三陪小姐。这和拍马是一样的道理。拍马就是为了得到上级的赏识。在人治的社会里，上级的赏识是升官的唯一途径，别的都是形式，这一点不可不察。
8.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都不是必须严格遵守的，确切地说，执行起来都是可以变通的。
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制订者从没想到要用这些来约束自己，而是想约束他人。但你要知道，这些不是人人都可以违反的。什么时候坚决遵守，什么时候偷偷违反，让谁违反，要审势而定，否则宽严皆误。
“黑人总统”奥巴马给女儿的信：
亲爱的玛莉亚和莎夏：
我知道这2年你们俩随我一路竞选都有过不少乐子，野餐、游行、逛州博览会，吃了各种或许我和你妈不该让你们吃的垃圾食物。然而我也知道，你们俩和你妈的日子，有时候并不惬意。新来的小狗虽然令你们兴奋，却无法弥补我们不在一起的所有时光。我明白这2年我错过的太多了，今天我要再向你们说说为何我决定带领我们一家走上这趟旅程。
发掘潜能挑战自我。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我认为生活就该绕着我转：我如何在这世上得心应手，成功立业，得到我想要的。后来，你们俩进入了我的世界，带来的种种好奇、淘气和微笑，总能填满我的心，照亮我的日子。突然之间，我为自己谱写的伟大计划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了。我很快便发现，我在你们生命中看到的快乐，就是我自己生命中最大的快乐。而我也同时体认到，如果我不能确保你们此生能够拥有追求幸福和自我实现的一切机会，我自己的生命也没多大价值。总而言之，我的女儿，这就是我竞选总统的原因：我要让你们俩和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孩子，都能拥有我想要给他们的东西。
我要让所有儿童都在能够发掘他们潜能的学校就读；这些学校要能挑战他们，激励他们，并灌输他们对身处的这个世界的好奇心。我要他们有机会上大学，那怕他们的父母并不富有。而且，我要他们能找到好的工作：薪酬高还附带健康保险的工作，让他们有时间陪孩子、并且能带着尊严退休的工作。
责任伴随权利而来。我要大家向发现的极限挑战，让你在有生之年能够看见改善我们生活、使这个行星更干净更安全的新科技和发明。我也要大家向自己的人际界限挑战，跨越使我们看不到对方长处的种族、地域、性别和宗教藩篱。有时候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们不得不把青年男女派到战场或其他危险的地方，然而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要确保师出有名，我们尽了全力以和平方式化解与他人的争执，也想尽了一切办法保障男女官兵的安全。我要每个孩子都明白，这些勇敢的美国人在战场上捍卫的福祉是无法平白得到的：在享有作为这个国家公民的伟大特权之际，重责大任也随之而来。
这正是我在你们这年纪时，外婆想要教我的功课，她把独立宣言开头几行念给我听，告诉我有一些男女为了争取平等挺身而出游行抗议，因为他们认为2个世纪前白纸黑字写下来的这些句子，不应只是空话。
她让我了解到，美国所以伟大，不是因为它完美，而是因为我们可以不断让它变得更好，而让它更好的未竟工作，就落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这是我们交给孩子们的责任，每过一代，美国就更接近我们的理想。
具慈悲心坚持理想。我希望你们俩都愿接下这个工作，看到不对的事要想办法改正，努力帮助别人获得你们有过的机会。这并非只因国家给了我们一家这么多，你们也当有所回馈，虽然你们的确有这个义务，而是因为你们对自己负有义务。因为，唯有在把你的马车套在更大的东西上时，你才会明白自己真正的潜能有多大。
这些是我想要让你们得到的东西：在一个梦想不受限制、无事不能成就的世界中长大，长成具慈悲心、坚持理想，能帮忙打造这样一个世界的女性。我要每个孩子都有和你们一样的机会，去学习、梦想、成长、发展。这就是我带领我们一家展开这趟大冒险的原因。
我深以你俩为荣，你们永远不会明白我有多爱你们，在我们准备一同在白宫开始新生活之际，我没有一天不为你们的忍耐、沉稳、明理和幽默而心存感激。
爱你们的老爹
原文
孩子：
你的来信我已收到，对你在大学里的表现，我很欣慰，你要再接再厉。既然你选择了一定要走仕途这条路，你就一定要把我下面的劝告铭记在心：
1.不要追求真理，不要探询事物的本来面目。
把探索真理这这类事情让知识分子去做吧，这是他们的事情。要牢牢记住这样的信条：对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确的。实在把握不了，可简化为：上级领导提倡的就是正确的。
2.不但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
要把说假话当成一个习惯，不，当成事业，说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妓女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职业，只不过做官出卖的是嘴。记住，做官以后你的嘴不仅仅属于你自己的，说什么要根据需要。
3.要有文凭，但不要真有知识，真有知识会害了你。
有了知识你就会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是从政的大忌。别看现在的领导都是硕士博士，那都是假的。有的人博士毕业就去应招公务员走向仕途，那是他从读书的那天起就没想研究学问，肯定不学无术。记住，真博士是永远做不了官的。
4.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
5.必须把会做人放在首位，然后才是会做事。
这里的做人做事你可别理解为德才兼备的意思。这里说的做人，就是处关系。做事是实际工作，这点会不会都无所谓。做人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点编织到上下左右的网中，成为这个网的一部分。记住，现在说谁工作能力强，一点都不是说他做事能力强，而是指做人能力强。呵呵，你看那些把能力理解为做事的人，有好日子过才怪。
6.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
谁迎合了农民谁就会成功。我们周围的人无论外表是什么，骨子里都是农民。农民的特点是目光短浅，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须具有农民特点，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远，你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了，后果可想而知。要多学习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个把兄弟什么的，这都不过分。
7.要相信拍马是一种高级艺术。
千万不要以为拍马只要豁出脸皮就行，豁得出去的女人多了，可傍上大款的或把自己卖个好价钱的是极少数，大部分还是做了低层的三陪小姐。这和拍马是一样的道理。拍马就是为了得到上级的赏识。在人治的社会里，上级的赏识是升官的唯一途径，别的都是形式，这一点不可不察。
8.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都不是必须严格遵守的，确切地说，执行起来都是可以变通的。
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制订者从没想到要用这些来约束自己，而是想约束他人。但你要知道，这些不是人人都可以违反的。什么时候坚决遵守，什么时候偷偷违反，让谁违反，要审势而定，否则宽严皆误。
“黑人总统”奥巴马给女儿的信：
亲爱的玛莉亚和莎夏：
我知道这2年你们俩随我一路竞选都有过不少乐子，野餐、游行、逛州博览会，吃了各种或许我和你妈不该让你们吃的垃圾食物。然而我也知道，你们俩和你妈的日子，有时候并不惬意。新来的小狗虽然令你们兴奋，却无法弥补我们不在一起的所有时光。我明白这2年我错过的太多了，今天我要再向你们说说为何我决定带领我们一家走上这趟旅程。
发掘潜能挑战自我。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我认为生活就该绕着我转：我如何在这世上得心应手，成功立业，得到我想要的。后来，你们俩进入了我的世界，带来的种种好奇、淘气和微笑，总能填满我的心，照亮我的日子。突然之间，我为自己谱写的伟大计划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了。我很快便发现，我在你们生命中看到的快乐，就是我自己生命中最大的快乐。而我也同时体认到，如果我不能确保你们此生能够拥有追求幸福和自我实现的一切机会，我自己的生命也没多大价值。总而言之，我的女儿，这就是我竞选总统的原因：我要让你们俩和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孩子，都能拥有我想要给他们的东西。
我要让所有儿童都在能够发掘他们潜能的学校就读；这些学校要能挑战他们，激励他们，并灌输他们对身处的这个世界的好奇心。我要他们有机会上大学，那怕他们的父母并不富有。而且，我要他们能找到好的工作：薪酬高还附带健康保险的工作，让他们有时间陪孩子、并且能带着尊严退休的工作。
责任伴随权利而来。我要大家向发现的极限挑战，让你在有生之年能够看见改善我们生活、使这个行星更干净更安全的新科技和发明。我也要大家向自己的人际界限挑战，跨越使我们看不到对方长处的种族、地域、性别和宗教藩篱。有时候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们不得不把青年男女派到战场或其他危险的地方，然而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要确保师出有名，我们尽了全力以和平方式化解与他人的争执，也想尽了一切办法保障男女官兵的安全。我要每个孩子都明白，这些勇敢的美国人在战场上捍卫的福祉是无法平白得到的：在享有作为这个国家公民的伟大特权之际，重责大任也随之而来。
这正是我在你们这年纪时，外婆想要教我的功课，她把独立宣言开头几行念给我听，告诉我有一些男女为了争取平等挺身而出游行抗议，因为他们认为2个世纪前白纸黑字写下来的这些句子，不应只是空话。
她让我了解到，美国所以伟大，不是因为它完美，而是因为我们可以不断让它变得更好，而让它更好的未竟工作，就落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这是我们交给孩子们的责任，每过一代，美国就更接近我们的理想。
具慈悲心坚持理想。我希望你们俩都愿接下这个工作，看到不对的事要想办法改正，努力帮助别人获得你们有过的机会。这并非只因国家给了我们一家这么多，你们也当有所回馈，虽然你们的确有这个义务，而是因为你们对自己负有义务。因为，唯有在把你的马车套在更大的东西上时，你才会明白自己真正的潜能有多大。
这些是我想要让你们得到的东西：在一个梦想不受限制、无事不能成就的世界中长大，长成具慈悲心、坚持理想，能帮忙打造这样一个世界的女性。我要每个孩子都有和你们一样的机会，去学习、梦想、成长、发展。这就是我带领我们一家展开这趟大冒险的原因。
我深以你俩为荣，你们永远不会明白我有多爱你们，在我们准备一同在白宫开始新生活之际，我没有一天不为你们的忍耐、沉稳、明理和幽默而心存感激。
爱你们的老爹
原文
中国大陆富人哪来的钱？
两周前，我在自己的专栏文章《中国一直在“补贴”西方？》中谈到了中国大城市某些物价比西方还贵这一现象，并试图探讨其中的原因，引来了很多读者评论。
其中一位读者发贴，这样问道：“作者写的东西我也不否认，但是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还那么有钱，国内好一些的饭馆爆满，出一次国，回来就是大包小包。什么文艺演出，都是几百元的票价，还坐得满满的。都是哪里来的钱？”
其实，这也是我内心的疑惑。常理告诉我：如果中国大城市存在着比西方还贵的物价，那就一定有比西方还富的人群在支撑着这种物价。我今年在北京生活了半年多，所见所闻，确实验证了这一常理。
当然，这类富人在整个中国所占比例极小，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特别大，即使极小的比例，绝对人数也不少。波士顿咨询公司（BCG）最近公布了一份关于中国富人的研究报告，报告称，2008年中国拥有百万美元资产的家庭不到中国家庭总数的0.1%，但拥有45%的总财富，半数以上的百万美元资产家庭集中在广东、上海、浙江、北京、江苏和山东六个省市。
别的地方我不清楚，我只谈谈我生活过的北京。我的感觉是：即使是在北京，富人也是少数，但由于灰色收入的存在，北京能够支撑比西方还贵的物价的消费者比例应该大于0.1%。半年多的北京生活，我算是亲身见识了这些北京人的“不差钱”：他们开着好车，戴着名表，经常去高档餐馆吃饭，豪华洗浴中心泡澡，卡拉OK歌厅飙歌，灯红酒绿之处按摩、洗脚……他们花钱时出手之大方、之豪爽，应该不比西方同类逊色，有时甚至更胜一筹。
随之而来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
这些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人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产物，包括私企老板、外企的高薪雇员、律师、咨询师、会计师等高级专业人员、歌星、演员等娱乐圈名人；第二类人是中国房市和股市两大市场的受益者，包括房地产开发商、股市庄家、资本玩家和一些成功的炒房者和股民；第三类人则是吃“官粮”者，包括党政机关的中高层官员、国有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等。切记：不要小瞧第三类人的资产和消费能力，虽然他们工资单上的收入看上去远远低于前两类人的资产，但正如一首民谣所说，他们“工资基本不动”，吃饭“有地儿报销”，购物“有人买单”，而且还有很多的“外快”，也就是所谓的“灰色收入”。
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读者的疑问：这些人“都是哪里来的钱？”
第一类人和第三类人获取财富的方式，不用我多说，或白、或黑、或灰，中国老百姓有很多议论，中国媒体有很多讨论，经济学家也有很多研究，例如，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曾经带领课题组进行过有关灰色收入的调查，得出结论称，2005年中国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灰色收入总计4.4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24%，而有机会获得这些灰色收入的人，原来就是高收入阶层或权力阶层。但第二类人的财富究竟“都是哪里来的？”我则一直似懂非懂，稀里糊涂。
从北京回到伦敦后，有一天我去一位在上海做生意的英国华裔朋友家玩，聊起了这个话题，他的一番话，至少让我对中国房地产市场上的富人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有了一些新的理解。
这位朋友说，在北京、上海等中国大城市中，历时10多年、至今尚未完成的房地产商品化运动、旧城改造运动和城市扩张运动，加在一起，等于是一场具有中国特色的“造富运动”。首先是掌握土地拍卖权的官员们：地方政府高价卖地，使地方政府的财库鼓了起来，官员们也因此富了起来；其次是房地产商们：他们在拍来的土地上盖房子，然而再高价卖给消费者，紧跟着也富了起来；接下来是各类投机性炒房者们：他们搭乘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房价飙升的快车，买进卖出，也迅速地富了起来；最后是旧城改造运动和城市扩张运动的受益者们：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一部分老市区居民和“被城市化”的原郊区农民成为一波一波的拆迁活动的受害者，他们被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剥夺和侵害，沦落为城市贫民，但其中另外一部分人，则通过讨价还价、甚至做“钉子户”等方式，为自己维权争利，成功地在这场“造富运动”中分得了一杯羹……总之，这场通过卖地和盖房子而起的“造富运动”，就像一道点石成金的魔杖，点到之处，一批又一批大大小小的富翁们因此“被”制造了出来。
“听上去，好像仅仅是拆老房子、盖新房子这样一种城市翻新过程，就‘翻'出了一个新富阶层，”他接着说，“但实际情况是，仅仅造房子是造不出一个新富阶层的，房子需要有人买，而北京、上海等中国大城市的房子，其买主是全中国的有钱人，甚至包括某些外国的有钱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来自全中国和全世界的部分金钱，共同滋养、培育了北京、上海等地的新富阶层。”
听了他这一席话，我仿佛茅塞顿开：我甚至连想起了今年上半年我在北京的某些生活片断。那些不连贯的生活片断，经这位朋友如此点拨，也都纷纷自动互相连接起来，并具有了意义。
我在北京生活期间，曾经住过两个小区。从小区内有游泳池、健身房、足浴中心、宠物医院等设施来看，这两个小区均可算做中产阶级小区。我喜欢游泳，泳后顺便泡泡桑拿。在我最初住过的那个小区，我泡桑拿时常常遇到本小区的三个业主：两个老板，一个官员。其中一个老板是广东人，在北京做化妆品生意，故在北京置业；另一个老板原来是所谓的“山西煤老板”，后来通过买房、炒房，“洗尽”了手指缝中的煤黑，摇身一变，成为京城房老板，现在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房租；至于那位官员，则单位不明，官职不祥，因为他常常对此含糊其辞，我也不好细问，但听话听音，我大概可以猜出他在涉外经贸部门工作，他常常对那两位老板抱怨自己没钱，但他开的汽车，却与那两位老板不相上下：他的车是宝马。
这个生活片段，似乎验证了北京业主来自全国的说法，也验证了政府官员“工资基本不动”的那首民谣。
我最后住过的那个小区，业主的收入略低一些，主要是政府官员、国企员工、外企或私企的“小白领”。例如，我最要好的“泳友”之一，是北京一家旅行社的普通导游。时值盛夏，我们游完泳后常到泳池外的树荫下乘凉聊天。他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特别健谈。他的工作似乎不忙，他的说法是：他就职的那家旅行社是国企，游客不多，效益不好，因此他的收入也不高，每月只有两千多元人民币的工资，但这份工作的好处是，他平时不用去上班，只有等到游客人数足够时，他才会组团带游客去外地游玩，因此即使是平时上班时间，他也有很多时间去健身房和游泳池锻炼。但一直令我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他也似乎“不差钱”：他在本小区拥有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房，开着一辆奥迪牌汽车，每天游泳后，也经常与一帮小区里的“酒友”去附近的餐馆去吃饭喝酒……直到有一天我们闲聊时，我才明白：他在旅行社每月领取的两千多元人民币的工资并非他的主要收入，他在市中心还有两处房产，一套租给一家住户，租金三千多元，另外一套租给一个餐馆，月租一万五千元。当然了，后来我又听其他人说，导游的灰色收入也不低……
这个生活片段，似乎验证了北京市区的老居民只要有几处房产至少都不属于“弱势群体”的说法，更验证了国企员工工资不代表其全部收入的说法。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30多年，其间没有经历过大的衰退，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个谜，有人说，谁能给出谜底，谁就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在我看来，更大的一个谜是：那些“先富起来的”中国人，究竟是怎么富起来的？其真相、其谜底更是被层层迷雾所缠绕，被种种神话所包裹，站在中国之外的人，如同隔雾看花，越看越迷糊，站在中国之内的人，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即使是官方的统计数字，也被五花八门的地下经济、灰色收入所扭曲，无法成为判断真伪虚实的依据，甚至就连王小鲁的4.4万亿元灰色收入之说，也有很多推测的成分，因为你无法精确地界定和计算“灰色”的东西。
我索性放弃为每一个疑惑提供既明确、又全面的答案的徒劳努力，不妨提一些问题，以激读者讨论；抛几块砖头，以引专家之玉。即使引来的不是玉石，而是同样的砖头，在砖砖互撞的过程中，也许就能撞出真理的火花。
它，是生活中真正的奢侈品。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魏城
其中一位读者发贴，这样问道：“作者写的东西我也不否认，但是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还那么有钱，国内好一些的饭馆爆满，出一次国，回来就是大包小包。什么文艺演出，都是几百元的票价，还坐得满满的。都是哪里来的钱？”
其实，这也是我内心的疑惑。常理告诉我：如果中国大城市存在着比西方还贵的物价，那就一定有比西方还富的人群在支撑着这种物价。我今年在北京生活了半年多，所见所闻，确实验证了这一常理。
当然，这类富人在整个中国所占比例极小，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特别大，即使极小的比例，绝对人数也不少。波士顿咨询公司（BCG）最近公布了一份关于中国富人的研究报告，报告称，2008年中国拥有百万美元资产的家庭不到中国家庭总数的0.1%，但拥有45%的总财富，半数以上的百万美元资产家庭集中在广东、上海、浙江、北京、江苏和山东六个省市。
别的地方我不清楚，我只谈谈我生活过的北京。我的感觉是：即使是在北京，富人也是少数，但由于灰色收入的存在，北京能够支撑比西方还贵的物价的消费者比例应该大于0.1%。半年多的北京生活，我算是亲身见识了这些北京人的“不差钱”：他们开着好车，戴着名表，经常去高档餐馆吃饭，豪华洗浴中心泡澡，卡拉OK歌厅飙歌，灯红酒绿之处按摩、洗脚……他们花钱时出手之大方、之豪爽，应该不比西方同类逊色，有时甚至更胜一筹。
随之而来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
这些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人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产物，包括私企老板、外企的高薪雇员、律师、咨询师、会计师等高级专业人员、歌星、演员等娱乐圈名人；第二类人是中国房市和股市两大市场的受益者，包括房地产开发商、股市庄家、资本玩家和一些成功的炒房者和股民；第三类人则是吃“官粮”者，包括党政机关的中高层官员、国有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等。切记：不要小瞧第三类人的资产和消费能力，虽然他们工资单上的收入看上去远远低于前两类人的资产，但正如一首民谣所说，他们“工资基本不动”，吃饭“有地儿报销”，购物“有人买单”，而且还有很多的“外快”，也就是所谓的“灰色收入”。
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读者的疑问：这些人“都是哪里来的钱？”
第一类人和第三类人获取财富的方式，不用我多说，或白、或黑、或灰，中国老百姓有很多议论，中国媒体有很多讨论，经济学家也有很多研究，例如，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曾经带领课题组进行过有关灰色收入的调查，得出结论称，2005年中国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灰色收入总计4.4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24%，而有机会获得这些灰色收入的人，原来就是高收入阶层或权力阶层。但第二类人的财富究竟“都是哪里来的？”我则一直似懂非懂，稀里糊涂。
从北京回到伦敦后，有一天我去一位在上海做生意的英国华裔朋友家玩，聊起了这个话题，他的一番话，至少让我对中国房地产市场上的富人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有了一些新的理解。
这位朋友说，在北京、上海等中国大城市中，历时10多年、至今尚未完成的房地产商品化运动、旧城改造运动和城市扩张运动，加在一起，等于是一场具有中国特色的“造富运动”。首先是掌握土地拍卖权的官员们：地方政府高价卖地，使地方政府的财库鼓了起来，官员们也因此富了起来；其次是房地产商们：他们在拍来的土地上盖房子，然而再高价卖给消费者，紧跟着也富了起来；接下来是各类投机性炒房者们：他们搭乘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房价飙升的快车，买进卖出，也迅速地富了起来；最后是旧城改造运动和城市扩张运动的受益者们：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一部分老市区居民和“被城市化”的原郊区农民成为一波一波的拆迁活动的受害者，他们被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剥夺和侵害，沦落为城市贫民，但其中另外一部分人，则通过讨价还价、甚至做“钉子户”等方式，为自己维权争利，成功地在这场“造富运动”中分得了一杯羹……总之，这场通过卖地和盖房子而起的“造富运动”，就像一道点石成金的魔杖，点到之处，一批又一批大大小小的富翁们因此“被”制造了出来。
“听上去，好像仅仅是拆老房子、盖新房子这样一种城市翻新过程，就‘翻'出了一个新富阶层，”他接着说，“但实际情况是，仅仅造房子是造不出一个新富阶层的，房子需要有人买，而北京、上海等中国大城市的房子，其买主是全中国的有钱人，甚至包括某些外国的有钱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来自全中国和全世界的部分金钱，共同滋养、培育了北京、上海等地的新富阶层。”
听了他这一席话，我仿佛茅塞顿开：我甚至连想起了今年上半年我在北京的某些生活片断。那些不连贯的生活片断，经这位朋友如此点拨，也都纷纷自动互相连接起来，并具有了意义。
我在北京生活期间，曾经住过两个小区。从小区内有游泳池、健身房、足浴中心、宠物医院等设施来看，这两个小区均可算做中产阶级小区。我喜欢游泳，泳后顺便泡泡桑拿。在我最初住过的那个小区，我泡桑拿时常常遇到本小区的三个业主：两个老板，一个官员。其中一个老板是广东人，在北京做化妆品生意，故在北京置业；另一个老板原来是所谓的“山西煤老板”，后来通过买房、炒房，“洗尽”了手指缝中的煤黑，摇身一变，成为京城房老板，现在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房租；至于那位官员，则单位不明，官职不祥，因为他常常对此含糊其辞，我也不好细问，但听话听音，我大概可以猜出他在涉外经贸部门工作，他常常对那两位老板抱怨自己没钱，但他开的汽车，却与那两位老板不相上下：他的车是宝马。
这个生活片段，似乎验证了北京业主来自全国的说法，也验证了政府官员“工资基本不动”的那首民谣。
我最后住过的那个小区，业主的收入略低一些，主要是政府官员、国企员工、外企或私企的“小白领”。例如，我最要好的“泳友”之一，是北京一家旅行社的普通导游。时值盛夏，我们游完泳后常到泳池外的树荫下乘凉聊天。他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特别健谈。他的工作似乎不忙，他的说法是：他就职的那家旅行社是国企，游客不多，效益不好，因此他的收入也不高，每月只有两千多元人民币的工资，但这份工作的好处是，他平时不用去上班，只有等到游客人数足够时，他才会组团带游客去外地游玩，因此即使是平时上班时间，他也有很多时间去健身房和游泳池锻炼。但一直令我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他也似乎“不差钱”：他在本小区拥有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房，开着一辆奥迪牌汽车，每天游泳后，也经常与一帮小区里的“酒友”去附近的餐馆去吃饭喝酒……直到有一天我们闲聊时，我才明白：他在旅行社每月领取的两千多元人民币的工资并非他的主要收入，他在市中心还有两处房产，一套租给一家住户，租金三千多元，另外一套租给一个餐馆，月租一万五千元。当然了，后来我又听其他人说，导游的灰色收入也不低……
这个生活片段，似乎验证了北京市区的老居民只要有几处房产至少都不属于“弱势群体”的说法，更验证了国企员工工资不代表其全部收入的说法。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30多年，其间没有经历过大的衰退，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个谜，有人说，谁能给出谜底，谁就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在我看来，更大的一个谜是：那些“先富起来的”中国人，究竟是怎么富起来的？其真相、其谜底更是被层层迷雾所缠绕，被种种神话所包裹，站在中国之外的人，如同隔雾看花，越看越迷糊，站在中国之内的人，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即使是官方的统计数字，也被五花八门的地下经济、灰色收入所扭曲，无法成为判断真伪虚实的依据，甚至就连王小鲁的4.4万亿元灰色收入之说，也有很多推测的成分，因为你无法精确地界定和计算“灰色”的东西。
我索性放弃为每一个疑惑提供既明确、又全面的答案的徒劳努力，不妨提一些问题，以激读者讨论；抛几块砖头，以引专家之玉。即使引来的不是玉石，而是同样的砖头，在砖砖互撞的过程中，也许就能撞出真理的火花。
它，是生活中真正的奢侈品。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魏城
国家领导人的亲属简历
习近平——国家副主席（副总理习仲勋之子）
贺国强——中央纪委书记（毛泽东之妻贺子珍侄子）
周永康——中央政法委书记（江泽民外甥女婿）
李长春——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副主席李德生之子)
王岐山——副总理（副总理姚依林女婿）
回良玉——副总理（江泽民儿女亲家）
李源潮——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干成之子）
戴秉国——国务委员（文化部部长黄镇女婿）
刘延东——国务委员（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刘瑞龙之女)
俞正声——上海市委书记（一机部长黄敬之子；母亲是北京市副市长）
薄熙来——重庆是市委书记（副总理薄一波之子）
谷开来——北京开来律师所所长（薄熙来之妻，原总政治部副主任谷景生将军之女）
薄熙成——北京六合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前副总理薄一波之子）
薄熙永——（化名李学明）现任中国光大集团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薄一波长子）
郑耀文——原驻丹麦大使、工商联副主席（薄一波女婿）
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机械工业部、建设部部长周建南之子）
温云松——北京优创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温家宝之子）
徐明——大连实德集团总裁（温家宝女婿）
江泽慧——政协人资环委副主任（江泽民之妹）
江绵恒——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江泽民长子）
江绵康——城市发展信息中心主任江绵康（江泽民幼子）
李小鹏——华能国际集团董事长，亚洲电王（李鹏之子）
李小勇——原武警安亚技术开发公司董事长，现移居新加坡（李鹏次子，叶挺孙女婿；妻：叶小燕）
李小琳——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李鹏之女）
朱云来——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总裁、董事（朱容基之子）
刘永清——原共青团所属中青旅担任副总，现供职北京市政建委（原新华日报副社长，光明日报总编常芝青外甥女。胡锦涛夫人）
胡海峰——中国清华同方威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第一届EMBA (胡锦涛主席的儿子)
胡海清——清华大学本科，上海中国欧洲国际商业学院MBA，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才女，胡海清与中国最大门户网站新浪网前执行长茅道临结婚 (1970，胡锦涛的女儿)
茅道临——“新浪网” 前执行长、信息科技业大亨（胡海清之夫）
邓朴方——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小平之子）
邓质方——四方集团总裁（邓小平次子）
邓林——中国美协会员，中国画研究院画家，东方美术交流会会长（1941邓小平长女）
邓楠—— 前科技部副部长，现任十七届中央委员、中国科协党组书记（邓小平之女）
邓榕——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之女）
高苏宁——骨科专家（邓朴方妻子）
刘小元—— （邓质方妻子）
吴建常——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党委书记、金辉集团（香港）名誉主席（邓小平女婿、邓林之夫）
张宏——中国科学院科技开发局局长（邓小平女婿、邓楠之夫）
贺平——中国保利集团公司总经理，总参装备部少将（少将贺彪之子，邓小平女婿，邓榕之夫）
贺争—— 中信集团大隆公司董事长，北京隆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贺彪次子）
贺斗——北京某公司总经理（贺彪长子）
邓先群 ——原总政治部群工部部长、少将（邓小平同父异母的妹妹）
栗前明——解放军二炮副司令员、中将（邓小平妹夫，邓先群丈夫）
张德江——广东省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开国少将原广州军区炮兵副司令员张志毅之子）
俞正声——湖北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曾国藩的五世外孙；原天津市 委书记、一机部长黄敬（江青前夫）三子；母亲范瑾是原北京市副市长），中共十七大后任上海市委书记
刘延东——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江苏南通人，前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刘瑞龙之女），中共十七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是本届政治局中唯一的女委员
张志凯 ——全国政协委员（原国防科委主任张震寰之女，夫：中央政治局委员俞正声）
俞强声——原北京市国安局处长，1986年叛逃美国（黄敬次子）
曾庆红——国家副主席、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生于1938.09，江西吉安人，原内政部长曾山之子）
曾庆洋——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部长、少将（曾山之子）
曾庆源——解放军空军后勤部副部长、少将（曾山之子）
曾庆淮——中华文化城有限公司总裁（曾山之子）
曾海生——总参办公厅副主任、少将（曾山之女）
胡德平——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统战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生于 1942.11，湖南浏阳人，胡耀邦长子）
刘湖——华润集团常务董事、副总经理（生于1945，胡耀邦次子）
胡德华——北京精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1948，胡耀邦三子）
胡知——美林集团亚洲区执行董事（胡耀邦孙女）
安黎 —— 原厦门市副市长（胡德平之妻，原中组部长安子文之女）
安民——商务部副部长（1945.04，陕西绥德人，原中组部长安子文之子）
安志文——原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安子文弟弟）
李铁映——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36.09，湖南长沙人，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维汉长子）
李铁林——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中央机构编委办主任（1943.05，李维汉幼子）
洪虎—— 前吉林省省长（1940.06，安徽金寨人，洪学智之子）
洪豹——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少将（洪学智之子）
刘锡荣——中纪委前副书记（1942.前浙江省委书记刘英烈士之子）
刘小英——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干部（刘英烈士之女）
滕久明——重庆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前全国政协副主席滕代远之子）
粟戎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粟裕大将之子）
粟寒生——中国远洋公司副经理（粟裕之子）
粟惠宁——导弹部队大校军官（粟裕之女 陈毅儿媳）
肖永定——国家机电轻纺公司总经理（大将肖劲光之子）
肖伯膺——中将 解放军高级军官（肖劲光之子）
肖卓能——原山东政协副主席（妻李谷一，肖劲光之子）
肖策能——海南省经济合作厅副厅长（肖劲光之子）
肖新华——少将 武警部队高级军官（肖劲光之子）
肖凯——原北京电影公司领导（肖劲光大将的长女）
李海涛——北京画院教授（肖劲光女婿，妻子肖凯）
朱仲丽——曾任毛泽东保健医生，中华医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教育家朱剑凡之女。原副外长，驻苏大使王稼祥夫人，肖劲光小姨子）
朱仲芷——肖劲光夫人（朱剑凡长女）
叶小燕——香港滑冰总会会长，1968年（李鹏小儿媳，叶挺孙女，叶华明之女）
叶丹丹——香港花样滑冰选手，《红色恋人》影片中小明珠的扮演者（李鹏孙女，李小勇之女）
李琼—— 前教育部外事局副局长（李鹏之妹）
朱云来——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总裁、董事（朱熔基之子）
朱燕来——中国银行（香港）发展部总经理（朱熔基之女）
梁 青—— 中国五矿（香港）董事，以及窗口公司企荣贸易副总经理（朱熔基女婿）
温云松——又名陈杭、郑建源，优创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总裁（温家宝之子）
李振智——瑞士联合银行UBS亚洲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李瑞环之子）
赵雁南——又叫王雁南。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赵紫阳女儿）
赵大军——原深圳石化集团副总经理，已移居新加坡（赵紫阳长子）
赵二军——前海南华海公司总经理 （赵紫阳次子）
任克英—— 花旗集团中国投行部前副主席（赵紫阳儿媳，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之女）
李葆华——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之子）
李青——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李大钊之孙）
李光华——前中科院电子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历史博物馆总书记（李大钊之子）
刘会远——《广告世界》杂志社社长（1948，山东荣成人，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之子）
刘历远——武警部队边防局金丰城科技公司董事长（谷牧之子）
李 桁—— 刘会远前妻（原国务院副秘书长、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李灏之女）
姚明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已故（前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之子）
姬胜德——总参情报局长、少将（原副总理姬鹏飞之子）
姬巧玲——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兼信贷局局长 （原副总理姬鹏飞之女）
王亚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处长（姬鹏飞女婿、王智涛将军之子）
宦国英——中联部副部长（中共外交元老宦乡之女）
廖晖——全国政协副主席（1942.05，广东惠阳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之子）
廖梦醒 (1904-1988)——原宋庆龄秘书，全国妇联国际部副部长（原副委员长廖承志姐姐）
李湄—— 宋庆龄基金会副会长（李少石烈士和廖梦醒女儿，廖承志外甥女）
陈小津——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 （前政治局委员陈丕显之子）
刘延宁——国家信息中心党办主任（刘瑞龙之女，刘延东之妹）
刘延申——香港皇裕国际有限公司董事，华中师大教育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刘瑞龙之子）
戴秉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1941.03，贵州人，原外交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黄镇女婿）
田成平——山西省委书记（苏区皖浙赣省委领导人田英之子）
白克明——河北省委书记（1943.10，陕西靖边人，原一机部副部长白坚之子）
彭士禄——工程院院士，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共烈士彭湃之子）
彭伊娜——《南方周末》创办人，原深圳报业集团党委书记（彭湃之孙女）
刘煜奋——中科院物理学家 （刘亚楼之子）
刘力贞——前陕西省人大副主任（中共烈士刘志丹之女）
刘菊芬——北京四通公司副总裁（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刘宁一之女）
阎明复——民政部副部长，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前辽宁省政府主席阎宝航之子）
刘虎生 ——原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科技局局长中国华联汽车公司董事长（原中央苏区军委秘书长刘伯坚的儿子）
刘豹——航天工业系统工程专家（刘伯坚的儿子）
陈祖泽——香港九龙巴士公司董事长，香港报业公会主席（原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长子）
陈祖涛——原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总经理，现国家科委专职委员（陈昌浩次子）
王军—— 中国中信集团董事长（1941.04，湖南浏阳人，王震长子）
王之——长城计算机总公司总经理（1942，王震二子）
王兵—— 南海石油公司直升飞机公司董事长（王震幼子）
王京京—— 中信集团中洲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副主席（王震孙女，王军女儿）
王洛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共早期理论家王亚南之子）
李紫阳——中国女医师协会副会长（李先念长女）
李小林——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李先念之女）
刘亚洲——空军副政委，中将。1952年（安徽宿县，刘建德将军之子，李先念女婿，李小林之夫）
汪光焘——建设部部长（1943，原上海市市长、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之子）
汪静——香港新兴公司总裁（汪道涵之女）
汪雨—— 中国娱乐、地产界大亨（汪道涵与孙维聪之子）
周小鹤——中创集团总经理（周建南之子）
林用三——劳动部副部长（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林伯渠之子）
林秉益——原水电部工程局副局长（林伯渠儿子）
林炎志——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1948.04，黑龙江望奎人，原人大副委员长林枫之子）
张芝明 ——原四机部某研究所工程师，也是我国汽车工业先驱，27年生，江苏常州人（张太雷之子）
黄晴——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原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次子）
黄熙—— 北大中医药研究中心教授（黄克诚长子）
黄浦—— 高能物理研究所副主任（黄克诚长女）
黄梅——中国科学院外文研究人员（黄克诚次女）
罗箭—— 国防科工委后勤部政治委员、少将（大将罗瑞卿幼子）
罗小青——原国家水利部局级干部（大将罗瑞卿之子）
罗点点——又名罗峪田，原医务工作者，现作家。1951年生（罗瑞卿小女儿）
邓佑生——少将，国防科工委外事局局长（罗瑞卿女婿）
秦涛——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少将（秦基伟上将之子）
秦天—— 少将解放军某集团军副军长（秦基伟之子）
秦卫江——少将陆军第65集团军副军长（秦基伟之子）
杨小平——少将 解放军高级军官（前副总参谋长杨勇上将之子）
杨北北——大校解放军空军飞行教官（杨勇之子）
杨冀平——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少将（杨勇之子）
赖小京——威海水警区司令员（前北京军区政委、开国上将赖传珠之子）
赖小津——北京军区政治部高级军官（赖传珠之子）
赖克游——中国国际体育旅游公司的董事长（1948 赖传珠之子）
赖小鹏——海军装备部大校（原北京军区政委赖传珠上将之子）
张小洋——解放军外国语学院院长、少将（湖南平江人，张震之子）
张海阳——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将（张震之子）
张振乾——总参谋部测绘局局长、少将(张震之侄)
徐小岩——总参谋部通信部部长、少将（徐向前之子）
徐鲁溪——原国家信息中心主任 北京佳威颐信息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向前之女）
黄远志——湖北省委副书记（徐向前内侄）
马国超——海军航空兵部副政治委员少将（马本斋之子）
冯洪达——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少将（冯玉祥之子）
冯理达——海军总医院原副院长、著名免疫学家（冯玉祥之女）
刘太行——原装甲兵部队作战部副部长，少将（刘伯承之子）
刘太迟——空军装备部副部长，少将（刘伯承之子）
刘阿蒙——总参参谋少将（刘伯承次子）
刘弥群——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少将（刘伯承之女）
刘解先——北京总后勤医院第一门诊部医生（刘伯承之女）
原文
贺国强——中央纪委书记（毛泽东之妻贺子珍侄子）
周永康——中央政法委书记（江泽民外甥女婿）
李长春——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副主席李德生之子)
王岐山——副总理（副总理姚依林女婿）
回良玉——副总理（江泽民儿女亲家）
李源潮——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干成之子）
戴秉国——国务委员（文化部部长黄镇女婿）
刘延东——国务委员（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刘瑞龙之女)
俞正声——上海市委书记（一机部长黄敬之子；母亲是北京市副市长）
薄熙来——重庆是市委书记（副总理薄一波之子）
谷开来——北京开来律师所所长（薄熙来之妻，原总政治部副主任谷景生将军之女）
薄熙成——北京六合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前副总理薄一波之子）
薄熙永——（化名李学明）现任中国光大集团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薄一波长子）
郑耀文——原驻丹麦大使、工商联副主席（薄一波女婿）
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机械工业部、建设部部长周建南之子）
温云松——北京优创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温家宝之子）
徐明——大连实德集团总裁（温家宝女婿）
江泽慧——政协人资环委副主任（江泽民之妹）
江绵恒——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江泽民长子）
江绵康——城市发展信息中心主任江绵康（江泽民幼子）
李小鹏——华能国际集团董事长，亚洲电王（李鹏之子）
李小勇——原武警安亚技术开发公司董事长，现移居新加坡（李鹏次子，叶挺孙女婿；妻：叶小燕）
李小琳——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李鹏之女）
朱云来——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总裁、董事（朱容基之子）
刘永清——原共青团所属中青旅担任副总，现供职北京市政建委（原新华日报副社长，光明日报总编常芝青外甥女。胡锦涛夫人）
胡海峰——中国清华同方威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第一届EMBA (胡锦涛主席的儿子)
胡海清——清华大学本科，上海中国欧洲国际商业学院MBA，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才女，胡海清与中国最大门户网站新浪网前执行长茅道临结婚 (1970，胡锦涛的女儿)
茅道临——“新浪网” 前执行长、信息科技业大亨（胡海清之夫）
邓朴方——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小平之子）
邓质方——四方集团总裁（邓小平次子）
邓林——中国美协会员，中国画研究院画家，东方美术交流会会长（1941邓小平长女）
邓楠—— 前科技部副部长，现任十七届中央委员、中国科协党组书记（邓小平之女）
邓榕——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之女）
高苏宁——骨科专家（邓朴方妻子）
刘小元—— （邓质方妻子）
吴建常——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党委书记、金辉集团（香港）名誉主席（邓小平女婿、邓林之夫）
张宏——中国科学院科技开发局局长（邓小平女婿、邓楠之夫）
贺平——中国保利集团公司总经理，总参装备部少将（少将贺彪之子，邓小平女婿，邓榕之夫）
贺争—— 中信集团大隆公司董事长，北京隆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贺彪次子）
贺斗——北京某公司总经理（贺彪长子）
邓先群 ——原总政治部群工部部长、少将（邓小平同父异母的妹妹）
栗前明——解放军二炮副司令员、中将（邓小平妹夫，邓先群丈夫）
张德江——广东省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开国少将原广州军区炮兵副司令员张志毅之子）
俞正声——湖北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曾国藩的五世外孙；原天津市 委书记、一机部长黄敬（江青前夫）三子；母亲范瑾是原北京市副市长），中共十七大后任上海市委书记
刘延东——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江苏南通人，前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刘瑞龙之女），中共十七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是本届政治局中唯一的女委员
张志凯 ——全国政协委员（原国防科委主任张震寰之女，夫：中央政治局委员俞正声）
俞强声——原北京市国安局处长，1986年叛逃美国（黄敬次子）
曾庆红——国家副主席、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生于1938.09，江西吉安人，原内政部长曾山之子）
曾庆洋——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部长、少将（曾山之子）
曾庆源——解放军空军后勤部副部长、少将（曾山之子）
曾庆淮——中华文化城有限公司总裁（曾山之子）
曾海生——总参办公厅副主任、少将（曾山之女）
胡德平——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统战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生于 1942.11，湖南浏阳人，胡耀邦长子）
刘湖——华润集团常务董事、副总经理（生于1945，胡耀邦次子）
胡德华——北京精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1948，胡耀邦三子）
胡知——美林集团亚洲区执行董事（胡耀邦孙女）
安黎 —— 原厦门市副市长（胡德平之妻，原中组部长安子文之女）
安民——商务部副部长（1945.04，陕西绥德人，原中组部长安子文之子）
安志文——原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安子文弟弟）
李铁映——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36.09，湖南长沙人，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维汉长子）
李铁林——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中央机构编委办主任（1943.05，李维汉幼子）
洪虎—— 前吉林省省长（1940.06，安徽金寨人，洪学智之子）
洪豹——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少将（洪学智之子）
刘锡荣——中纪委前副书记（1942.前浙江省委书记刘英烈士之子）
刘小英——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干部（刘英烈士之女）
滕久明——重庆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前全国政协副主席滕代远之子）
粟戎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粟裕大将之子）
粟寒生——中国远洋公司副经理（粟裕之子）
粟惠宁——导弹部队大校军官（粟裕之女 陈毅儿媳）
肖永定——国家机电轻纺公司总经理（大将肖劲光之子）
肖伯膺——中将 解放军高级军官（肖劲光之子）
肖卓能——原山东政协副主席（妻李谷一，肖劲光之子）
肖策能——海南省经济合作厅副厅长（肖劲光之子）
肖新华——少将 武警部队高级军官（肖劲光之子）
肖凯——原北京电影公司领导（肖劲光大将的长女）
李海涛——北京画院教授（肖劲光女婿，妻子肖凯）
朱仲丽——曾任毛泽东保健医生，中华医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教育家朱剑凡之女。原副外长，驻苏大使王稼祥夫人，肖劲光小姨子）
朱仲芷——肖劲光夫人（朱剑凡长女）
叶小燕——香港滑冰总会会长，1968年（李鹏小儿媳，叶挺孙女，叶华明之女）
叶丹丹——香港花样滑冰选手，《红色恋人》影片中小明珠的扮演者（李鹏孙女，李小勇之女）
李琼—— 前教育部外事局副局长（李鹏之妹）
朱云来——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总裁、董事（朱熔基之子）
朱燕来——中国银行（香港）发展部总经理（朱熔基之女）
梁 青—— 中国五矿（香港）董事，以及窗口公司企荣贸易副总经理（朱熔基女婿）
温云松——又名陈杭、郑建源，优创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总裁（温家宝之子）
李振智——瑞士联合银行UBS亚洲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李瑞环之子）
赵雁南——又叫王雁南。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赵紫阳女儿）
赵大军——原深圳石化集团副总经理，已移居新加坡（赵紫阳长子）
赵二军——前海南华海公司总经理 （赵紫阳次子）
任克英—— 花旗集团中国投行部前副主席（赵紫阳儿媳，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之女）
李葆华——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之子）
李青——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李大钊之孙）
李光华——前中科院电子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历史博物馆总书记（李大钊之子）
刘会远——《广告世界》杂志社社长（1948，山东荣成人，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之子）
刘历远——武警部队边防局金丰城科技公司董事长（谷牧之子）
李 桁—— 刘会远前妻（原国务院副秘书长、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李灏之女）
姚明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已故（前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之子）
姬胜德——总参情报局长、少将（原副总理姬鹏飞之子）
姬巧玲——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兼信贷局局长 （原副总理姬鹏飞之女）
王亚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处长（姬鹏飞女婿、王智涛将军之子）
宦国英——中联部副部长（中共外交元老宦乡之女）
廖晖——全国政协副主席（1942.05，广东惠阳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之子）
廖梦醒 (1904-1988)——原宋庆龄秘书，全国妇联国际部副部长（原副委员长廖承志姐姐）
李湄—— 宋庆龄基金会副会长（李少石烈士和廖梦醒女儿，廖承志外甥女）
陈小津——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 （前政治局委员陈丕显之子）
刘延宁——国家信息中心党办主任（刘瑞龙之女，刘延东之妹）
刘延申——香港皇裕国际有限公司董事，华中师大教育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刘瑞龙之子）
戴秉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1941.03，贵州人，原外交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黄镇女婿）
田成平——山西省委书记（苏区皖浙赣省委领导人田英之子）
白克明——河北省委书记（1943.10，陕西靖边人，原一机部副部长白坚之子）
彭士禄——工程院院士，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共烈士彭湃之子）
彭伊娜——《南方周末》创办人，原深圳报业集团党委书记（彭湃之孙女）
刘煜奋——中科院物理学家 （刘亚楼之子）
刘力贞——前陕西省人大副主任（中共烈士刘志丹之女）
刘菊芬——北京四通公司副总裁（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刘宁一之女）
阎明复——民政部副部长，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前辽宁省政府主席阎宝航之子）
刘虎生 ——原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科技局局长中国华联汽车公司董事长（原中央苏区军委秘书长刘伯坚的儿子）
刘豹——航天工业系统工程专家（刘伯坚的儿子）
陈祖泽——香港九龙巴士公司董事长，香港报业公会主席（原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长子）
陈祖涛——原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总经理，现国家科委专职委员（陈昌浩次子）
王军—— 中国中信集团董事长（1941.04，湖南浏阳人，王震长子）
王之——长城计算机总公司总经理（1942，王震二子）
王兵—— 南海石油公司直升飞机公司董事长（王震幼子）
王京京—— 中信集团中洲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副主席（王震孙女，王军女儿）
王洛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共早期理论家王亚南之子）
李紫阳——中国女医师协会副会长（李先念长女）
李小林——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李先念之女）
刘亚洲——空军副政委，中将。1952年（安徽宿县，刘建德将军之子，李先念女婿，李小林之夫）
汪光焘——建设部部长（1943，原上海市市长、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之子）
汪静——香港新兴公司总裁（汪道涵之女）
汪雨—— 中国娱乐、地产界大亨（汪道涵与孙维聪之子）
周小鹤——中创集团总经理（周建南之子）
林用三——劳动部副部长（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林伯渠之子）
林秉益——原水电部工程局副局长（林伯渠儿子）
林炎志——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1948.04，黑龙江望奎人，原人大副委员长林枫之子）
张芝明 ——原四机部某研究所工程师，也是我国汽车工业先驱，27年生，江苏常州人（张太雷之子）
黄晴——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原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次子）
黄熙—— 北大中医药研究中心教授（黄克诚长子）
黄浦—— 高能物理研究所副主任（黄克诚长女）
黄梅——中国科学院外文研究人员（黄克诚次女）
罗箭—— 国防科工委后勤部政治委员、少将（大将罗瑞卿幼子）
罗小青——原国家水利部局级干部（大将罗瑞卿之子）
罗点点——又名罗峪田，原医务工作者，现作家。1951年生（罗瑞卿小女儿）
邓佑生——少将，国防科工委外事局局长（罗瑞卿女婿）
秦涛——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少将（秦基伟上将之子）
秦天—— 少将解放军某集团军副军长（秦基伟之子）
秦卫江——少将陆军第65集团军副军长（秦基伟之子）
杨小平——少将 解放军高级军官（前副总参谋长杨勇上将之子）
杨北北——大校解放军空军飞行教官（杨勇之子）
杨冀平——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少将（杨勇之子）
赖小京——威海水警区司令员（前北京军区政委、开国上将赖传珠之子）
赖小津——北京军区政治部高级军官（赖传珠之子）
赖克游——中国国际体育旅游公司的董事长（1948 赖传珠之子）
赖小鹏——海军装备部大校（原北京军区政委赖传珠上将之子）
张小洋——解放军外国语学院院长、少将（湖南平江人，张震之子）
张海阳——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将（张震之子）
张振乾——总参谋部测绘局局长、少将(张震之侄)
徐小岩——总参谋部通信部部长、少将（徐向前之子）
徐鲁溪——原国家信息中心主任 北京佳威颐信息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向前之女）
黄远志——湖北省委副书记（徐向前内侄）
马国超——海军航空兵部副政治委员少将（马本斋之子）
冯洪达——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少将（冯玉祥之子）
冯理达——海军总医院原副院长、著名免疫学家（冯玉祥之女）
刘太行——原装甲兵部队作战部副部长，少将（刘伯承之子）
刘太迟——空军装备部副部长，少将（刘伯承之子）
刘阿蒙——总参参谋少将（刘伯承次子）
刘弥群——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少将（刘伯承之女）
刘解先——北京总后勤医院第一门诊部医生（刘伯承之女）
原文
关于三年自然灾害死亡人数各国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结论
关于1959-1961年中国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有关研究已有多种。彭尼·凯恩（Kane，Penny ）在他的著作中对以前各家研究进行了详尽的评述，其中包括对于死亡人口的估计，兹不赘言。此后，又有杰斯帕·贝克（Jasper Becker）利用一大批新的资料，包括各种回忆录、自传性的小说、在海外流传的中共文件以及他自己的调查，详细描述了各地的灾荒情形。对于人口死亡的数 量，也有归纳性的说明。在中国大陆方面，曾任中国统计局长的李成瑞发表论文，比较西方人口学家与中国人口学家的几种分析，阐述了自己对于不同分析方 法和数据的观点。中国政府至今没有公布三年大饥荒中人口死亡的确切数据。学者们的推测或估计，主要是以1953年、1964年、1982年的全国人 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或辅以1982年“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以及其它各种数据进行的。各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相差太大，有必要对其进行简短的说明 与评论。
1984年，安斯利·科尔（Ansley J.Coale ）根据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及1‰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测算两次人口普查间隔的历年出生人口和历年死亡人口，按线性趋势算出1958年至1963年的线性死亡 人数，再与估算的实际死亡人数相比，求得超纯线性死亡人数2700万。在上引文中，李成瑞指出科尔的研究存在若干缺陷，经过李成瑞修正后的中国人口非正常死亡数约为2200万。
1986年和1987年，蒋正华、李南先后发表两篇文章。他们利用1953、1964、 1982年人口普查全国年龄、性别报告数据，并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编制1981年人口生命表，再建立动态参数估计模型，求解后得出中国历年人口出 生率和死亡率，并据此估算历年死亡人数。再根据预期寿命的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数，用历年死亡人数减去正常死亡人数，所得即是非正常死亡人数。与西方学者同期的研究相比，李成瑞认为中国学者蒋正华的研究方法更具科学性，蒋正华认为大饥荒中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
1993年，金辉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他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1953-1966年历年人口统计数，指出1960和1961年，中国人口净减少1348万；又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出生率，计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2568万，根据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为 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两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约为1395万。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
据此式，2568-1395+1348=2521，即1960-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2521万。按照同样方法计算，如加上1959年，三年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2791万。
金辉认为，总人口减少值也不可靠，因为，在乡村人口锐减的同时，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长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长数，中国农村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的总数还要多出680万。将总人口减少值修正以后，三年灾难中，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达到3471万。在上述第一项研究中，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可能不适合大饥荒死亡人口的研究。样本分布的均衡与不均衡，样本量的大小，饥荒地区对于死亡人口的有意隐瞒，都可能导致研究的失误。最值得讨论的是上述第二项研究。在这项研究中，蒋正华、李南发表的两篇论文资料并不一致，其原因在于第二篇论文对在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漏报进行了估计。在上引文中，李成瑞对蒋正华的研究进行评述，只是他所引用“蒋正华资料”与蒋正华、李南上引两文的数据皆不相同，介于两组资料之间，可能是对0-1岁死亡的婴儿年 龄进行标准化处理所致。有关这一计算过程究竟由谁并在哪篇论文中完成的，李成瑞文没有交待，本文无法追究。根据蒋正华三组资料中的历年人口死亡率进行分析，1959-1961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650-1790万，平均为1711万，与蒋正华根据生命表所得“困难时期”1700万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接近。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死亡率计算得出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500万。蒋正华资料对于国家统计局资料的修正，可能仅仅是对死亡漏报人口的修正。
从理论上说，用人口出生率减去人口死亡率，即得人口自然增长率。在没有规模性的跨国境人口迁移的背景下，人口自然增长率就是人口增长 率。从理论上说，只要统计口径一致，根据人口增长率和上一年的总人口，就可以计算出下一年的总人口。然而，无论是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资料，还是采用蒋正华 的三组资料，所得1959年以后历年总人口皆比国家统计局公布人口多400万-700万。另外，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人口数中，1959年人口多于 1960年。这一资料与中国的社会现实是吻合的。而在其它四组资料中，1960年人口多于1959年。很明显，灾前或灾中人口死亡率的人为篡改，是导致这一系列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
比较而言，上述第三项研究，即金辉的研究，方法上是比较可靠的。这是因为，这一方法可以不需要利用大灾中的死亡率数据求出真实的死亡人口。要知道，更改大灾中的人口死亡率数据，是作伪者最简便、最直接的作伪手法。不过，金辉的第一项研究将中国 城市人口的增长另作统计，是不妥当的。因为，金氏公式的第一项“出生人口”，已经包括城市人口。由于大多数城市保持正常或稍低的人口出生率，才使得就全国而言，大饥荒期间的人口增长率仍然超过正常的人口死亡率。不仅如此，有相当多的中小城市，甚至省会城市，也经历规模性的人口死亡。笼统地将城市排斥在灾区之外，是不妥当的。
原文
1984年，安斯利·科尔（Ansley J.Coale ）根据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及1‰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测算两次人口普查间隔的历年出生人口和历年死亡人口，按线性趋势算出1958年至1963年的线性死亡 人数，再与估算的实际死亡人数相比，求得超纯线性死亡人数2700万。在上引文中，李成瑞指出科尔的研究存在若干缺陷，经过李成瑞修正后的中国人口非正常死亡数约为2200万。
1986年和1987年，蒋正华、李南先后发表两篇文章。他们利用1953、1964、 1982年人口普查全国年龄、性别报告数据，并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编制1981年人口生命表，再建立动态参数估计模型，求解后得出中国历年人口出 生率和死亡率，并据此估算历年死亡人数。再根据预期寿命的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数，用历年死亡人数减去正常死亡人数，所得即是非正常死亡人数。与西方学者同期的研究相比，李成瑞认为中国学者蒋正华的研究方法更具科学性，蒋正华认为大饥荒中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
1993年，金辉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他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1953-1966年历年人口统计数，指出1960和1961年，中国人口净减少1348万；又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出生率，计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2568万，根据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为 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两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约为1395万。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
据此式，2568-1395+1348=2521，即1960-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2521万。按照同样方法计算，如加上1959年，三年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2791万。
金辉认为，总人口减少值也不可靠，因为，在乡村人口锐减的同时，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长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长数，中国农村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的总数还要多出680万。将总人口减少值修正以后，三年灾难中，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达到3471万。在上述第一项研究中，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可能不适合大饥荒死亡人口的研究。样本分布的均衡与不均衡，样本量的大小，饥荒地区对于死亡人口的有意隐瞒，都可能导致研究的失误。最值得讨论的是上述第二项研究。在这项研究中，蒋正华、李南发表的两篇论文资料并不一致，其原因在于第二篇论文对在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漏报进行了估计。在上引文中，李成瑞对蒋正华的研究进行评述，只是他所引用“蒋正华资料”与蒋正华、李南上引两文的数据皆不相同，介于两组资料之间，可能是对0-1岁死亡的婴儿年 龄进行标准化处理所致。有关这一计算过程究竟由谁并在哪篇论文中完成的，李成瑞文没有交待，本文无法追究。根据蒋正华三组资料中的历年人口死亡率进行分析，1959-1961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650-1790万，平均为1711万，与蒋正华根据生命表所得“困难时期”1700万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接近。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死亡率计算得出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500万。蒋正华资料对于国家统计局资料的修正，可能仅仅是对死亡漏报人口的修正。
从理论上说，用人口出生率减去人口死亡率，即得人口自然增长率。在没有规模性的跨国境人口迁移的背景下，人口自然增长率就是人口增长 率。从理论上说，只要统计口径一致，根据人口增长率和上一年的总人口，就可以计算出下一年的总人口。然而，无论是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资料，还是采用蒋正华 的三组资料，所得1959年以后历年总人口皆比国家统计局公布人口多400万-700万。另外，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人口数中，1959年人口多于 1960年。这一资料与中国的社会现实是吻合的。而在其它四组资料中，1960年人口多于1959年。很明显，灾前或灾中人口死亡率的人为篡改，是导致这一系列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
比较而言，上述第三项研究，即金辉的研究，方法上是比较可靠的。这是因为，这一方法可以不需要利用大灾中的死亡率数据求出真实的死亡人口。要知道，更改大灾中的人口死亡率数据，是作伪者最简便、最直接的作伪手法。不过，金辉的第一项研究将中国 城市人口的增长另作统计，是不妥当的。因为，金氏公式的第一项“出生人口”，已经包括城市人口。由于大多数城市保持正常或稍低的人口出生率，才使得就全国而言，大饥荒期间的人口增长率仍然超过正常的人口死亡率。不仅如此，有相当多的中小城市，甚至省会城市，也经历规模性的人口死亡。笼统地将城市排斥在灾区之外，是不妥当的。
原文
“五毛党”何以成为可能？
昨天，室友问我：“你听说过五毛党这个词么？”“当然。怎么了？”原来他们下午上制度经济学的时候，老师刚开学上来闲扯社会问题，问台下同学有没有人听说过五毛党，听过的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听说过这个词。
我也感到挺奇怪的，因为本来以为这是一个当代大学生都知道的事物。当然，产生智商上的优越感就没有必要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经常上网，上网也不一定关心这些。不过在内心无奈地恭喜党国的同时，我也顺便梳理一下对五毛党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
1，言论的自由市场下“五毛党”的不可能
右边阵营里，常常盛行这样的风气：对意见不合的同学通通冠以“五毛”称呼。我对这种粗暴简单的作风一贯抱以反对的态度。你怎么知道别人一定是拿钱办事的呢？就因为他的观点和五毛的观点相同么？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你对别人或许是自主思考得出的结论盲目口上帽子，那么别人也可以给你口上诸如“美分”啦“网特”啦之类的帽子。这样的话，帽子满天飞，那就没有多余的精力理性讨论问题了。这不正是党国所希望看到的吗？
何况，粗暴扣帽子的举动也正反映出了一种智识上的无力。你恼羞成怒地呵斥一声：“呔！汝乃五毛！吾不屑与尔曹共论！”不正是承认了自己无法通过逻辑与事实将对方说服么？那么你自己都不能证明你自己的观点的确比对方更加有理有据，凭什么要求对方信服呢？
所以我不认同“楼上五毛”“围观五毛”“已到帐，楼上查收”之类的言论。并且，我认为在一个自由的言论市场下，“辨析五毛”没有必要也毫无意义（关于言论的自由市场，过去我曾写过《拥抱一个自由言说的时代》《构建观点的自由市场》）。简而言之，在一个自由的言论市场中，每一种观点都可以自由发表，并通过自身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和对事实解释的有力程度来争取 尽量多的信服。而每一个个体都作为一个观察者，结合自己的认识背景、理性或感性的判断来自由挑选受自己认可的观点。那么，无论一个观点的发表者是不是受雇于特定机构，他的观点都仅仅是一个“观点”，无一例外要接受每一个观察者的甄选与扬弃。所以每一个观点依靠的都仅仅是自身的理性因素来争取听众，简单地说，“质”才是主要的，“量”无足轻重。所以，这时候去辨别发言者究竟是基于什么动机来发表这番言论，岂不是毫无必要么？这对你自身对言论的认可与否毫无帮助。一个丝毫不讲逻辑不顾既定事实与经验根本相悖的言论，再怎么样也不会受人认可的。
比如说，我今天雇一万个人上网发表“屎是香的，吃屎有益健康”的论点，相信再怎么宣传，也极少有人会跟随我的观点。当然，和五毛们相牵连的话题都不是这么显而易见的，但是，运用逻辑，运用常识和经验，还是可以轻松识别。比如，有的人针对任何话题只给结论，拒绝论证，那么无论他说的如何天花乱坠我都不会相信，至少很大程度上存疑。这时候，发表“吃屎论”的那些朋友究竟是“别有用心”，还是受雇于人，这就留给闲的蛋疼的好事者去考证就行了。
所以我说，在言论的自由市场环境下，理性、逻辑严密的观点自然而然地驱逐违背事实、违背经验、不讲逻辑的观点，正如自由市场上优质产品驱逐劣质产品一般。花钱雇人制造更多的劣质产品妄图占领市场，只能说是白费力气。他们不进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而且还站在了智商傻逼的一边。
二，在中国，何以可能？
很明显，党国并非吃干饭的，他们绝非花钱打水漂的冤大头——当然，他们花的雇佣金本来也不是他们自己的。在中国，“五毛党”绝对具有相当意义的战略价值。那么为什么现实和我上一节的分析相悖呢？这是因为上一节是一个理想化的模型，而在当今中国有两个条件未被满足：自由的言论市场，和理性、具有基本逻辑常识的言论接收者。前一个因素不必多说了，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媒体，包括互联网，是开放的，自由的，并且还被依法管理。这就使得进入“市场”的言论已经被一些机构一些组织筛选过了，并且更重要的是，一些特定的言论的自由传播会受到干扰，乃至完全禁止。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言论的自由竞争也就无从谈起了。暑假上老罗的课，他提到了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当今中国对于时事的讨论，作为一个右派学者往往是很为难的。 左派学者说：这个问题应该是XXX，他们的观点、论据、论证过程都可以在媒体上自由地呈现。但是当右派学者反对的时候，他们的论点、论据以及论证过程往往 都受到“依法管理”，这就像两个拳击手打擂台，裁判总是拉偏架。这样的话，言论市场的优胜劣汰就要受到严重的影响。当然，这正是裁判的目的。
其次，理性的言论接收者也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因素。这和我们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我们的教育，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是“给结论”型的教育模式。鸦片战争的四个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三次本土化，只需要把教材编撰者给我们总结好的 一二三四背下来就可以，至于为什么，别问，记住就行了。所以当我们的考试还在考默写“重要意义”“深远影响”的时候，别人的考题却是“假如XX事件没有发 生，请描述今日的欧洲”之类需要综合全面理解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事件背后的历史逻辑的话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语文教育，它长期以“文”的培训遮蔽了“语”的能力培养。关于这一点我在曾经的文章《为什么说我们的教育是培养顺民的教育》有过论述：
“大家觉不觉得奇怪，中学学的那些科目里， “数学”“化学”乃至“历史”“政治”（且不管中学里学的那些垃圾能否能称为政治学）除了是中学中的一门课程外，它们都还是一门学科；但是只要提到“语文”，我们就反应过来那是中小学里的那个“语文”，它不是一个学科，离开了中小学教育它就不再存在了。
为什么呢？其实“语文”并不是一门课程，而是两门：“语”和“文”。“语”就是“语言”，“文”就是 “文学”。我们的基础教育里把两样虽有联系但功用却大不相同的课程混合在了一起，而且长期以文学的教学压制了语言的教学。语言的功用是什么？是明白、透 彻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运用语言，应该首先具备正确、合乎逻辑地表达思想的能力，然后才谈得上文学性的运用语言文字。而且我认为文学性地表达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必须具备的。我们可以要求每个人都有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培养每个人都能创作文学作品呢？但是，正确表达自己的想法，合乎逻辑地说理， 这是无论什么样的人都必须具备的能力。
反观我们的教育，长期以文学性的写作培养偷偷替换了说理能力的培养。我们的作文，大多是要求你写一些风花雪月的泛滥着不切实际的文学性的文字，而不是思路缜密的思辨性文字。就是最最需要说理的议论文上，我们也不去学习如何符合逻辑地推导结论，而是花更多的注意力去“编造名人小故事”作为论据。并且临考时老师都会提醒你：最好不要写议论文，最好写记叙文。为什么？因为我们学生的议论 文写作能力实在是一塌糊涂！但是我们都知道，今后的继续学习和工作中，无论什么专业，应用最广泛也最重要的就是议论文的写作能力，确切地说是议论文写作背后严密的逻辑思辨能力。而除了文字工作者，我们大部分人不会有多少机会写作记叙文——除了写些小情小调的日记性文字，而且，那样的文字，水平高低并没有多 大关系。
但是，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为什么不以这样的思路去施行教育改革？难道是我们学生的水平不够吗？放屁，水平不都是在教育中培养出来的么？难道是教育资源紧张吗？扯淡，把那些印着大坨大坨应试垃圾的语文教学参考书、习题集换成印着人文经典的书本发给学生不就解决了么？但是为什么不呢？我个人认为，这是因为当局惧怕培养出学生的逻辑思辨能 力。
比如，我们都听过这样的论断：“没有某某某，就没有新中国”，或者说，“只有某某某，才能救中国”。我不是想说这样的结论一定是错的，在这里我不想讨论这些结论的正误，我只是想说：为什么没有某某某就没有新中国只有某某某才能救中国？能否拿出合乎逻辑的论证过程出来？没有，根本没有，所以我们的教育只能以死记硬背为本体，以玩弄文字玄虚为作文宗旨，但是就是不让你拥有理性、独立思考的能力。”
相比较之下，国外的教育对逻辑的重视是很值得注意的。对于他们的教育我们当然无法亲身体会。但是对于他们的标准化考试诸如SAT、GRE的 观察还是能够让人窥斑见豹。这些标准化考试（我指 SAT I及GRE general等reasoning test）不考察对具体知识的掌握，而着重考察在语言环境下和数字环境下的逻辑推理能力。这是无论文理都需要的基本学术素质。而反观我们，尤其是文科，何曾强调过逻辑的重要性？就好像我之前的一篇日志，我们的媒体所着力宣传的正是别人考试中所罗列的反面教材的样板。
而我们，不要说在中小学阶段开设很有必要的“逻辑”课了，就是在其他学科中贯穿逻辑的训练也是很难做 到的。
同样地，我们的教育也使我们缺乏必要的“讨论”训练。我们习惯于接收既定观点，不会通过比较观点，尤其是比较自己和对方的观点来是自身观点得到进化。
总而言之，我们的教育造成了我们作为个体对逻辑能力的缺失。这也就使“宣传”成 为了可能。而宣传的第一要旨就是大面积反复断言。这就是“五毛党”所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一个两个你不信，一天两天你不信，千个万个，成年累月，潜移默化地就影响了个体的判断和态度。
三，“中立”如何取代判断
刚刚看到的一篇文章名叫《中立病》。这篇文章给了我很大启发，使我对“五毛党”数量因素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由于我们缺乏真正的逻辑辨别能力，但是又拼命想努力保持所谓的“客观”，所以就简化出了一种“中立”的处理方法。比如说，A有一个+100的观点，B有一个-100的观点，这时候C看到了他们的争论，由于他没有能力去判断A和B的观点究竟分别有多少理性依据在其中，于是他就保持0的观点，他认为这样就达到了所谓的客观。这就是为什么我 经常听到别人讨论时事的时候冒出所谓“哎呀，X国也是XXX”“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等固定句式，这些万用模板可以用到任何讨论中 去，就像马哲达人周旭昆老师的万用辩证法一样。但是，它们没有任何意义。
就是这些人，还发明了一个词叫做“偏激”，扣给所有不愿意和他们一样患有“中立病”的人。但我们仔细考察“偏激”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有问题的说法。如果事实就是+100，那么采取+100的看法不叫偏激，叫符合事实。相反，这时候采取0的看法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偏激”。但他们不这么认为。 在他们的观点里，任何时候采取0的态度都是理性的，都是牛逼哄哄高人一等的无比理性。
这样就更加强化了“五毛党”存在的必要性。比如说，当局想让我们接受+100的观点，那么他雇了一万个人去散布+100的观点。当一个人看到一个+100和一个0两种观点的时候，他想，我要客观，要理性，要中立。于是他有了+50的观点。他又看到了一个+100，他想，我要客观，要理性，要中立。于是他变成了+75。又来了一个+100，又来了一个+100，又来了……于是，在他的中立方法论下，他就无限趋向于+100了。
或者，他同时看到了一万个+100和一个0，他仍然要中立，担难免加权么。而他自己本身又成为了一个新的观点提供者参与了其他人的判断过程。但他已明显偏离了0。于是，在强大的人数优势下，并且在“依法管理”的言论市场中，当局很容易把不具备自我判断能 力的人群的态度拉离正常值。
四，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
缺乏逻辑训练的另一个弊端就是在中国，我们常常混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这也给了五毛们可乘之机。因为事实判断是需要大量理性论证的，而五毛党队伍的自身素质制约着他们执行这 么高难度的任务。而且他们本身所从事的宣传工作从本质上也是违背事实的。但是价值判断是不需要理由的，价值判断只需要作出声明就可以了。于是五毛们可以一 拥而上，以“扣帽子”“表忠心”“祈使句”的形式对网民进行价值判断的洗礼。进而达到他们本身被赋予的“使命”。
比如说，“扣帽子”就属于一种价值判断。“社会主义好”属于价值判断，“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好在哪里？能否一直好下去？”属于事实判断。再比如，“汪精卫是坏人”是一种价值判断，如果我们追问一下的话，就成了“汪精卫是汉奸，汉奸是坏人，所以汪精卫是坏人”，乍看上去挺像三段论，好像是事实判断。但汪的夫人陈璧君有不同看法。1946年4月 16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璧君，陈璧君在法庭上说：“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 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壁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我不是说赞同陈的说法。我只是认为，对价值判断多问几次，将价值判断解构到事实判断的层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本来 面目模糊的事情。就像陈璧君，对“汪精卫是汉奸”的事实判断提出了异议，并给出了自己的论证。这就促使我们要么接受她对我们既有印象的颠覆，要么对“汪精卫是汉奸”或者“汉奸”进行更多更深入的思考，继而利用基于事实的论证反驳陈的说法。无论怎样，都有助于我们认识的进步。
再比如，“和平演变”也是个似是而非的词。我们提起“和平演变”就好像阴险狡诈罪大恶极，仿佛这是人 世间最邪恶的思想。但在这种统一的价值判断下，我想问：为什么不能让代表了“和平演变”的那些思想在媒体上自由流通，让我们也好见识其险恶用心从而更好地 批判它呢？让别人的文化和所谓“我们的传统”都放在群众面前，让群众自由选择如何取舍不是更加“人民当家做主”么？为什么要严防死守呢？他说：那是坏的， 你不要接触。于是我们就将自己的判断权交给了最霸道的保姆。
另外，达赖的问题也是同样典型的例子。我常常就奇怪，有些同学，没有听过达赖的任何演讲，看过达赖的任何文章，对达赖的主张没有任何第一手的认识，但提起其人就恨不得杀之而后快。要说起来也简单，他们习惯了被别人给结论，而放弃了自己判断的机会。“达赖是坏人”是一个价值判断，我们需要追问：达赖怎么就是坏人了？因为他主张分裂。这里就可以两条线发问了：一，为什么说他主张分裂？除了当局这么告诉你的之外，有什么依据？二，主张分裂为什么就一定是坏人了？有没有可能主张分裂但不是坏人？好坏的依据能否单单依据主张分裂与否来判断？
这样的话，将价值判断一层层解构到最基本的事实判断上去，五毛们声嘶力竭的呐喊或许会不再那么有效。
五，如何通过逻辑来独立思考
说到这，应该给有逻辑地独立思考下个定义了。什么是独立思考？
全盘接受课本给予我们的结论显然不是。
那么是不是与政府对着干就叫独立思考？是不是反传统反常识就是独立思考？“大多所谓的“知识分子”，即我在另一篇文章中称为“倒卖观念的职 业好手”：教师，记者和“媒体代表”，他们在有了些道听途说的科学知识以后，便自封为现代思想的代表，自封为在知识上和道德上比那些仍然看重传统价值者高 一等的人、肩负着向公众提供新观念责任的人。他们为了使自己的货色看上去很新鲜，必须对一切相沿成习的事情大加嘲讽。在这种人看来，赋予自己的立场以“新 颖”或“新事物”而不是真理，成了主要的价值。”《致命的自负》中的这段话，今天仍然振聋发聩。
那么什么是独立思考呢？它和批判性思考类似，都是基于近代西方科学革命后形成的基于逻辑和经验的科研式思考过程。曾经看到一篇文章概括得很好，在此全文引用，我不再赘述：
“和言论自由一样的，独立思考也有链条，而不是说我想什么就是什么，这就是独立 思考。更加不是说，只要批判政府就代表独立思考。
独立思考的基础依据按照重要程度排列如下：事实 ---常识---逻辑（理论）---意识形态---结论。
而社会动员的方式依据按照重要程度排列如下：结论---意识形态---逻辑 ---常识---事实。
但是思考的过程既是复杂的，又是很快的，很多念头和想法都是一瞬间就完成。这就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受其他因素影响，如情绪，记忆，好恶，社会氛 围等等。比如不用受政府迫害的英国国王，也曾经下令不许使用富兰克林发明的避雷针，因为那是一个“乱党”。所以独立思考的困难在于人类本身的局限性，而不仅仅在于外部问题。
外部问题当然也有，比如资料的收集，保存，整理和查阅（经常看着书柜都堆不下的书欲哭无泪）；比如合适的学术氛 围，除了来自行政当局的干扰外，有没有学霸，几个人自封了XX派的掌门后互相吹捧，把其他人一律打为....；比如有没有经费；比如有没有合适的传播与交流渠道.....
假设内部性局限和外部性局限都得到了解决（这在现实当中是完全不可能的），独立思考的过程中是这样的：首先是忠实正确的展示事实的原貌-----然后是通过被普遍认可的概念进行处理（常识）----在之后是依靠他人或是自己的逻辑（理论）加以演绎，归 纳，总结，分析----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带入自己的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当然也有可能被逼的加入某种意识形态）-----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即便如此，这种经过一个完整的独立思考后得出结果，也可能是错误的。
首先事实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获得的资料有限，资 料可能记载就有错误，或者是记忆有错误，这都是有可能的，就像我之前写的内容，包括儒家六经的引用部分，包括花园口的死亡人数部分，包括央视拍的大国崛起 -葡西两国的内容，都是根据记忆写的，结果发现记错了一些东西，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常识也可能是错的。首先常识是传播的广，因此才能大多数人都知道，其次才是对这种东西不产生怀疑，导致普遍认可后，才成为常识。
理论更是如此，可能理论本身就是错了，也可能是把理论误读了，没看懂。
意识形态就更加别提了，意识形态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一种潜意识里面的信仰，经常会潜移默化的“下意识”修改 前面的过程，以保障自己对意识形态的信仰不被动摇。
但是就算有这些问题，也必须严格的坚持这种模式，因他可检验。自己，更多的时候是其他人，可以一路顺藤摸瓜的摸上去，看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因此学术论文必须有一个非常严苛的规定，就是详细到页数，章节，段落的提供原始资料。
整个西方的学术系统，基本上还是能够按照这种模式在运作。不断的，有所依据的推翻前人，又不断的，有所依据的建立新的体系。
因 为要推翻前人，也要按照同样的模式进行分析，又留下来可供后人分开观察的链条。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事实高于理论”。
这就是，理论是有局限性和适用范围的。曾经有过动议，要求所有写论文的人自己写上自己理论的局限性和适用范围，免得其他人麻烦，后来因为此事 实在难的离谱，所以不了了之了。
举几个例子：
比如，甲午战败是因为清廷腐败。这在中国基本是个“铁律常识” ，能否挑战这个常识？可以的
有两个“事实”，可以让腐败决定战争成败论的根基动摇。
首先，清廷腐败最大的证据，大部分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就是慈禧贪污了北洋海军的军费去修颐和园。那么根据近年来对清宫档案的整理，发现这笔钱其实后来还回去了，金额也没有传说的那么多，属于挪用，但是当时中国的财政系统就是如此，用钱都是经常挪来挪去的。
这个证据可以证明，清廷没有过去被证明的那样腐败。这是一个对“腐败决定战争成败论”构成冲击的证据。
第二，根据各种资料证明，日本明治政府也相当腐败，由腐败的“长洲官僚”们把持。如山县有朋，井上熏等核心人物，各个都屁股不干净。据钟庆提 供的数字，山县有朋一个人曾经贪污和挪用公款达日本岁入的1/10，井上熏也是收受好处，协助谋夺他人财产，还有大把其他问题，如权钱交易等等。
如果继续坚持简单的“腐败决定战争成败论”，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哪个国家贪污腐败越多，哪个国家打仗能胜利。
当然，话题到了这里，双方可以继续举证：例如清廷上下官僚都涉及贪污问题，而日本只有高层贪污，底层官吏和士兵比较廉洁。所以“腐败决定战争成败论”继续起作用。 或者说，要求详细举证清廷在甲午战争前后的财政收入支出表格（以清宫档案为基准）。又或者说，山县有朋贪污了很多，但是用贪污来的钱结成了庞大的“山县党”，在日本政坛上取得了极大的优势，这对保证日本在战争准备和战争进行当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李鸿章则因为没钱笼络朝廷大员，导致清廷在战争前后， 高层都是以内讧为主，因此“哪个国家贪污腐败越多，哪个国家打仗能胜利”，该结论成立。
只要尽量按照“事实---常识---逻辑 （理论）---意识形态---结论”这个链条进行，那么这种争论都是可以的，乃至“有益”的。
怕哪种情况呢？你要给慈禧翻案？你是封建王朝的奴才吧？你要给腐败翻案？你是腐败官僚的御用文人吧？
扣帽子也不是不可以，哈耶克也被别人扣上傻瓜的帽子，他自己也给别 人扣上社会主义者（在新古典自由主义的语言体系当中，属于严重的贬义）的帽子，后来有一次争论的急了，被自己的同伙扣上了同样的帽子。但是扣帽子都是情绪 的结果，最终还是要回到理性的独立思考程序上面来。
所有关于腐败和战争之间关系的争论，都可以继续进行。但是在下面这个事实之前， 一切争论得出的结论，都只能处于从属地位，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局限性”和“适用性”。
大东沟海战爆发之后，中日双方的军舰是两败俱伤，而根据当时在旁边打酱油的欧洲舰队的观察，是清国海军胜利了，因为“他们完成了既定的作战目标，就是护送运兵船和给养去朝鲜”。
那之后的战争走向，是决定在船台上。摇摇晃晃回港的日本军舰，被当时连泡面都吃不上的日本工人们用3-5天修好，迅速的返回了战场。而中国的军舰，永远没有开回海上的那一天了。
历史留给了中国两个遗产：
1. 李鸿章严厉下令给军港：大船务必在一个月内修好，小船务必在10天内修好；
2. 那之后的114年的时间里，大量的脑残慷慨激昂的痛斥李鸿章胆小怯战，不懂海军战法，强烈要求李鸿章拿根草绳，用狗刨拉着军舰出海。”
六，结语
最后，我没什么想多说的，只是希望五毛们早日失业，那种就算有人肯出钱也无法在“自由的言论市场” 上左右民意的失业。
原文
我也感到挺奇怪的，因为本来以为这是一个当代大学生都知道的事物。当然，产生智商上的优越感就没有必要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经常上网，上网也不一定关心这些。不过在内心无奈地恭喜党国的同时，我也顺便梳理一下对五毛党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
1，言论的自由市场下“五毛党”的不可能
右边阵营里，常常盛行这样的风气：对意见不合的同学通通冠以“五毛”称呼。我对这种粗暴简单的作风一贯抱以反对的态度。你怎么知道别人一定是拿钱办事的呢？就因为他的观点和五毛的观点相同么？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你对别人或许是自主思考得出的结论盲目口上帽子，那么别人也可以给你口上诸如“美分”啦“网特”啦之类的帽子。这样的话，帽子满天飞，那就没有多余的精力理性讨论问题了。这不正是党国所希望看到的吗？
何况，粗暴扣帽子的举动也正反映出了一种智识上的无力。你恼羞成怒地呵斥一声：“呔！汝乃五毛！吾不屑与尔曹共论！”不正是承认了自己无法通过逻辑与事实将对方说服么？那么你自己都不能证明你自己的观点的确比对方更加有理有据，凭什么要求对方信服呢？
所以我不认同“楼上五毛”“围观五毛”“已到帐，楼上查收”之类的言论。并且，我认为在一个自由的言论市场下，“辨析五毛”没有必要也毫无意义（关于言论的自由市场，过去我曾写过《拥抱一个自由言说的时代》《构建观点的自由市场》）。简而言之，在一个自由的言论市场中，每一种观点都可以自由发表，并通过自身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和对事实解释的有力程度来争取 尽量多的信服。而每一个个体都作为一个观察者，结合自己的认识背景、理性或感性的判断来自由挑选受自己认可的观点。那么，无论一个观点的发表者是不是受雇于特定机构，他的观点都仅仅是一个“观点”，无一例外要接受每一个观察者的甄选与扬弃。所以每一个观点依靠的都仅仅是自身的理性因素来争取听众，简单地说，“质”才是主要的，“量”无足轻重。所以，这时候去辨别发言者究竟是基于什么动机来发表这番言论，岂不是毫无必要么？这对你自身对言论的认可与否毫无帮助。一个丝毫不讲逻辑不顾既定事实与经验根本相悖的言论，再怎么样也不会受人认可的。
比如说，我今天雇一万个人上网发表“屎是香的，吃屎有益健康”的论点，相信再怎么宣传，也极少有人会跟随我的观点。当然，和五毛们相牵连的话题都不是这么显而易见的，但是，运用逻辑，运用常识和经验，还是可以轻松识别。比如，有的人针对任何话题只给结论，拒绝论证，那么无论他说的如何天花乱坠我都不会相信，至少很大程度上存疑。这时候，发表“吃屎论”的那些朋友究竟是“别有用心”，还是受雇于人，这就留给闲的蛋疼的好事者去考证就行了。
所以我说，在言论的自由市场环境下，理性、逻辑严密的观点自然而然地驱逐违背事实、违背经验、不讲逻辑的观点，正如自由市场上优质产品驱逐劣质产品一般。花钱雇人制造更多的劣质产品妄图占领市场，只能说是白费力气。他们不进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而且还站在了智商傻逼的一边。
二，在中国，何以可能？
很明显，党国并非吃干饭的，他们绝非花钱打水漂的冤大头——当然，他们花的雇佣金本来也不是他们自己的。在中国，“五毛党”绝对具有相当意义的战略价值。那么为什么现实和我上一节的分析相悖呢？这是因为上一节是一个理想化的模型，而在当今中国有两个条件未被满足：自由的言论市场，和理性、具有基本逻辑常识的言论接收者。前一个因素不必多说了，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媒体，包括互联网，是开放的，自由的，并且还被依法管理。这就使得进入“市场”的言论已经被一些机构一些组织筛选过了，并且更重要的是，一些特定的言论的自由传播会受到干扰，乃至完全禁止。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言论的自由竞争也就无从谈起了。暑假上老罗的课，他提到了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当今中国对于时事的讨论，作为一个右派学者往往是很为难的。 左派学者说：这个问题应该是XXX，他们的观点、论据、论证过程都可以在媒体上自由地呈现。但是当右派学者反对的时候，他们的论点、论据以及论证过程往往 都受到“依法管理”，这就像两个拳击手打擂台，裁判总是拉偏架。这样的话，言论市场的优胜劣汰就要受到严重的影响。当然，这正是裁判的目的。
其次，理性的言论接收者也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因素。这和我们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我们的教育，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是“给结论”型的教育模式。鸦片战争的四个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三次本土化，只需要把教材编撰者给我们总结好的 一二三四背下来就可以，至于为什么，别问，记住就行了。所以当我们的考试还在考默写“重要意义”“深远影响”的时候，别人的考题却是“假如XX事件没有发 生，请描述今日的欧洲”之类需要综合全面理解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事件背后的历史逻辑的话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语文教育，它长期以“文”的培训遮蔽了“语”的能力培养。关于这一点我在曾经的文章《为什么说我们的教育是培养顺民的教育》有过论述：
“大家觉不觉得奇怪，中学学的那些科目里， “数学”“化学”乃至“历史”“政治”（且不管中学里学的那些垃圾能否能称为政治学）除了是中学中的一门课程外，它们都还是一门学科；但是只要提到“语文”，我们就反应过来那是中小学里的那个“语文”，它不是一个学科，离开了中小学教育它就不再存在了。
为什么呢？其实“语文”并不是一门课程，而是两门：“语”和“文”。“语”就是“语言”，“文”就是 “文学”。我们的基础教育里把两样虽有联系但功用却大不相同的课程混合在了一起，而且长期以文学的教学压制了语言的教学。语言的功用是什么？是明白、透 彻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运用语言，应该首先具备正确、合乎逻辑地表达思想的能力，然后才谈得上文学性的运用语言文字。而且我认为文学性地表达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必须具备的。我们可以要求每个人都有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培养每个人都能创作文学作品呢？但是，正确表达自己的想法，合乎逻辑地说理， 这是无论什么样的人都必须具备的能力。
反观我们的教育，长期以文学性的写作培养偷偷替换了说理能力的培养。我们的作文，大多是要求你写一些风花雪月的泛滥着不切实际的文学性的文字，而不是思路缜密的思辨性文字。就是最最需要说理的议论文上，我们也不去学习如何符合逻辑地推导结论，而是花更多的注意力去“编造名人小故事”作为论据。并且临考时老师都会提醒你：最好不要写议论文，最好写记叙文。为什么？因为我们学生的议论 文写作能力实在是一塌糊涂！但是我们都知道，今后的继续学习和工作中，无论什么专业，应用最广泛也最重要的就是议论文的写作能力，确切地说是议论文写作背后严密的逻辑思辨能力。而除了文字工作者，我们大部分人不会有多少机会写作记叙文——除了写些小情小调的日记性文字，而且，那样的文字，水平高低并没有多 大关系。
但是，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为什么不以这样的思路去施行教育改革？难道是我们学生的水平不够吗？放屁，水平不都是在教育中培养出来的么？难道是教育资源紧张吗？扯淡，把那些印着大坨大坨应试垃圾的语文教学参考书、习题集换成印着人文经典的书本发给学生不就解决了么？但是为什么不呢？我个人认为，这是因为当局惧怕培养出学生的逻辑思辨能 力。
比如，我们都听过这样的论断：“没有某某某，就没有新中国”，或者说，“只有某某某，才能救中国”。我不是想说这样的结论一定是错的，在这里我不想讨论这些结论的正误，我只是想说：为什么没有某某某就没有新中国只有某某某才能救中国？能否拿出合乎逻辑的论证过程出来？没有，根本没有，所以我们的教育只能以死记硬背为本体，以玩弄文字玄虚为作文宗旨，但是就是不让你拥有理性、独立思考的能力。”
相比较之下，国外的教育对逻辑的重视是很值得注意的。对于他们的教育我们当然无法亲身体会。但是对于他们的标准化考试诸如SAT、GRE的 观察还是能够让人窥斑见豹。这些标准化考试（我指 SAT I及GRE general等reasoning test）不考察对具体知识的掌握，而着重考察在语言环境下和数字环境下的逻辑推理能力。这是无论文理都需要的基本学术素质。而反观我们，尤其是文科，何曾强调过逻辑的重要性？就好像我之前的一篇日志，我们的媒体所着力宣传的正是别人考试中所罗列的反面教材的样板。
而我们，不要说在中小学阶段开设很有必要的“逻辑”课了，就是在其他学科中贯穿逻辑的训练也是很难做 到的。
同样地，我们的教育也使我们缺乏必要的“讨论”训练。我们习惯于接收既定观点，不会通过比较观点，尤其是比较自己和对方的观点来是自身观点得到进化。
总而言之，我们的教育造成了我们作为个体对逻辑能力的缺失。这也就使“宣传”成 为了可能。而宣传的第一要旨就是大面积反复断言。这就是“五毛党”所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一个两个你不信，一天两天你不信，千个万个，成年累月，潜移默化地就影响了个体的判断和态度。
三，“中立”如何取代判断
刚刚看到的一篇文章名叫《中立病》。这篇文章给了我很大启发，使我对“五毛党”数量因素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由于我们缺乏真正的逻辑辨别能力，但是又拼命想努力保持所谓的“客观”，所以就简化出了一种“中立”的处理方法。比如说，A有一个+100的观点，B有一个-100的观点，这时候C看到了他们的争论，由于他没有能力去判断A和B的观点究竟分别有多少理性依据在其中，于是他就保持0的观点，他认为这样就达到了所谓的客观。这就是为什么我 经常听到别人讨论时事的时候冒出所谓“哎呀，X国也是XXX”“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等固定句式，这些万用模板可以用到任何讨论中 去，就像马哲达人周旭昆老师的万用辩证法一样。但是，它们没有任何意义。
就是这些人，还发明了一个词叫做“偏激”，扣给所有不愿意和他们一样患有“中立病”的人。但我们仔细考察“偏激”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有问题的说法。如果事实就是+100，那么采取+100的看法不叫偏激，叫符合事实。相反，这时候采取0的看法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偏激”。但他们不这么认为。 在他们的观点里，任何时候采取0的态度都是理性的，都是牛逼哄哄高人一等的无比理性。
这样就更加强化了“五毛党”存在的必要性。比如说，当局想让我们接受+100的观点，那么他雇了一万个人去散布+100的观点。当一个人看到一个+100和一个0两种观点的时候，他想，我要客观，要理性，要中立。于是他有了+50的观点。他又看到了一个+100，他想，我要客观，要理性，要中立。于是他变成了+75。又来了一个+100，又来了一个+100，又来了……于是，在他的中立方法论下，他就无限趋向于+100了。
或者，他同时看到了一万个+100和一个0，他仍然要中立，担难免加权么。而他自己本身又成为了一个新的观点提供者参与了其他人的判断过程。但他已明显偏离了0。于是，在强大的人数优势下，并且在“依法管理”的言论市场中，当局很容易把不具备自我判断能 力的人群的态度拉离正常值。
四，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
缺乏逻辑训练的另一个弊端就是在中国，我们常常混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这也给了五毛们可乘之机。因为事实判断是需要大量理性论证的，而五毛党队伍的自身素质制约着他们执行这 么高难度的任务。而且他们本身所从事的宣传工作从本质上也是违背事实的。但是价值判断是不需要理由的，价值判断只需要作出声明就可以了。于是五毛们可以一 拥而上，以“扣帽子”“表忠心”“祈使句”的形式对网民进行价值判断的洗礼。进而达到他们本身被赋予的“使命”。
比如说，“扣帽子”就属于一种价值判断。“社会主义好”属于价值判断，“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好在哪里？能否一直好下去？”属于事实判断。再比如，“汪精卫是坏人”是一种价值判断，如果我们追问一下的话，就成了“汪精卫是汉奸，汉奸是坏人，所以汪精卫是坏人”，乍看上去挺像三段论，好像是事实判断。但汪的夫人陈璧君有不同看法。1946年4月 16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璧君，陈璧君在法庭上说：“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 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壁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我不是说赞同陈的说法。我只是认为，对价值判断多问几次，将价值判断解构到事实判断的层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本来 面目模糊的事情。就像陈璧君，对“汪精卫是汉奸”的事实判断提出了异议，并给出了自己的论证。这就促使我们要么接受她对我们既有印象的颠覆，要么对“汪精卫是汉奸”或者“汉奸”进行更多更深入的思考，继而利用基于事实的论证反驳陈的说法。无论怎样，都有助于我们认识的进步。
再比如，“和平演变”也是个似是而非的词。我们提起“和平演变”就好像阴险狡诈罪大恶极，仿佛这是人 世间最邪恶的思想。但在这种统一的价值判断下，我想问：为什么不能让代表了“和平演变”的那些思想在媒体上自由流通，让我们也好见识其险恶用心从而更好地 批判它呢？让别人的文化和所谓“我们的传统”都放在群众面前，让群众自由选择如何取舍不是更加“人民当家做主”么？为什么要严防死守呢？他说：那是坏的， 你不要接触。于是我们就将自己的判断权交给了最霸道的保姆。
另外，达赖的问题也是同样典型的例子。我常常就奇怪，有些同学，没有听过达赖的任何演讲，看过达赖的任何文章，对达赖的主张没有任何第一手的认识，但提起其人就恨不得杀之而后快。要说起来也简单，他们习惯了被别人给结论，而放弃了自己判断的机会。“达赖是坏人”是一个价值判断，我们需要追问：达赖怎么就是坏人了？因为他主张分裂。这里就可以两条线发问了：一，为什么说他主张分裂？除了当局这么告诉你的之外，有什么依据？二，主张分裂为什么就一定是坏人了？有没有可能主张分裂但不是坏人？好坏的依据能否单单依据主张分裂与否来判断？
这样的话，将价值判断一层层解构到最基本的事实判断上去，五毛们声嘶力竭的呐喊或许会不再那么有效。
五，如何通过逻辑来独立思考
说到这，应该给有逻辑地独立思考下个定义了。什么是独立思考？
全盘接受课本给予我们的结论显然不是。
那么是不是与政府对着干就叫独立思考？是不是反传统反常识就是独立思考？“大多所谓的“知识分子”，即我在另一篇文章中称为“倒卖观念的职 业好手”：教师，记者和“媒体代表”，他们在有了些道听途说的科学知识以后，便自封为现代思想的代表，自封为在知识上和道德上比那些仍然看重传统价值者高 一等的人、肩负着向公众提供新观念责任的人。他们为了使自己的货色看上去很新鲜，必须对一切相沿成习的事情大加嘲讽。在这种人看来，赋予自己的立场以“新 颖”或“新事物”而不是真理，成了主要的价值。”《致命的自负》中的这段话，今天仍然振聋发聩。
那么什么是独立思考呢？它和批判性思考类似，都是基于近代西方科学革命后形成的基于逻辑和经验的科研式思考过程。曾经看到一篇文章概括得很好，在此全文引用，我不再赘述：
“和言论自由一样的，独立思考也有链条，而不是说我想什么就是什么，这就是独立 思考。更加不是说，只要批判政府就代表独立思考。
独立思考的基础依据按照重要程度排列如下：事实 ---常识---逻辑（理论）---意识形态---结论。
而社会动员的方式依据按照重要程度排列如下：结论---意识形态---逻辑 ---常识---事实。
但是思考的过程既是复杂的，又是很快的，很多念头和想法都是一瞬间就完成。这就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受其他因素影响，如情绪，记忆，好恶，社会氛 围等等。比如不用受政府迫害的英国国王，也曾经下令不许使用富兰克林发明的避雷针，因为那是一个“乱党”。所以独立思考的困难在于人类本身的局限性，而不仅仅在于外部问题。
外部问题当然也有，比如资料的收集，保存，整理和查阅（经常看着书柜都堆不下的书欲哭无泪）；比如合适的学术氛 围，除了来自行政当局的干扰外，有没有学霸，几个人自封了XX派的掌门后互相吹捧，把其他人一律打为....；比如有没有经费；比如有没有合适的传播与交流渠道.....
假设内部性局限和外部性局限都得到了解决（这在现实当中是完全不可能的），独立思考的过程中是这样的：首先是忠实正确的展示事实的原貌-----然后是通过被普遍认可的概念进行处理（常识）----在之后是依靠他人或是自己的逻辑（理论）加以演绎，归 纳，总结，分析----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带入自己的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当然也有可能被逼的加入某种意识形态）-----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即便如此，这种经过一个完整的独立思考后得出结果，也可能是错误的。
首先事实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获得的资料有限，资 料可能记载就有错误，或者是记忆有错误，这都是有可能的，就像我之前写的内容，包括儒家六经的引用部分，包括花园口的死亡人数部分，包括央视拍的大国崛起 -葡西两国的内容，都是根据记忆写的，结果发现记错了一些东西，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常识也可能是错的。首先常识是传播的广，因此才能大多数人都知道，其次才是对这种东西不产生怀疑，导致普遍认可后，才成为常识。
理论更是如此，可能理论本身就是错了，也可能是把理论误读了，没看懂。
意识形态就更加别提了，意识形态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一种潜意识里面的信仰，经常会潜移默化的“下意识”修改 前面的过程，以保障自己对意识形态的信仰不被动摇。
但是就算有这些问题，也必须严格的坚持这种模式，因他可检验。自己，更多的时候是其他人，可以一路顺藤摸瓜的摸上去，看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因此学术论文必须有一个非常严苛的规定，就是详细到页数，章节，段落的提供原始资料。
整个西方的学术系统，基本上还是能够按照这种模式在运作。不断的，有所依据的推翻前人，又不断的，有所依据的建立新的体系。
因 为要推翻前人，也要按照同样的模式进行分析，又留下来可供后人分开观察的链条。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事实高于理论”。
这就是，理论是有局限性和适用范围的。曾经有过动议，要求所有写论文的人自己写上自己理论的局限性和适用范围，免得其他人麻烦，后来因为此事 实在难的离谱，所以不了了之了。
举几个例子：
比如，甲午战败是因为清廷腐败。这在中国基本是个“铁律常识” ，能否挑战这个常识？可以的
有两个“事实”，可以让腐败决定战争成败论的根基动摇。
首先，清廷腐败最大的证据，大部分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就是慈禧贪污了北洋海军的军费去修颐和园。那么根据近年来对清宫档案的整理，发现这笔钱其实后来还回去了，金额也没有传说的那么多，属于挪用，但是当时中国的财政系统就是如此，用钱都是经常挪来挪去的。
这个证据可以证明，清廷没有过去被证明的那样腐败。这是一个对“腐败决定战争成败论”构成冲击的证据。
第二，根据各种资料证明，日本明治政府也相当腐败，由腐败的“长洲官僚”们把持。如山县有朋，井上熏等核心人物，各个都屁股不干净。据钟庆提 供的数字，山县有朋一个人曾经贪污和挪用公款达日本岁入的1/10，井上熏也是收受好处，协助谋夺他人财产，还有大把其他问题，如权钱交易等等。
如果继续坚持简单的“腐败决定战争成败论”，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哪个国家贪污腐败越多，哪个国家打仗能胜利。
当然，话题到了这里，双方可以继续举证：例如清廷上下官僚都涉及贪污问题，而日本只有高层贪污，底层官吏和士兵比较廉洁。所以“腐败决定战争成败论”继续起作用。 或者说，要求详细举证清廷在甲午战争前后的财政收入支出表格（以清宫档案为基准）。又或者说，山县有朋贪污了很多，但是用贪污来的钱结成了庞大的“山县党”，在日本政坛上取得了极大的优势，这对保证日本在战争准备和战争进行当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李鸿章则因为没钱笼络朝廷大员，导致清廷在战争前后， 高层都是以内讧为主，因此“哪个国家贪污腐败越多，哪个国家打仗能胜利”，该结论成立。
只要尽量按照“事实---常识---逻辑 （理论）---意识形态---结论”这个链条进行，那么这种争论都是可以的，乃至“有益”的。
怕哪种情况呢？你要给慈禧翻案？你是封建王朝的奴才吧？你要给腐败翻案？你是腐败官僚的御用文人吧？
扣帽子也不是不可以，哈耶克也被别人扣上傻瓜的帽子，他自己也给别 人扣上社会主义者（在新古典自由主义的语言体系当中，属于严重的贬义）的帽子，后来有一次争论的急了，被自己的同伙扣上了同样的帽子。但是扣帽子都是情绪 的结果，最终还是要回到理性的独立思考程序上面来。
所有关于腐败和战争之间关系的争论，都可以继续进行。但是在下面这个事实之前， 一切争论得出的结论，都只能处于从属地位，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局限性”和“适用性”。
大东沟海战爆发之后，中日双方的军舰是两败俱伤，而根据当时在旁边打酱油的欧洲舰队的观察，是清国海军胜利了，因为“他们完成了既定的作战目标，就是护送运兵船和给养去朝鲜”。
那之后的战争走向，是决定在船台上。摇摇晃晃回港的日本军舰，被当时连泡面都吃不上的日本工人们用3-5天修好，迅速的返回了战场。而中国的军舰，永远没有开回海上的那一天了。
历史留给了中国两个遗产：
1. 李鸿章严厉下令给军港：大船务必在一个月内修好，小船务必在10天内修好；
2. 那之后的114年的时间里，大量的脑残慷慨激昂的痛斥李鸿章胆小怯战，不懂海军战法，强烈要求李鸿章拿根草绳，用狗刨拉着军舰出海。”
六，结语
最后，我没什么想多说的，只是希望五毛们早日失业，那种就算有人肯出钱也无法在“自由的言论市场” 上左右民意的失业。
原文
鲁迅终于从教科书里消失了
近来，由于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新版语文教材中逐步剔除鲁迅的文章，引来一片争议，赞者有之，阻者有之。而笔者认为，在近年来对鲁迅话题经历了沉默、回避、冷淡的过程后，现在让其滚蛋，已经是时候了。
鲁迅之所以滚蛋，是因为那些曾经被其攻击、痛斥、讥讽、怜悯的人物又一次复活了，鲁迅的存在，让他们感到恐惧、惊慌、卑怯，甚至无地自容。
看看：
孔乙己们复活了。并且以一篇《“茴”字有四种写法》的论文，晋级为教授、学者、国学大师；也不再提心吊胆地“窃书”了，而是平心静气地在网络上“窃文”了；不仅可以舒坦地“温一碗洒”，而且还能以其博导的诱惑力对“伊”来一把潜规则了，他岂能让鲁迅揭了他前世的底？！
“资本家的乏走狗”们复活了。尽管它们披上了精英、专家的外衣，但依然“看到所有的富人都驯良，看到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他们或装神弄鬼地玩弄数字游戏，鼓吹物价与美国接轨、工资与非洲接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或干脆作了外国人欺诈中国的“乏走狗”，与其里应外合、巧取豪夺。它们岂容鲁迅再一次把它打入水中？！
赵贵翁、赵七爷、康大叔、红眼阿义、王胡、小D们复活了。有的混入警察队伍，有的当上了联防队员、城管。披上制服兴奋得他们脸上“横肉块块饱绽”，手执“无形的丈八蛇矛”，合理合法地干起了敲诈勒索，逼良为娼的勾当。如果姓夏那小子在牢里不规矩，不用再“给他两个嘴巴”，令其“躲猫猫”足矣。想想，这些下做的勾当儿怎能让鲁迅这种尖刻的小人评说？！
阿Q们复活了。从土古祠搬到了网吧，但其振臂一呼的口号已经不是“老子革命了！”而是“老子民主了！”每天做梦都盼着“白盔白甲”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早一天杀过来，在中国建立民主。因为只要美国的“民主”一到，赵七爷家的钱财、吴妈、秀才老婆乃至未庄的所有女人就都是我的了！哼！而鲁迅却偏偏要我做个被世人嘲讽了数十年的冤死鬼，我岂能容你？！
假洋鬼子们复活了。这回干脆入了外籍，成了真洋鬼子。并且人模狗样儿地一窝锋地钻进“爱国大片”的剧组，演起了凛然正气、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让人好生不舒服。此种一边哽咽着颂扬祖国母亲，一边往向征中华文明的青铜大鼎里撒尿的举动，岂不是鲁迅杂文中的绝好素材？！
祥林嫂、华老栓、润土们复活了。他们依然逆来顺受，情绪稳定。因为“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这样，必须要备足了餐料。而那些准备做餐料的人，本来可以闷在铁屋子里，一边听着小沈阳的笑话，一边麻木地死去，岂容鲁迅把他们唤醒，再一次经历烈火焚身的苦痛？！
那些“体格茁壮的看客们”复活了。他们兴致勃勃地围观那些“拳打弱女”、“棒杀老翁”、“少年溺水”、“飞身坠楼”的精彩瞬间，依旧“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哈哈，仅看客一类，被你伤害的人就太多了，因为中国人几乎都愿做看客！
鲁迅之所以滚蛋，是因为当今的社会不需要“投枪和匕首”，而需要赞歌、脂粉、麻药。正如陈丹青先生讲的“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除非你有两条以上性命，或者，除非你是鲁迅同时代的人。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圆玉润”。
如果鲁迅赶上这个时代，对于“开胸验肺”、“以身试药”、“周公拍虎”、“黑窑奴工”、“处女卖淫”、“官员嫖幼”等一系列奇闻，又会写出多少辛辣犀利、锥骨入髓、令人拍案叫绝的杂文来，想想，真是让人后怕，所幸这个尖酸刻薄的小人已不在人世了。
让我们彻底赶走鲁迅，欢迎“小沈阳”，让人们在开心笑声中忘却现实的不公和苦痛，在笑声中渐渐地麻木、渐渐地变傻……
原文
鲁迅之所以滚蛋，是因为那些曾经被其攻击、痛斥、讥讽、怜悯的人物又一次复活了，鲁迅的存在，让他们感到恐惧、惊慌、卑怯，甚至无地自容。
看看：
孔乙己们复活了。并且以一篇《“茴”字有四种写法》的论文，晋级为教授、学者、国学大师；也不再提心吊胆地“窃书”了，而是平心静气地在网络上“窃文”了；不仅可以舒坦地“温一碗洒”，而且还能以其博导的诱惑力对“伊”来一把潜规则了，他岂能让鲁迅揭了他前世的底？！
“资本家的乏走狗”们复活了。尽管它们披上了精英、专家的外衣，但依然“看到所有的富人都驯良，看到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他们或装神弄鬼地玩弄数字游戏，鼓吹物价与美国接轨、工资与非洲接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或干脆作了外国人欺诈中国的“乏走狗”，与其里应外合、巧取豪夺。它们岂容鲁迅再一次把它打入水中？！
赵贵翁、赵七爷、康大叔、红眼阿义、王胡、小D们复活了。有的混入警察队伍，有的当上了联防队员、城管。披上制服兴奋得他们脸上“横肉块块饱绽”，手执“无形的丈八蛇矛”，合理合法地干起了敲诈勒索，逼良为娼的勾当。如果姓夏那小子在牢里不规矩，不用再“给他两个嘴巴”，令其“躲猫猫”足矣。想想，这些下做的勾当儿怎能让鲁迅这种尖刻的小人评说？！
阿Q们复活了。从土古祠搬到了网吧，但其振臂一呼的口号已经不是“老子革命了！”而是“老子民主了！”每天做梦都盼着“白盔白甲”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早一天杀过来，在中国建立民主。因为只要美国的“民主”一到，赵七爷家的钱财、吴妈、秀才老婆乃至未庄的所有女人就都是我的了！哼！而鲁迅却偏偏要我做个被世人嘲讽了数十年的冤死鬼，我岂能容你？！
假洋鬼子们复活了。这回干脆入了外籍，成了真洋鬼子。并且人模狗样儿地一窝锋地钻进“爱国大片”的剧组，演起了凛然正气、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让人好生不舒服。此种一边哽咽着颂扬祖国母亲，一边往向征中华文明的青铜大鼎里撒尿的举动，岂不是鲁迅杂文中的绝好素材？！
祥林嫂、华老栓、润土们复活了。他们依然逆来顺受，情绪稳定。因为“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这样，必须要备足了餐料。而那些准备做餐料的人，本来可以闷在铁屋子里，一边听着小沈阳的笑话，一边麻木地死去，岂容鲁迅把他们唤醒，再一次经历烈火焚身的苦痛？！
那些“体格茁壮的看客们”复活了。他们兴致勃勃地围观那些“拳打弱女”、“棒杀老翁”、“少年溺水”、“飞身坠楼”的精彩瞬间，依旧“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哈哈，仅看客一类，被你伤害的人就太多了，因为中国人几乎都愿做看客！
鲁迅之所以滚蛋，是因为当今的社会不需要“投枪和匕首”，而需要赞歌、脂粉、麻药。正如陈丹青先生讲的“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除非你有两条以上性命，或者，除非你是鲁迅同时代的人。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圆玉润”。
如果鲁迅赶上这个时代，对于“开胸验肺”、“以身试药”、“周公拍虎”、“黑窑奴工”、“处女卖淫”、“官员嫖幼”等一系列奇闻，又会写出多少辛辣犀利、锥骨入髓、令人拍案叫绝的杂文来，想想，真是让人后怕，所幸这个尖酸刻薄的小人已不在人世了。
让我们彻底赶走鲁迅，欢迎“小沈阳”，让人们在开心笑声中忘却现实的不公和苦痛，在笑声中渐渐地麻木、渐渐地变傻……
原文
Saturday, February 27, 2010
决策失误
很久以前，一个人偷了一袋洋葱，被人捉住后送到法官面前。
法官提出了三个惩罚方案让这个人自行选择：一、一次性吃掉所有的洋葱；二、鞭打一百下；三、交纳罚金。
这个人选择了一次性吃掉所有的洋葱。一开始，他信心十足，可是吃下几个洋葱之后，他的眼睛像火烧一样，嘴像火烤一般，鼻涕不停地流淌。
他说： “我一口洋葱也吃不下了，你们还是鞭打我吧。”
可是，在被鞭打了几十下之后，他再也受不了了，在地上翻滚着躲避皮鞭。
他哭喊道：“不能再打了，我愿意交罚金。”
后来，这个人成了全城人的笑柄，因为他本来只需要接受一种惩罚的，却将三种惩罚都尝遍了。
法官提出了三个惩罚方案让这个人自行选择：一、一次性吃掉所有的洋葱；二、鞭打一百下；三、交纳罚金。
这个人选择了一次性吃掉所有的洋葱。一开始，他信心十足，可是吃下几个洋葱之后，他的眼睛像火烧一样，嘴像火烤一般，鼻涕不停地流淌。
他说： “我一口洋葱也吃不下了，你们还是鞭打我吧。”
可是，在被鞭打了几十下之后，他再也受不了了，在地上翻滚着躲避皮鞭。
他哭喊道：“不能再打了，我愿意交罚金。”
后来，这个人成了全城人的笑柄，因为他本来只需要接受一种惩罚的，却将三种惩罚都尝遍了。
Friday, February 26, 2010
自由：人类最后的希望 ——乔治·奥维尔六十年祭
在奥威尔离世六十周年之际，有关他和他的作品再度成为世界热议的焦点，他的寓言式景观虽没有成为最终的现实，但留给我们的警示依然有效，他那些隐喻依旧是人类面临拯救的永恒主题
温斯顿是个有思想的人。
“大洋国”里只有“老大哥”最有思想。温斯顿并没有积极追求这一点，只是习惯性地保留了一些而已。
在经历了种种“一九八四”式的历险之后，有思想的温斯顿最终还是把思想放弃了。
“大洋国”不是靠偷偷写点什么就能改变的。
“一切都很好，斗争已经结束了。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
《一九八四》的结尾这样写道。
随着最后一个字母敲定，一部传世之作就这样诞生了。
小说出版后即刻畅销，进而风靡世界。加上四年前出版的《动物庄园》，两本传世之作被誉为世界文坛上最著名的政治讽喻小说。六十年来，谈论不断、征引无数，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
评论家指出，如果不是作者过早离世，“他完全可能摘取诺贝尔文学奖”。
“《一九八四》的重要性怎么估量都不过分。它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学者兼出版人止庵这样评价。
小说中创造的一系列词汇如“老大哥”、“双重思想”、“新话”等等都已收入权威的英语词典，甚至由他的姓衍生了一个形容词“奥威尔主义”也不断出现在后世文人的笔下。
但是，六十年来，小说在东西方都遭到过反对，在资本主义国家，遭查禁的主要理由是认为它“对共产主义持赞赏的态度”，而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它被认为讽刺了共产主义。
一如奥威尔本人，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不同的时代也被贴上了不同的标签：预言家、俗世间的圣人、左派典范、自由主义者的楷模、最早的新保守主义者或者潜在的极端保守者。
可是，尽管争议不断，时间还是证明了一切，它的隐喻，它的价值直到今天都是耐人寻味的。美国《时代》周刊把它评为1923年至今最好的100本英文小说之一。
去年的“世界阅读日”网站做了一个调查，请读者列出自己假装读过、作为谈资的书，其中42%的人选了《一九八四》，位列最常被谎称读过的十本经典书之首。
不仅如此———
1984年，小说《1984年》还被拍成电影。
同年，苹果公司推出新款电脑，广告词就是“你会看到为什么1984将不再是‘1984’”。
1999年，真人秀节目《老大哥》在荷兰开播：即把十几名青年男女关进与世隔绝的“老大哥屋”，接受24小时摄像头的监视，其创意直接来自《一九八四》中无所不在的“老大哥”对人们永不间断的监视。节目异常火爆。
2000年，哥伦比亚电视公司(CBS)制作的美国版《老大哥》开播。
“老大哥”摇身一变，以商业形象开始敛财，这是奥威尔没有想到的“新贡献”。
在日本，《一九八四》出版60周年之际，为了向奥威尔致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发表了新著《1Q84》，新著一周内发行量就达到96万册，声势夺人。
在中国，2002年11月话剧《动物庄园》在中戏小剧场上演，一时轰动。
“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评论家的提示很是点题。
伊顿公学是英国最好的私立中学，全世界知名的贵族学府。
在一个绅士传统盈溢四方的国度，这个学校真的很贵族。
学生人数永远固定，入学年龄一律13岁，课程多年一贯，30余种贵族运动，加上古典课程教育，并且，只招男生。
1917年，乔治·奥威尔考入伊顿公学。这时候他用的还是本名埃里克·A.布莱尔，以奥威尔的笔名行世已经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此时的他已经在报纸上发表诗作，算得是“天资聪颖”。
可是，他敏感的心灵遭遇了人性中的第一个痛苦体验：不平等。
贵族学校里的富家子弟让这个“破落户”子弟饱受欺凌。用他的话说，他的家属于“中产阶级的下层，或没有钱财的中产家庭”。
伊顿公学虽好，却未让年轻的布莱尔体验到什么好处。
伊顿毕业后，布莱尔考取了公职，到缅甸当了一名帝国警察。
在那里，他体会到了什么是奴役，深深感到“帝国主义是一种残暴”，于良心的煎熬间辞去官职。
自此以后，他完全沉沦于社会的底层，四处漂泊，住贫民窟，做各种杂工。混迹于流浪汉和乞丐之中。
穷就一个字，他一直生活于困顿中，加上体弱多病，生活简直惨不忍睹，一直到12年之后做了小说评论员，才算有了稳定的收入养家糊口。
在此其间，布莱尔用了“乔治·奥威尔”这一笔名写下了关于这段经历的纪实性作品《巴黎伦敦落魄记》。
苦难使他体会到人性种种，也深刻地认识了社会。
“从1930年起我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了。”奥威尔把深切的情感系于无产阶级的命运上，在思想上也开始倾向社会主义。
他受聘去英国北部工业区对个人的穷困状况进行实地调查，愤怒地谴责资本主义，认为劳苦大众才是真正的英国人，并且主张用社会主义来拯治社会的弊端。
1936年奥威尔与新婚的妻子一同奔赴西班牙，深深地卷入西班牙内战。
在保卫共和政府的战斗中，喉部受了重伤。
正义的战争由于左翼共和政府内部分裂而致失败。他没有死于敌手，却险些在党派之争的倾轧中丧命。
刺激，强烈的刺激。社会主义者奥威尔开始考虑“捍卫民主社会主义”问题。
一边是贫困，一边是政治，这个沉沦于底层的绅士找到了一生作品反映的主题。
《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的出版使奥威尔名声大振，经济状况也一天好过一天.可惜，天不假年，书出版不到一年，奥威尔就因严重的肺病而撒手人寰。
两部作品被誉为政治讽喻小说的经典之作，也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从此，世人争相言论这两部著作，而评论，而改编，且借鉴，且改装。
自由这种东西，你不用它就会死。
他“那闪电般穿透黑暗事物的讽刺的话语”，留下的思索与启示六十年来余音不绝。
通过寓言式的伦理表达描述人类未来将遭遇到的严重危机，这个寓言式的警告写得好。
夏志清教授认为：“西方文学自伊索寓言以来，历代都有以动物为主的童话和寓言，但对20世纪后期的读者来说，此类作品中没有一种比《动物庄园》更中肯地道出当今人类的处境了。”
奥威尔的反极权姿态显示他好像是个保守主义者，其实是个社会主义者。他的复杂性甚至用各种主义定义都是不恰当的。尽管他那样在意小说创作的政治性，但简单地给他贴上政治标签，或者只看到反乌托邦的政治讽刺都还不够。
放眼现在，技术精英与金融大鳄的垄断、商业帝国与财富神话、娱乐至死的大众文化与知识人念兹在兹的“人文精神”，等等等等算不算另外一种极权？他的小说终极追问是：人类如何拯救自己？这其中蕴含的深刻道德寓意是历久弥新的。
所以，我们永远也不要停留在讽喻的表面，而是要穿透时空看到他“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和道德主义者的立场”，那种对人类的自由与尊严的维护。
人们把他叫做“冷峻的先知”。
他洞察了时代的秘密，穿透了人性的幽暗，并警示着未来。
他的意义在警示，而警示总是有益无害。
奥威尔从不回避写作的政治性，甚至认为“没有一本书是能够没有丝毫的政治倾向的”，至于有人说的艺术应该脱离政治，他说：“这种意见本身就是一种政治。”
奥威尔所说的政治不是谋求当前的权力，不是党派之争，而是“希望把世界推往一定方向，帮助别人树立人们要努力争取的到底是哪一种社会的想法”。
在人生的最好十年里，他一直努力把政治写作变为一种艺术。
他成功了。
“自由即奴役，战争即和平，无知即力量”，大洋国的主旋律于今仍有回音。
作者：赵国君
原文
温斯顿是个有思想的人。
“大洋国”里只有“老大哥”最有思想。温斯顿并没有积极追求这一点，只是习惯性地保留了一些而已。
在经历了种种“一九八四”式的历险之后，有思想的温斯顿最终还是把思想放弃了。
“大洋国”不是靠偷偷写点什么就能改变的。
“一切都很好，斗争已经结束了。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
《一九八四》的结尾这样写道。
随着最后一个字母敲定，一部传世之作就这样诞生了。
小说出版后即刻畅销，进而风靡世界。加上四年前出版的《动物庄园》，两本传世之作被誉为世界文坛上最著名的政治讽喻小说。六十年来，谈论不断、征引无数，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
评论家指出，如果不是作者过早离世，“他完全可能摘取诺贝尔文学奖”。
“《一九八四》的重要性怎么估量都不过分。它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学者兼出版人止庵这样评价。
小说中创造的一系列词汇如“老大哥”、“双重思想”、“新话”等等都已收入权威的英语词典，甚至由他的姓衍生了一个形容词“奥威尔主义”也不断出现在后世文人的笔下。
但是，六十年来，小说在东西方都遭到过反对，在资本主义国家，遭查禁的主要理由是认为它“对共产主义持赞赏的态度”，而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它被认为讽刺了共产主义。
一如奥威尔本人，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不同的时代也被贴上了不同的标签：预言家、俗世间的圣人、左派典范、自由主义者的楷模、最早的新保守主义者或者潜在的极端保守者。
可是，尽管争议不断，时间还是证明了一切，它的隐喻，它的价值直到今天都是耐人寻味的。美国《时代》周刊把它评为1923年至今最好的100本英文小说之一。
去年的“世界阅读日”网站做了一个调查，请读者列出自己假装读过、作为谈资的书，其中42%的人选了《一九八四》，位列最常被谎称读过的十本经典书之首。
不仅如此———
1984年，小说《1984年》还被拍成电影。
同年，苹果公司推出新款电脑，广告词就是“你会看到为什么1984将不再是‘1984’”。
1999年，真人秀节目《老大哥》在荷兰开播：即把十几名青年男女关进与世隔绝的“老大哥屋”，接受24小时摄像头的监视，其创意直接来自《一九八四》中无所不在的“老大哥”对人们永不间断的监视。节目异常火爆。
2000年，哥伦比亚电视公司(CBS)制作的美国版《老大哥》开播。
“老大哥”摇身一变，以商业形象开始敛财，这是奥威尔没有想到的“新贡献”。
在日本，《一九八四》出版60周年之际，为了向奥威尔致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发表了新著《1Q84》，新著一周内发行量就达到96万册，声势夺人。
在中国，2002年11月话剧《动物庄园》在中戏小剧场上演，一时轰动。
“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评论家的提示很是点题。
伊顿公学是英国最好的私立中学，全世界知名的贵族学府。
在一个绅士传统盈溢四方的国度，这个学校真的很贵族。
学生人数永远固定，入学年龄一律13岁，课程多年一贯，30余种贵族运动，加上古典课程教育，并且，只招男生。
1917年，乔治·奥威尔考入伊顿公学。这时候他用的还是本名埃里克·A.布莱尔，以奥威尔的笔名行世已经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此时的他已经在报纸上发表诗作，算得是“天资聪颖”。
可是，他敏感的心灵遭遇了人性中的第一个痛苦体验：不平等。
贵族学校里的富家子弟让这个“破落户”子弟饱受欺凌。用他的话说，他的家属于“中产阶级的下层，或没有钱财的中产家庭”。
伊顿公学虽好，却未让年轻的布莱尔体验到什么好处。
伊顿毕业后，布莱尔考取了公职，到缅甸当了一名帝国警察。
在那里，他体会到了什么是奴役，深深感到“帝国主义是一种残暴”，于良心的煎熬间辞去官职。
自此以后，他完全沉沦于社会的底层，四处漂泊，住贫民窟，做各种杂工。混迹于流浪汉和乞丐之中。
穷就一个字，他一直生活于困顿中，加上体弱多病，生活简直惨不忍睹，一直到12年之后做了小说评论员，才算有了稳定的收入养家糊口。
在此其间，布莱尔用了“乔治·奥威尔”这一笔名写下了关于这段经历的纪实性作品《巴黎伦敦落魄记》。
苦难使他体会到人性种种，也深刻地认识了社会。
“从1930年起我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了。”奥威尔把深切的情感系于无产阶级的命运上，在思想上也开始倾向社会主义。
他受聘去英国北部工业区对个人的穷困状况进行实地调查，愤怒地谴责资本主义，认为劳苦大众才是真正的英国人，并且主张用社会主义来拯治社会的弊端。
1936年奥威尔与新婚的妻子一同奔赴西班牙，深深地卷入西班牙内战。
在保卫共和政府的战斗中，喉部受了重伤。
正义的战争由于左翼共和政府内部分裂而致失败。他没有死于敌手，却险些在党派之争的倾轧中丧命。
刺激，强烈的刺激。社会主义者奥威尔开始考虑“捍卫民主社会主义”问题。
一边是贫困，一边是政治，这个沉沦于底层的绅士找到了一生作品反映的主题。
《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的出版使奥威尔名声大振，经济状况也一天好过一天.可惜，天不假年，书出版不到一年，奥威尔就因严重的肺病而撒手人寰。
两部作品被誉为政治讽喻小说的经典之作，也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从此，世人争相言论这两部著作，而评论，而改编，且借鉴，且改装。
自由这种东西，你不用它就会死。
他“那闪电般穿透黑暗事物的讽刺的话语”，留下的思索与启示六十年来余音不绝。
通过寓言式的伦理表达描述人类未来将遭遇到的严重危机，这个寓言式的警告写得好。
夏志清教授认为：“西方文学自伊索寓言以来，历代都有以动物为主的童话和寓言，但对20世纪后期的读者来说，此类作品中没有一种比《动物庄园》更中肯地道出当今人类的处境了。”
奥威尔的反极权姿态显示他好像是个保守主义者，其实是个社会主义者。他的复杂性甚至用各种主义定义都是不恰当的。尽管他那样在意小说创作的政治性，但简单地给他贴上政治标签，或者只看到反乌托邦的政治讽刺都还不够。
放眼现在，技术精英与金融大鳄的垄断、商业帝国与财富神话、娱乐至死的大众文化与知识人念兹在兹的“人文精神”，等等等等算不算另外一种极权？他的小说终极追问是：人类如何拯救自己？这其中蕴含的深刻道德寓意是历久弥新的。
所以，我们永远也不要停留在讽喻的表面，而是要穿透时空看到他“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和道德主义者的立场”，那种对人类的自由与尊严的维护。
人们把他叫做“冷峻的先知”。
他洞察了时代的秘密，穿透了人性的幽暗，并警示着未来。
他的意义在警示，而警示总是有益无害。
奥威尔从不回避写作的政治性，甚至认为“没有一本书是能够没有丝毫的政治倾向的”，至于有人说的艺术应该脱离政治，他说：“这种意见本身就是一种政治。”
奥威尔所说的政治不是谋求当前的权力，不是党派之争，而是“希望把世界推往一定方向，帮助别人树立人们要努力争取的到底是哪一种社会的想法”。
在人生的最好十年里，他一直努力把政治写作变为一种艺术。
他成功了。
“自由即奴役，战争即和平，无知即力量”，大洋国的主旋律于今仍有回音。
作者：赵国君
原文
杨恒均在日内瓦世界反对死刑大会上的发言
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很高兴被邀请到美丽的日内瓦和各位一起讨论废除死刑这个话题，尤其是在空气清新、风景如画、仿佛泡在巧克力的童话世界里谈论一个欧洲以及世界上绝多大多数国家都已经解决了的有关生与死的问题，心情挺不一般。
虽然在中国大陆，我是以批评政府和我们自己的不足而著称的，可说实话，在国际场合包括像现在这样的国际会议，我不但很少批评中国，正好相反，我会抓住机会为她辩护，尽挑好的说，尤其是当一些不太了解中国的外国朋友说了一些对我们民族有偏见的话时。我想，这和中国人讲究“面子”（face）有关，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年来，在某些领域，中国人也确实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这些成绩大多与对外开放和国际接轨分不开。这些成绩让我们看到中国和世界其实没有什么不同，更不是所谓独具特色的异类。因此，这些成绩也给我这种中国人以信心，使得我们相信在另外一些方面，包括废除死刑、减少贫富差距、发展社会福利以及尤其重要的政治民主化等领域，我们也终将拉近与世界的距离。
不过，要想在今天这个有关死刑的议题上为中国说几句好话，实在是超出了我的能力。作为一名有尊严的中国人，来参加这个会议并做发言，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因为不管我说什么，哪怕吹得天花乱坠，我都无法逃避一个这样的事实：人口只占世界总数六分之一不到的中国，过去十年执行死刑的总数可能高达世界总数的90%以上。我们同样面对的还有诸如这样的问题：是中国人太坏，以致需要“合法杀戮”如此多的同类来维系社会和谐与族群生存？还是中国人实在太好，而允许杀戮成性的法律体系（以及政治制度）长期存在？
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我理解我们政府不派代表参加这个来自100多个国家1600多人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免得派代表来了，一听到你说中国每年执行的死刑总数比世界总和还多出了好几倍时，就忙不停地指责人家“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有些人一向把“伤害感情”看得比砍头还严重，他们死要面子，老百姓就活受罪。
他们不来，有些人又来不了，这也就难怪，昨天在联合国会议室举行的开幕式会场里，我感到有点孤独。环顾大会会场，再查看一下这三天将要发言的人员名单，从中国大陆来的，也就那么两三个，而你们绝大多数却来自已经废除了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你们帮助他国的无私与热心，让人挺感动的。我想，这里原本应该挤满了中国人啊——毕竟，在每年判处自己族类死刑方面，我们是当之无愧的超级大国。
这种情况也给我另外一个思考，如果真要把这一符合人类大趋势的正义事业推广开去，让死刑发生最多的亚洲国家也快步走上暂停使用死刑或者废除死刑的大道上，我们需要更多的亚洲人和中国人的参与。
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之一就是推动废除死刑的网络策略，那我就提出第一个建议吧：使用各种方式方法，尽量使更多亚洲人和中国人卷入进来。我甚至想，能不能把这种大会，或者分会什么的，下一次搬到亚洲去开？例如，中国的香港就废除死刑了，台湾也已经暂停死刑好几年了，如果在那里召开，影响更大。当然，也许已经有类似的会议与活动，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真不好意思，为了节约时间，我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都忘记介绍我自己了。我是一名中国网民和博客作者，大学毕业后在政府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到香港和美国工作，做过生意，也在智库等机构从事过学术研究，六、七年前，我开始写政治间谍和犯罪小说，后来又开始写一些涉及政治和民生的博客文章。
在研究政治和写作时评的过程中，最让我震惊的是每当我发现原来自己的很多自以为是的先进和有益的观点，其实早被上代人或者上上代人提出来过——可悲的是，几乎有超过一半这类精英，竟然没有活到今天——他们被以 “现行反革命罪”和思想异端而判处了死刑。有段时间，连中国的县级政府，甚至一些大队支书都有权定罪杀人。我们的政府就是这样假死刑之名，灭掉了一批又一批中国最有思想的青年人。
当然这是发生在过去不正常年代的事，现在有关死刑的故事要轻松得多了。例如，一个地方警察抓了一个罪犯，在审讯时罪犯承认他五年前在另外一个地方杀了人。于是这个地方的警察兴奋地拨通了另外那个地方警察局的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对方。当然，另外那个地方的警察惊讶之中也告诉了这个警察一个“更好的消息”：你说的那起谋杀案我们早就破了，凶手也在五年前就被处死了……
各位，这个黑色幽默里最“黑”的部分是这种故事并不是编造的，而是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在行刑逼供猖獗、限期破案和各种“严打”、“黑打”等屡见不鲜的地方，这种杀错人的事是很难完全避免的。这种黑色幽默让人笑不出来，让人想哭。
由于我远不是废除死刑这方面的专家，大会请我也不是让我谈法律问题，我也不想不懂装懂，所以，这次出来之前，我向网络上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发出了求助信，通过网络和电子邮件群，做了一个比较有规模的调查，还写了一篇博客，收集留言和来信。到前天为止，收回的问卷，从各大博客任意挑选的留言，以及我信箱中收到的350封左右为我出谋划策的读者来信，向我展示了一些令人鼓舞的信息。我的问卷是围绕三个问题展开的，也就是暂停使用死刑（Moratorium）和废除死刑（Abolition）涉及到的——Why （为何），When （何时），How （如何）。
说到why ，就让人有些茫然不知所措，这是当今世界已经解决了的问题，而在中国却是争论最激烈的，这种情况正如我们在实现民主化的过程中碰到的一样：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国家都不再争论民主是否是个好东西，一个国家是否需要民主（why），人家都在想尽办法（how)去尽快（when)实行民主，或者用尽手段让别人以为自己已经很民主了，可中国还停留在：我们大家都有饭吃了啊，为啥还要民主呢？
说到我的网络调查，我先引用几句网友发来只言片语：中国有一群没有信仰，不敬畏任何神仙的人，死亡是对他们行之有效的唯一威慑；有些国家建立在枪杆子之上，不杀人恐怕就失去了“合法性”……；政府不再把“现行反革命分子”同强奸和杀人犯一同枪毙了，但他们仍然要保留这个权力，这样才能够保证长治久安与和谐……还有一位网友说，我支持废除死刑，但能不能等我们把那些杀了太多中国人的人送上断头台后，再废除死刑呢……
不过，大家不用紧张，上面引用的句子只是耸人听闻而已，其实根据我的不那么符合学术与科学的网络调查显示：高达53%的受访者支持废除死刑（包括有条件的），只有25%的反对——这个数字绝对不能反映全民的，因为如果全民投票，很可能比例会颠倒过来，要知道，网民本身就是一群信息比较畅通、公民意识较强、受教育也较高的“网络公民”，这个“先进性”我们还是要承认的，这也是网络给我们带来的希望。
我想，我们应该为中国有这样一群网络公民感到骄傲，当然，在问到“何时”（How）的时候，赞同可以马上废除死刑的比例立即减少到12%，提出太多条件，以及认为必须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按照过去杀人的比例算，也可以把这个过程换算成再杀几千或者几万人这种说法）的比例高达43%。
那么，从策略的角度（How）看，如何解决上面的两个W？我认为，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借助世界废除死刑大会这种NGO，以及在座各位的支持，通过网络交流，促进信息流通，让在世界各地已经被科学证实了的科学数据，以及各地废除死刑前后的实际情况（废除后犯罪率是否会上升，穷人是否会去杀富人等等），能够到达更多中国人的电脑上。你想一下，如果废除死刑是人类的大趋势，符合人类普遍拥抱的价值观，而且更重要的是，废除死刑不但不会增加原来定的那种“死刑”犯罪，什么人会真正反对废除死刑？有病吗？想死吗？
所以，我这里就不多讲“为何”以及“何时”废除死刑这两个问题，我想讲一下，作为一名中国网民，“如何”（How)去促进和推动在中国尽快暂停使用死刑或者废除死刑。上面我已经提到了通过网络传递一些信息，下面再提两个比较具体的做法。
第一个策略，我认为应该通过对一些具体的死刑案件的展示，让更多人看清死刑犯的鲜活面孔，认清死刑的本质，我把这种策略称为从个案到个案（case to case strategy) 。去年网民通过网络传播相当成功的放大了两个案子，一个是我的杨姓兄弟，他……（省略部分内容）。
另外一个就是邓玉娇的案子，这个22岁的弱女子拿修脚刀误杀了一位企图占她便宜的小官员，在中国，这种案子几乎是铁板钉钉的，不杀的可能性相当低。然而，由于网络记者们调动起了网民的热情和激情，这个案子一夜之间炙手可热，我也写了一篇《我为邓玉娇辩护—— 谢谢你用修脚刀启蒙了我》这篇不无过激言论的博文，点击在一天之内就高达上百万（后来被删除了几个地方）。
邓玉娇的案子当然涉及更多的是政治与社会问题，然而，通过这个案子，网民们都给自己上了一课：原来杀人犯就是这样的小姑娘啊——不错啊，事实上，那些犯了“死刑罪”的犯人，也大多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而且，不但在中国，就是在美国和世界许多地方，绝大部分被处死的罪犯都是弱势群体，例如美国的黑人，就占了死刑犯中的大多数。不知道有没有人统计一下中国死刑犯的身份背景。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心中有数，废除死刑不但是更好地彰显人权，而且，也实际上约束了掌握生杀大权的统治者，以及对弱势群体的照顾，促进了公平。
中国1949年以后的历史上，有民众在官方媒体的鼓捣下，积极参与推动了对某些罪犯判处死刑的有组织有纪律的活动，但自发地利用网络这个信息平台表达汹涌的民意，从而让一个本来有可能被处死的人获得自由，还真是头一遭。没有互联网，这种事绝对不会发生。
以上这两个案子对促进民众更理性地思考死刑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当然，还很多可以拿来讲一下的案子，例如我自己去年一年就收到至少十封涉及死刑案件的读者来信，希望我能够写博文，其中有一起是珠三角打工的一个年轻人，被台湾老板拖欠工资，生活无着，一气之下就杀了老板，案情大概是这样的。可我也有自知自明，一个没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博客作者，怎么能够总去写关于死刑、犯罪的博文？那样很可能会误导读者的。可是，正因为没有写哪怕只言片语，我心里始终是不安的，特别是看到一些死刑最终将降临到那些本来就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兄弟姐妹们的身上。
第二个策略，我想从死刑犯所犯之“罪”入手，我称之为“从死刑罪到死刑罪”（Crime to crime strategy），按照中国的法律，几乎所有的罪行，只要造成的损害甚至影响达到一个他们设定的极限，都可以判处死刑，这在世界上才是真正可以称为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杀人了，那要判死刑；你强奸了，如果严重的话，也有可能被判死刑，甚至你偷东西，如果偷错地方，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难逃一死；更不用说，经济犯罪和一些贪官污吏也会被处死的，当然，颠覆国家政权的最高刑罚也是死刑……
有的网友来信和我争论哪些死刑应该废除，哪些不应该废除，有比较多的坚持认为，经济犯罪的死刑不应该废除，其他的就应该废除，这样可以保护穷人和弱势。其实，感情上我是认同他们的说法，但理智上说，我不能同意这个观点。你有这样的想法，人家会按照你的想法废除？等到你这个“弱势”有权实行这个想法的时候，你还是弱势吗？
现在中国有68种犯罪可以判处死刑，其实，这真是很不合理的，在我们无法一下子废除死刑的情况下，首先应该从一些具体的判死刑的罪行出发，逐一检视、审查和废除，这也算是一种万不得已的策略吧。那么，从哪一种犯罪入手呢？我认为不妨从经济犯罪入手，包括对贪污受贿的政府官员的死刑判决，应该宣布废除。我知道说到这里，很多网友会反对我，甚至认为我被官员们买通了，请放心，我可能会是中国最后一个被权贵买通的人。
其实，我对贪官污吏的痛恨一点也没减少，我甚至想，如果废除死刑了，我找个机会把那些贪污了民脂民膏的当权者干掉算了，反正我又不会被判死刑，为民除害嘛，把牢底坐穿也是值得的——当然，这是开玩笑的，废除死刑了，我也不会去杀人的。如果连我都有废除死刑就去杀人的想法，那我就不会去推动废除死刑了。
我之所以要从废除经济犯罪的死刑入手，一是这件事在国际上会得到广泛的支持，二是从废除经济犯罪的死刑还有一个难以启齿的深远意义。大家知道，要在中国废除死刑，我们不但要得到精英知识分子，得到网络公民和普通民众的支持，也绝对不能少了来自政府内部有识之士的支持和配合。大家只要想一下，几乎没有国家废除死刑的时候是使用了民主的全民表决的形式，更没有国家是靠革命的手段迫使当权者废除死刑（当然，前苏联东欧的情况稍有不同，那里废除死刑几乎都是在民主政治改革成功之后）——所以，当权者的意愿就非常重要。
那么，这和废除对经济犯罪的死刑有什么关系？关系太大了，无论从中国现在的法律，还是过往的法庭案件实例，我们都看到，对一个贪污腐败的官员判处死刑，原则上来说是易如反掌的，只要比你更高的官员不喜欢你了，直接派人抄你的家，到银行对照你和你老婆，以及你七大姑八大姨的身份证号码，你就死定了。你不相信？那么，请回顾一下，当初被判处死刑的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总共贪污腐败了多少钱？好像只有区区的五六百万啊，有些还是说不清楚来源的——
区区五六百万，一个省长被枪毙了，这个案子迄今都是铁板钉钉的，没有人敢说什么不同意见，这就是说，无论从法律层面还是实际操作上，胡长清死刑案都对后来的贪污腐败案仍然是“有案可查”与“有例可循”的，那么，我想问一下，按照处死胡长清的标准，现在的副省长以上的干部，有几个不是“潜在的死刑犯”？
每看到一位优秀的干部平步青云，大家都抢着祝贺他的时候，我总是小声嘀咕道：又多了一个随时有可能被处死的“潜在的死刑犯”啊——
所以，我们先从废除经济领域的死刑犯入手，那些不想提心吊胆准备随时被宣判死刑的官员也应该是支持的。当然，等到这个死刑犯罪被废除了，其他的我们再一个一个的检视，估计不要多长时间，我们的有关死刑的法律就会有很大的变化，当然最终目的都是废除死刑——那条路应该不会太短，但只要开始走了，再长的路也会变得越来越短……
题为《为何、何时以及如何废除死刑？》
作者：杨恒均 2010-2-25 日内瓦 （本文根据会议发言、讨论和交流内容整理，有删改）
虽然在中国大陆，我是以批评政府和我们自己的不足而著称的，可说实话，在国际场合包括像现在这样的国际会议，我不但很少批评中国，正好相反，我会抓住机会为她辩护，尽挑好的说，尤其是当一些不太了解中国的外国朋友说了一些对我们民族有偏见的话时。我想，这和中国人讲究“面子”（face）有关，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年来，在某些领域，中国人也确实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这些成绩大多与对外开放和国际接轨分不开。这些成绩让我们看到中国和世界其实没有什么不同，更不是所谓独具特色的异类。因此，这些成绩也给我这种中国人以信心，使得我们相信在另外一些方面，包括废除死刑、减少贫富差距、发展社会福利以及尤其重要的政治民主化等领域，我们也终将拉近与世界的距离。
不过，要想在今天这个有关死刑的议题上为中国说几句好话，实在是超出了我的能力。作为一名有尊严的中国人，来参加这个会议并做发言，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因为不管我说什么，哪怕吹得天花乱坠，我都无法逃避一个这样的事实：人口只占世界总数六分之一不到的中国，过去十年执行死刑的总数可能高达世界总数的90%以上。我们同样面对的还有诸如这样的问题：是中国人太坏，以致需要“合法杀戮”如此多的同类来维系社会和谐与族群生存？还是中国人实在太好，而允许杀戮成性的法律体系（以及政治制度）长期存在？
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我理解我们政府不派代表参加这个来自100多个国家1600多人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免得派代表来了，一听到你说中国每年执行的死刑总数比世界总和还多出了好几倍时，就忙不停地指责人家“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有些人一向把“伤害感情”看得比砍头还严重，他们死要面子，老百姓就活受罪。
他们不来，有些人又来不了，这也就难怪，昨天在联合国会议室举行的开幕式会场里，我感到有点孤独。环顾大会会场，再查看一下这三天将要发言的人员名单，从中国大陆来的，也就那么两三个，而你们绝大多数却来自已经废除了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你们帮助他国的无私与热心，让人挺感动的。我想，这里原本应该挤满了中国人啊——毕竟，在每年判处自己族类死刑方面，我们是当之无愧的超级大国。
这种情况也给我另外一个思考，如果真要把这一符合人类大趋势的正义事业推广开去，让死刑发生最多的亚洲国家也快步走上暂停使用死刑或者废除死刑的大道上，我们需要更多的亚洲人和中国人的参与。
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之一就是推动废除死刑的网络策略，那我就提出第一个建议吧：使用各种方式方法，尽量使更多亚洲人和中国人卷入进来。我甚至想，能不能把这种大会，或者分会什么的，下一次搬到亚洲去开？例如，中国的香港就废除死刑了，台湾也已经暂停死刑好几年了，如果在那里召开，影响更大。当然，也许已经有类似的会议与活动，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真不好意思，为了节约时间，我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都忘记介绍我自己了。我是一名中国网民和博客作者，大学毕业后在政府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到香港和美国工作，做过生意，也在智库等机构从事过学术研究，六、七年前，我开始写政治间谍和犯罪小说，后来又开始写一些涉及政治和民生的博客文章。
在研究政治和写作时评的过程中，最让我震惊的是每当我发现原来自己的很多自以为是的先进和有益的观点，其实早被上代人或者上上代人提出来过——可悲的是，几乎有超过一半这类精英，竟然没有活到今天——他们被以 “现行反革命罪”和思想异端而判处了死刑。有段时间，连中国的县级政府，甚至一些大队支书都有权定罪杀人。我们的政府就是这样假死刑之名，灭掉了一批又一批中国最有思想的青年人。
当然这是发生在过去不正常年代的事，现在有关死刑的故事要轻松得多了。例如，一个地方警察抓了一个罪犯，在审讯时罪犯承认他五年前在另外一个地方杀了人。于是这个地方的警察兴奋地拨通了另外那个地方警察局的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对方。当然，另外那个地方的警察惊讶之中也告诉了这个警察一个“更好的消息”：你说的那起谋杀案我们早就破了，凶手也在五年前就被处死了……
各位，这个黑色幽默里最“黑”的部分是这种故事并不是编造的，而是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在行刑逼供猖獗、限期破案和各种“严打”、“黑打”等屡见不鲜的地方，这种杀错人的事是很难完全避免的。这种黑色幽默让人笑不出来，让人想哭。
由于我远不是废除死刑这方面的专家，大会请我也不是让我谈法律问题，我也不想不懂装懂，所以，这次出来之前，我向网络上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发出了求助信，通过网络和电子邮件群，做了一个比较有规模的调查，还写了一篇博客，收集留言和来信。到前天为止，收回的问卷，从各大博客任意挑选的留言，以及我信箱中收到的350封左右为我出谋划策的读者来信，向我展示了一些令人鼓舞的信息。我的问卷是围绕三个问题展开的，也就是暂停使用死刑（Moratorium）和废除死刑（Abolition）涉及到的——Why （为何），When （何时），How （如何）。
说到why ，就让人有些茫然不知所措，这是当今世界已经解决了的问题，而在中国却是争论最激烈的，这种情况正如我们在实现民主化的过程中碰到的一样：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国家都不再争论民主是否是个好东西，一个国家是否需要民主（why），人家都在想尽办法（how)去尽快（when)实行民主，或者用尽手段让别人以为自己已经很民主了，可中国还停留在：我们大家都有饭吃了啊，为啥还要民主呢？
说到我的网络调查，我先引用几句网友发来只言片语：中国有一群没有信仰，不敬畏任何神仙的人，死亡是对他们行之有效的唯一威慑；有些国家建立在枪杆子之上，不杀人恐怕就失去了“合法性”……；政府不再把“现行反革命分子”同强奸和杀人犯一同枪毙了，但他们仍然要保留这个权力，这样才能够保证长治久安与和谐……还有一位网友说，我支持废除死刑，但能不能等我们把那些杀了太多中国人的人送上断头台后，再废除死刑呢……
不过，大家不用紧张，上面引用的句子只是耸人听闻而已，其实根据我的不那么符合学术与科学的网络调查显示：高达53%的受访者支持废除死刑（包括有条件的），只有25%的反对——这个数字绝对不能反映全民的，因为如果全民投票，很可能比例会颠倒过来，要知道，网民本身就是一群信息比较畅通、公民意识较强、受教育也较高的“网络公民”，这个“先进性”我们还是要承认的，这也是网络给我们带来的希望。
我想，我们应该为中国有这样一群网络公民感到骄傲，当然，在问到“何时”（How）的时候，赞同可以马上废除死刑的比例立即减少到12%，提出太多条件，以及认为必须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按照过去杀人的比例算，也可以把这个过程换算成再杀几千或者几万人这种说法）的比例高达43%。
那么，从策略的角度（How）看，如何解决上面的两个W？我认为，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借助世界废除死刑大会这种NGO，以及在座各位的支持，通过网络交流，促进信息流通，让在世界各地已经被科学证实了的科学数据，以及各地废除死刑前后的实际情况（废除后犯罪率是否会上升，穷人是否会去杀富人等等），能够到达更多中国人的电脑上。你想一下，如果废除死刑是人类的大趋势，符合人类普遍拥抱的价值观，而且更重要的是，废除死刑不但不会增加原来定的那种“死刑”犯罪，什么人会真正反对废除死刑？有病吗？想死吗？
所以，我这里就不多讲“为何”以及“何时”废除死刑这两个问题，我想讲一下，作为一名中国网民，“如何”（How)去促进和推动在中国尽快暂停使用死刑或者废除死刑。上面我已经提到了通过网络传递一些信息，下面再提两个比较具体的做法。
第一个策略，我认为应该通过对一些具体的死刑案件的展示，让更多人看清死刑犯的鲜活面孔，认清死刑的本质，我把这种策略称为从个案到个案（case to case strategy) 。去年网民通过网络传播相当成功的放大了两个案子，一个是我的杨姓兄弟，他……（省略部分内容）。
另外一个就是邓玉娇的案子，这个22岁的弱女子拿修脚刀误杀了一位企图占她便宜的小官员，在中国，这种案子几乎是铁板钉钉的，不杀的可能性相当低。然而，由于网络记者们调动起了网民的热情和激情，这个案子一夜之间炙手可热，我也写了一篇《我为邓玉娇辩护—— 谢谢你用修脚刀启蒙了我》这篇不无过激言论的博文，点击在一天之内就高达上百万（后来被删除了几个地方）。
邓玉娇的案子当然涉及更多的是政治与社会问题，然而，通过这个案子，网民们都给自己上了一课：原来杀人犯就是这样的小姑娘啊——不错啊，事实上，那些犯了“死刑罪”的犯人，也大多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而且，不但在中国，就是在美国和世界许多地方，绝大部分被处死的罪犯都是弱势群体，例如美国的黑人，就占了死刑犯中的大多数。不知道有没有人统计一下中国死刑犯的身份背景。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心中有数，废除死刑不但是更好地彰显人权，而且，也实际上约束了掌握生杀大权的统治者，以及对弱势群体的照顾，促进了公平。
中国1949年以后的历史上，有民众在官方媒体的鼓捣下，积极参与推动了对某些罪犯判处死刑的有组织有纪律的活动，但自发地利用网络这个信息平台表达汹涌的民意，从而让一个本来有可能被处死的人获得自由，还真是头一遭。没有互联网，这种事绝对不会发生。
以上这两个案子对促进民众更理性地思考死刑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当然，还很多可以拿来讲一下的案子，例如我自己去年一年就收到至少十封涉及死刑案件的读者来信，希望我能够写博文，其中有一起是珠三角打工的一个年轻人，被台湾老板拖欠工资，生活无着，一气之下就杀了老板，案情大概是这样的。可我也有自知自明，一个没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博客作者，怎么能够总去写关于死刑、犯罪的博文？那样很可能会误导读者的。可是，正因为没有写哪怕只言片语，我心里始终是不安的，特别是看到一些死刑最终将降临到那些本来就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兄弟姐妹们的身上。
第二个策略，我想从死刑犯所犯之“罪”入手，我称之为“从死刑罪到死刑罪”（Crime to crime strategy），按照中国的法律，几乎所有的罪行，只要造成的损害甚至影响达到一个他们设定的极限，都可以判处死刑，这在世界上才是真正可以称为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杀人了，那要判死刑；你强奸了，如果严重的话，也有可能被判死刑，甚至你偷东西，如果偷错地方，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难逃一死；更不用说，经济犯罪和一些贪官污吏也会被处死的，当然，颠覆国家政权的最高刑罚也是死刑……
有的网友来信和我争论哪些死刑应该废除，哪些不应该废除，有比较多的坚持认为，经济犯罪的死刑不应该废除，其他的就应该废除，这样可以保护穷人和弱势。其实，感情上我是认同他们的说法，但理智上说，我不能同意这个观点。你有这样的想法，人家会按照你的想法废除？等到你这个“弱势”有权实行这个想法的时候，你还是弱势吗？
现在中国有68种犯罪可以判处死刑，其实，这真是很不合理的，在我们无法一下子废除死刑的情况下，首先应该从一些具体的判死刑的罪行出发，逐一检视、审查和废除，这也算是一种万不得已的策略吧。那么，从哪一种犯罪入手呢？我认为不妨从经济犯罪入手，包括对贪污受贿的政府官员的死刑判决，应该宣布废除。我知道说到这里，很多网友会反对我，甚至认为我被官员们买通了，请放心，我可能会是中国最后一个被权贵买通的人。
其实，我对贪官污吏的痛恨一点也没减少，我甚至想，如果废除死刑了，我找个机会把那些贪污了民脂民膏的当权者干掉算了，反正我又不会被判死刑，为民除害嘛，把牢底坐穿也是值得的——当然，这是开玩笑的，废除死刑了，我也不会去杀人的。如果连我都有废除死刑就去杀人的想法，那我就不会去推动废除死刑了。
我之所以要从废除经济犯罪的死刑入手，一是这件事在国际上会得到广泛的支持，二是从废除经济犯罪的死刑还有一个难以启齿的深远意义。大家知道，要在中国废除死刑，我们不但要得到精英知识分子，得到网络公民和普通民众的支持，也绝对不能少了来自政府内部有识之士的支持和配合。大家只要想一下，几乎没有国家废除死刑的时候是使用了民主的全民表决的形式，更没有国家是靠革命的手段迫使当权者废除死刑（当然，前苏联东欧的情况稍有不同，那里废除死刑几乎都是在民主政治改革成功之后）——所以，当权者的意愿就非常重要。
那么，这和废除对经济犯罪的死刑有什么关系？关系太大了，无论从中国现在的法律，还是过往的法庭案件实例，我们都看到，对一个贪污腐败的官员判处死刑，原则上来说是易如反掌的，只要比你更高的官员不喜欢你了，直接派人抄你的家，到银行对照你和你老婆，以及你七大姑八大姨的身份证号码，你就死定了。你不相信？那么，请回顾一下，当初被判处死刑的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总共贪污腐败了多少钱？好像只有区区的五六百万啊，有些还是说不清楚来源的——
区区五六百万，一个省长被枪毙了，这个案子迄今都是铁板钉钉的，没有人敢说什么不同意见，这就是说，无论从法律层面还是实际操作上，胡长清死刑案都对后来的贪污腐败案仍然是“有案可查”与“有例可循”的，那么，我想问一下，按照处死胡长清的标准，现在的副省长以上的干部，有几个不是“潜在的死刑犯”？
每看到一位优秀的干部平步青云，大家都抢着祝贺他的时候，我总是小声嘀咕道：又多了一个随时有可能被处死的“潜在的死刑犯”啊——
所以，我们先从废除经济领域的死刑犯入手，那些不想提心吊胆准备随时被宣判死刑的官员也应该是支持的。当然，等到这个死刑犯罪被废除了，其他的我们再一个一个的检视，估计不要多长时间，我们的有关死刑的法律就会有很大的变化，当然最终目的都是废除死刑——那条路应该不会太短，但只要开始走了，再长的路也会变得越来越短……
题为《为何、何时以及如何废除死刑？》
作者：杨恒均 2010-2-25 日内瓦 （本文根据会议发言、讨论和交流内容整理，有删改）
Tuesday, February 23, 2010
纽约时报记者安替北京大学演讲
我叫安替，一只不会开玩笑的猫
我本名叫赵静。因为这个名字太女性化，所以一般不示人。安替是我的网名，从99年开始用，一直没改。用同一网名最大的好处就是你的声誉可以积累，甚至可以积累到工作中。所以不要轻易改自己的网名，而且一开始就要起的像一个人的名字，不要起一个“会开玩笑的猫”。
我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动力学院，学工业机械自动化。毕业之后就换了工作，后来一段时间在IT，之后在西祠做网络、发帖子，2001年开始走向新闻。
我是75年出生的，2001年我已经26岁了，我要搞新闻，彻头彻尾搞新闻。我花了2年时间成为战地记者，3年时间进入《纽约时报》。
角度一：新闻，模式才是生命
我的故事对大家是有借鉴作用的，因为我完全没有经过新闻教育。因为我是理科生，所以想问题常常把问题抽象简化。因此今天我谈新闻学，将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将新闻简化。
新闻的第一个角度是模式竞争，当下模式的竞争。一个没有受过新闻训练的人，反而能很快地适应当下的模式，而新闻学院的学生，要花三年的时间去学习已经被淘汰了的模式，因此我们在招员工的时候，很少愿意招新闻学院的。
中国从78年到现在，媒体从新闻机器、宣传机器在不断地适应变化到一个正常的媒体社会。新闻模式在不断地开放，越来越多地人接受客观新闻写作，将新闻和评论分开，这就是一直在背后起作用的美国模式。因此中国的媒体都在不断地模仿和追赶美国的大报，学习美国模式。比如《第一财经》要做中国的华尔街日报，《新京报》想做北京的《纽约时报》，《南方都市报》的评论版想做《纽约时报》的评论版。
中国的美国新闻
为什么美国模式值得学习呢？为什么不使英国模式呢？
其实在一个赶超的社会里，最先学习的是美国模式，只有等到这个媒体社会走到比较开放的时候，才会向欧洲的模式发展。比如台湾在开放报禁的瞬间到2000年大选以前，都是美国模式。但是从2000年以后，他就开始走向欧洲化了。而我们现在正是处于美国模式的阶段。那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去想欧洲模式。只要美国模式不存在的，美国媒体社会不存在的，我们都不要学。
举个简单例子。《南方周末》很好，不要学。美国没有周刊。美国没有周报。周二刊，周三《二十一世纪报道》不要学。什么是报？news paper是要讲新闻有效性，新闻的及时性。周报只有中国有。在不成熟的社会才有，所以我们不要去追捧任何关于周报的模式的东西。再比如，鄢烈山的杂文很好吧？但是美国没有杂文，美国只有评论，只有分析，只有特写，只有新闻这四种模式，没有杂文。所以《南方都市报》就放弃了杂文。为什么？因为美国没有，南都完全放弃。
《第一财经》如果不遇到资金上的问题，它的发展势头会大于《21世纪经济报道》。为什么？因为《一财》做的是日报模式，而周三刊，美国没有这种模式。如果你要想在报业成功，拷贝某一个模式是非常重要的战略选择。作为普通记者，既然老总在拷贝美国模式，我们就不要在这等了，我们提前走到五年后的那一天，我们现在就开始学怎么写美国新闻，怎么写NEWS，怎么写分析，怎么写评论，怎么写社论，怎么写特写。所以如果大家有时间去美国读一年的新闻培训，绝对回来以后就值钱。
新闻是一种信仰，不能首鼠两端
有人跟我讲不想做普通记者，做媒体经营者。有人跟我讲，我先到《人民日报》我先发展，等我成为《人民日报》领导了，以后媒体改革的时候，我可以利用现有的资源，拉起一个大旗，变成改革者。像《环球时报》、《僚望》都是跟党比较近的，然后再改革的。但是我觉得这种战略不对。为什么？
媒体改革不是实业改革，不是产业改革，它是个概念改革。我们看看台湾，旧观念的媒体在那一瞬间，完全倒塌。你在旧资源里面获得的一切，在那一天什么都没有了。最关键一点，你作为一个普通记者，作为中层领导，你的资历，你的领地就会变得不干净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不能从新媒体，新的社会，我不能从你过去信用积累中看出你能适合未来。我最后会讲新闻是一种信仰，不可能首鼠两端。
一个非新闻专业的我，怎么学习新闻？
我当时是普通的网友，整天在网上写一些不三不四的文章。《华夏时报》的评论版后来让我去写评论。但是我不会新闻，我也不会评论。所以我到《华夏时报》两千年七月，我开始坚持每天翻译经济学人杂志。每天。
我很快明白了，世界上比较好的评论是怎么写的。其实，我只学了一种模式，一个国外比较好的模式，只要这个模式是比较成功的，我们只需要打一个时间差，就能成功。我很简单，我就是每天坚持翻译，当时让我模仿经济学人的调调我都能模仿出来，倒背如流。然后我就开始看《纽约时报》，以此方法。
角度二：新闻，资源和销售
我做新闻的时候，有很明确的观念，就是要销售新闻。
我们首先要找到最敏感的新闻、选题，然后找到选题的记者必须将其卖给记者站，记者要把选题推销给我的编辑，编辑必须把标题写得很醒目，打动主编，主编必须确定这个稿子能卖给读者。换句话说，从采集到成稿，我们的新闻是一次一次的销售的过程。
所以我们应对这个销售模式，我们采取了一种思考的方法，叫So What。翻译成销售用语就是你到底卖的是什么破东西？为什么要报道新闻？，这是第一个过程。第二个过程，我们继续问Who cares?翻译成销售用语就是说凭什么我要买？谁关心这个新闻呢？
So What基本上一个比较疯的做法，基本上一般刚来的记者完全就傻了，因为他报的选题基本上几个星期都报不上去。很少人能撑到底，能面对大家对你的嘲笑、讽刺、极其激烈的竞争。但是只要你在这个环境中胜了，以后你就能胜。
采访的过程也是一样。我们在采访一个人的时候，首先要说服他接受采访，而且说服他接受独家采访。这跟公关没什么区别，我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新闻理念，完完全全是销售理念。一般好的记者他完全能做公关和咨询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就是说这个人他只能接受你一个人采访，你必须要给他开条件，这个条件不是说我各你多少钱，而是说我要告诉你，你不接受这个采访的坏处，好处。
我们报一个人丑闻，根据美国新闻方式，你最后一定要通过他，如果他不通过，他不发言，这个报道不能写，所以不要学《一财》的QQ报道，完全不通过对方。完全报出来了，那不是新闻，美国新闻伦理非常严格的。这是非常难的事，但是好的记者一定能通过。
另外一点我们怎么才能找到资源。我都是拿到独家消息。一次我从朝鲜回丹东的火车上，有一个日本朋友给我打电话，他问我是不是知道杨斌他要在那边开发布会，我马上回答我知道。其实我知道个屁。但是我马上说，我等会电话告诉你，现在忙。而我马上做的事情就是跳下火车去沈阳，我获得了整个新闻资源。
再比如，鲍威尔访华，他的新闻发布会的提问都是事先做好，安排好的。但是我感觉出来肯定会有一个自由提问。我怎么争取这惟一的机会呢？我半屁股坐，全身前倾，手在半举和不举之间，眼光要盯着管新闻发言那个人。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演讲者感觉我是全场最不安分的因素，必须要先把我干掉下面才能安稳。除此以外，我还和从美国来的新闻官会心一笑，点了个头。他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以为我是这边内定的人选。
我通过这个技巧告诉大家，我非常喜欢采访。因为采访完全是智力的高峰，全世界，全中国没有一个人能采访他，独家采访，就是我。那种自信、本能，对一个人的培养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以充分的热情投入到采访过程中，走到第一线，不要坐后面。当你第一线的时候，你争夺别人没有的机会的时候，当时我感觉我就是时代的脉搏。
我讲一讲我怎么得到伊拉克采访机会。大家都知道，当时有很多各地方的媒体都申请去伊拉克签证，都没有戏。战前，中国只有三家媒体进入了伊拉克。CCTV，半年前他就申请了，。新华社就不要说了，他在那有驻地记者。而第三家，民办的《21环球报道》居然也能进入。怎么争取呢？很好玩，就是新闻学另外一个角度，时刻积累人脉。
在2000年做华夏时报的时候，我第一个报道就是采访以色列和巴基斯坦大使。然后有一个新闻官跟我交流，我没想到这个人就是未来的半岛电视台的北京分设社长。所以，半岛社长帮我的忙很简单，他就是轻轻的把我带到大使馆，随便盖了一个章，就去了伊拉克。
我根本就没有申请。所以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不要有框架，真实社会完全凭关系的，完全在于你能不能拿到关键的人。所以作为一个记者，我们首先要把自己培养一个资源人士。什么是人脉？当你在做新闻采访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培养跟节点人物的感情。这些人可能是一个专家，也可能是一个名记者，也可能是一个普通热心的人，但他们非常之重要。所以这就是我拿到伊拉克战地签证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
我为什么喜欢记者这个行业？就是因为它充满激情，充满未知。
用资源和销售角度去看这个新闻采写的时候就发现。我们基本上是一个资源公司，是一个公关公司，是一个销售团队，我们要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销售者，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有空的话大家可以业余从事一下比如商业活动。
角度三：新闻是一种信仰
信仰是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中国的新闻教育没有告诉学生信仰，只告诉学生采写的具体的过程。
我们经常有人会问拿不拿红包。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要问时政记者，第一时政记者很难拿到红包，第二如果有些人拿红包然后跟企业换的时候，你为自己未来的履历和别人对你的信用加上了一条非常危险的一道败笔。你知道在互联网时代，任何你想隐瞒的东西都不能隐瞒。所以你现在做的一切有一天就会成为你的同行竞争所揭露的东西，或者你现在隐藏的思维模式有一天会爆发。如果你是品德不好的记者有一天会倒霉的。
换句话说有人问怎么处理钱和工作，收入和工作新闻联想的关系呢？你先问自己，如果不做新闻你能不能活下来？人不能靠信仰活，但是不能没有信仰。
活下来，你通过自己的很多训练，比如可以做销售公司，去做白领，做OL，做技术，做网站。但是你要用新闻来谋生、赚房子的时候，那是非常危险的。信仰，一旦要跟自己的饭碗混在一起，信仰一定不是信仰了。
为什么很多人不是新闻学院的人，他比较能胜任现在的工作，因为他本职工作不需要新闻。比如做经济，做技术，他可以活下来。所以他去做新闻反而更纯粹了，一个人是很单纯的时候，他追求目标的时候是很简单的。你看很多基督徒，很多佛教徒他心里是很单纯的。
比如说举例子，有人经常问报道这个新闻之后，会产生非常大的恶果怎么办？关你什么事呢？新闻只是记录，纯粹的记录，新闻的后果不是你关心的，是编辑、主编、政治家关心的。所以我们经常有人说，新闻绝对不是道德的，跟道德无关。
《南方周末》经常鼓吹自己有超人的价值观，经常说我肩负社会道义责任来报道新闻。这是非常虚假的，其实他只是赚市场份额。但是最大的危险是，当新闻不纯粹的时候，不是报道记录新闻的时候，有一些社会追求的时候，你的本身就开始违反新闻伦理了。新闻伦理是价值中立的。《南方周末》在长期报道重大问题，面对弱势团体的时候，会无限制地往弱势团体倾斜，但是你自己心里清楚，真实事情不是这样的。
提问：您刚才说新闻它需要客观描述一个事实，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媒体都会有自己的想法。
安替：客观不是说一个结果，客观主义是一个技术性的逼进过程。如果我说这个客观是客观，是错的，我只能说它是客观主义的。它采取客观的方法做技术平衡，能保证这个新闻稍微接近客观。
举个例子，我们作环球报道的时候，当时我们规定叫1：1：1模式，就是坏人、好人、中立者。你可以说这个好虚伪，但是没有比这个方法更能接近现实的。如果你说我另外的方法，其实蛮接近现实的，这是某一个派别的现实，不是大家公认的现实。
中国未来有最大的风险，就是社会分层太多，多元化很厉害，不同的利益团体，如农民工，中产阶级，官员，海归，学生，普通大众。开放社会、民主社会、媒体社会最大的优点就是允许多元存在，但是怎么表达多元？我不能找到真实，我只能找到一个逼进真实的方法。
比如举个例子，美国媒体是客观主义做新闻，但是它有一个修订方法，它把评论版做的完全是观点化，没有任何的分析，就是观点，极端的观点。你看左派报纸，右派报纸，完全黑和白的，坏和好的对众，但是它用这种方法。新闻客观主义为基石，然后在新闻和评论分开，来作为平衡，来保证我这个新闻不会出大错，所以没有客观，只有客观主义。
欧洲模式
所以我们现在看新闻的时候，首先要从模式竞争去看，我现在补充一下欧洲模式。在台湾现在发展已经不是美国模式了，台湾没有调查报道，台湾的新闻是有评论的，台湾的新闻是对立的，是党性的。这个不像美国，但是太像英国、法国、法国、意大利了。
《南方周末》以前批评一个东西，就是欧洲式报道，很容易被中宣部抓到把柄。中国在未来五年的美国式发展，不是一个宿命，而是中宣部体制下一个必然的结果，一个生存模式。换句话说是中宣部帮助我们美国化。但是如果中宣部没了，马上党派报纸就会出现。
所以说到那个时候，等我们五年之后，等大家都成为记者之后，我们就要改观念了，我们要提前去学欧洲模式。我打赌，五年后，十年后中国的新闻世界，就是欧洲式的发展。这是模式竞争。
吃饭的逻辑
如果我们要想进入中国最好的记者和编辑的第一团队，我们要把自己打扮的像一个销售员，去找关系，找节点。去跟任何有价值的人吃饭，让每一顿饭都可以计算它未来的回馈价值是投资。跟老外吃饭是蛮贵的，他们都要吃西餐。但是我当时蛮穷的，但是我愿意每个星期花几百块钱去做这件事。为什么？我知道我做的这一切未来对我的回报是十倍，二十倍，三十倍，一百倍。所以你要用一个销售的思维，商业思维去想新闻。但是这个只能帮助你进入第一团队的门槛。
提问：想问一下你没有进入这个工作的时候喜欢在网上灌水，现在回味，看以前帖子的时候？
安替：我要讲什么是灌水？什么是成为好的著名网友，著名网友对做这个工作非常有好处。为什么？新闻是一个写作工作，新闻是获得不确定大多数的人通过文字获得不确定大多数人对你文字的信任和好感，这是这个过程。比如我写篇报道，为什么知道我的读者在哪，他可能星期买报纸，他可能是民工，他也可能是个教授，我并不知道。但是我其实是在对不确定的大多数发言写作，而成为一个著名网友其实也是同样的过程。我并不知道我的网友在哪，点击的人在哪，但是我会培养这个向不确定的大多数写作的一个过程，所以网络写作最大的好处只是培养你这个东西，但其他不行，专业完全不行，对专业没有好处，对你能不能感动和获取不确定的大多数人的吸引力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第二点还是你能不能知道大多数人在目前想要什么的市场需求也是很重要的。
提问：那你在《纽约时报》又是迎合哪些读者的口味呢？是美国读者还是中国读者？
安替：美国时报，我是帮老板做幕后工作。老板写东西背后是我报告的东西，但是我的读者是美国读者，完全跟中国人没关系。多说这个事情。因为那是美国的事情。
提问：还有一个问题，你离开环球报道有两三年了，你讲了半天最好的回忆还是在21世纪环球报道。你后来采访后来一系列的，在美国美国时报这种国际前沿的报纸上亲身的感受经历能不能讲一些？
安替：我最大的经历就是抓了三次，所以没有什么好经历。因为驻外记者在中国采访就是随时被抓的，就被扣留了三次。
提问：为什么美国没有走向欧洲模式呢？
安替：美国新闻是美联社开始的，美联社才是新闻专业主义。当时在一百多年以前，两个党派观点非常冲击，所以AP美联社想把新闻卖给公众。因此，我只能做到哪边都不得罪。这个情况蛮像现在我们的新闻控制局面的，就是什么人都不能得罪，只报道事实。
所以我说中国和美国在这方面有可比性，危险相同。欧洲不行，长期以来欧洲有个主流社会，比如英国，一直有贵族社会。在欧洲，比如法国，整个报纸都是左派。所以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截然不一样。
所以现在很多人包括中央电视台很多人采访记者，有的人学欧洲派，有的人学美国派，看谁获胜，很有趣的故事。
提问：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说按照先例有一些好的资源，然后加入相应的精神，然后再确定新闻信仰。你再遇到某一个节点的时候，那个人对你以后发展非常重要，但是他可能要求做一些假新闻。
安替：信仰第一，信仰和利益冲突信仰第一。为什么？职位是暂时的，职业是永恒的。你可能会失去这个职位，但是你的职业信用保证了，如果你获得了这个职位，丧失了职业信用，圈子很小的。北京记者圈我们以前经常在一起聚会的，谁干的坏事，大家都知道，那个很快的，你收了哪个企业的钱说实话当别人不知道吗？因为他给你钱的时候他不会告诉别人（英语）？所以听我讲，职位是暂时的，职业是永恒的。
提问：我想说我听到一篇报道，国家可能表面上看，内部更加利好，因为我们是外局的人，我们看不清里面究竟有什么，但是你觉得这个？
安替：我完全同意他的角度。我简单说对现在目前的新闻状态，以给大家提供一个职业参考。现在我认为在整个的新闻圈的外壳是越来越紧，控制越来越严，不管是网络新闻还是媒体，大家知道越来越多的电话过来。但是内壳越来越多的主编，副主编，主任编辑，大记者，首席记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是自由派。换句话说很奇怪，这个壳越来越保守，但是里面人确实走越来越开放的过程。
这造成了几个后果，第一，我们所有人都装孙子，有共同感。大家想一下如果几年后开放了，谁会为中宣部说一句好话？不会的。为什么？我们这些年被王八蛋逼疯掉了。越来越多的压迫反而产生共同体的共识。俄罗斯的转型就是因为这个共同体不结实。所以我非常感谢中宣部对未来中国媒体社会锻造，因为是因为它把我们大家的命运连在一起的。
第二，既然是一个外壳，在不断的保守化，内壳在不断的自由化，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一旦外壳有分裂的机会，有开裂的机会，一夜之间中国80％的媒体全是自由媒体。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人民日报》我不相信还会有人买，就这么简单。
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我们只在乎我们个人在这个新闻共同体的地位和职业选择，不要太在乎整个大的中国的命运是不是走向民主，我们只是靠自己的薪水和职业活着，所以我们要分析好对的，现在这个新闻的利和端，新闻模式的利和端，然后我们想的远一点，我们提前则到五年之后，做些准备，等媒体过来我们就表达出来了，就这么简单。
提问：我想问一下，您在操作负面报道的时候怎么办？
安替：你这个问题问错了，没有什么负面报道，如果是负面报道的话，我不相信还有什么好新闻。
提问：你怎么样说服采访的对象接受你的采访？
安替：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去买一本叫《危机公关》的书。
提问：你去实习的时候，其实你发的稿子是占整个版的版面的，你怎么说服你的实习老师，让他把这个都是贡献给你呢？
安替：这就是销售能力了，这是一个离跟合的矛盾，肯定要多为老师做事，老师不愿意跑新闻你要跑，不是所有的垃圾新闻老师都愿意跑的，你把一个垃圾新闻跑来以后，把他的名字放到前面，他共享你的劳动，他不劳动，人心是肉长的，就是这么简单，你下了最大的苦功，你就有回报。我们始终讲一点，我一直批评学生一种心态，学生经常讲要批判性地接受，这是放屁，既然都批判了还接受干嘛？
我跟你讲，中国在49年之前，所有的专业都是学徒制，换句话说，百分之百要接受老师的全部，包括他的错误，学完了以后，出师了然后你才否定，为什么？只有这样你才能理解他为什么成功，他为什么失败，如果你批判接受的话，等于你什么都不接受，这是非常姚明的。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实习的时候碰到老师，当然你要挑一个好老师，他本来是一个应届的愚蠢老师，那你就没办法了，嫁错郎一样，但是一旦挑到好老师以后，真的要全心全意，不要怕以后有他的偏见，偏见是自己有平衡方法的，人必须有深度，其次才谈有没有偏见，一个没有偏见又没有深度的人是没有意义的人，一个有偏见但是有深度的人是有价值的人，首先要做到有深度然后再没有偏见。
所以我希望在实习的时候非常真诚地向老师学，人心都是肉长的，如果有一个学生对我这么好，这么认真地向我学习，让我这么有表现欲，让我有为人师表的快感，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新闻圈是要讲师承的，比如说他是我小弟，那是我小弟，我的小弟的成功也是我的成功，我的人脉的积累，所以如果你的潜台词是好好地帮助我，我以后会很出色的，他也会高兴地告诉你，你知道吗？人是很聪明的，你聪明对方也会聪明，如果你表现得对未来、信仰根本没有兴趣，他为什么要教你？
老师不会教任何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我干嘛要教你？一点不好处都没有，但是如果我教的人，我教的徒弟可能是未来的某某主编或者是某个大奖的获得者，不光是我的光荣，也是我的人脉，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觉得到最后还是做人的道理，就是对老师真诚！认真苦。
我本名叫赵静。因为这个名字太女性化，所以一般不示人。安替是我的网名，从99年开始用，一直没改。用同一网名最大的好处就是你的声誉可以积累，甚至可以积累到工作中。所以不要轻易改自己的网名，而且一开始就要起的像一个人的名字，不要起一个“会开玩笑的猫”。
我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动力学院，学工业机械自动化。毕业之后就换了工作，后来一段时间在IT，之后在西祠做网络、发帖子，2001年开始走向新闻。
我是75年出生的，2001年我已经26岁了，我要搞新闻，彻头彻尾搞新闻。我花了2年时间成为战地记者，3年时间进入《纽约时报》。
角度一：新闻，模式才是生命
我的故事对大家是有借鉴作用的，因为我完全没有经过新闻教育。因为我是理科生，所以想问题常常把问题抽象简化。因此今天我谈新闻学，将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将新闻简化。
新闻的第一个角度是模式竞争，当下模式的竞争。一个没有受过新闻训练的人，反而能很快地适应当下的模式，而新闻学院的学生，要花三年的时间去学习已经被淘汰了的模式，因此我们在招员工的时候，很少愿意招新闻学院的。
中国从78年到现在，媒体从新闻机器、宣传机器在不断地适应变化到一个正常的媒体社会。新闻模式在不断地开放，越来越多地人接受客观新闻写作，将新闻和评论分开，这就是一直在背后起作用的美国模式。因此中国的媒体都在不断地模仿和追赶美国的大报，学习美国模式。比如《第一财经》要做中国的华尔街日报，《新京报》想做北京的《纽约时报》，《南方都市报》的评论版想做《纽约时报》的评论版。
中国的美国新闻
为什么美国模式值得学习呢？为什么不使英国模式呢？
其实在一个赶超的社会里，最先学习的是美国模式，只有等到这个媒体社会走到比较开放的时候，才会向欧洲的模式发展。比如台湾在开放报禁的瞬间到2000年大选以前，都是美国模式。但是从2000年以后，他就开始走向欧洲化了。而我们现在正是处于美国模式的阶段。那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去想欧洲模式。只要美国模式不存在的，美国媒体社会不存在的，我们都不要学。
举个简单例子。《南方周末》很好，不要学。美国没有周刊。美国没有周报。周二刊，周三《二十一世纪报道》不要学。什么是报？news paper是要讲新闻有效性，新闻的及时性。周报只有中国有。在不成熟的社会才有，所以我们不要去追捧任何关于周报的模式的东西。再比如，鄢烈山的杂文很好吧？但是美国没有杂文，美国只有评论，只有分析，只有特写，只有新闻这四种模式，没有杂文。所以《南方都市报》就放弃了杂文。为什么？因为美国没有，南都完全放弃。
《第一财经》如果不遇到资金上的问题，它的发展势头会大于《21世纪经济报道》。为什么？因为《一财》做的是日报模式，而周三刊，美国没有这种模式。如果你要想在报业成功，拷贝某一个模式是非常重要的战略选择。作为普通记者，既然老总在拷贝美国模式，我们就不要在这等了，我们提前走到五年后的那一天，我们现在就开始学怎么写美国新闻，怎么写NEWS，怎么写分析，怎么写评论，怎么写社论，怎么写特写。所以如果大家有时间去美国读一年的新闻培训，绝对回来以后就值钱。
新闻是一种信仰，不能首鼠两端
有人跟我讲不想做普通记者，做媒体经营者。有人跟我讲，我先到《人民日报》我先发展，等我成为《人民日报》领导了，以后媒体改革的时候，我可以利用现有的资源，拉起一个大旗，变成改革者。像《环球时报》、《僚望》都是跟党比较近的，然后再改革的。但是我觉得这种战略不对。为什么？
媒体改革不是实业改革，不是产业改革，它是个概念改革。我们看看台湾，旧观念的媒体在那一瞬间，完全倒塌。你在旧资源里面获得的一切，在那一天什么都没有了。最关键一点，你作为一个普通记者，作为中层领导，你的资历，你的领地就会变得不干净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不能从新媒体，新的社会，我不能从你过去信用积累中看出你能适合未来。我最后会讲新闻是一种信仰，不可能首鼠两端。
一个非新闻专业的我，怎么学习新闻？
我当时是普通的网友，整天在网上写一些不三不四的文章。《华夏时报》的评论版后来让我去写评论。但是我不会新闻，我也不会评论。所以我到《华夏时报》两千年七月，我开始坚持每天翻译经济学人杂志。每天。
我很快明白了，世界上比较好的评论是怎么写的。其实，我只学了一种模式，一个国外比较好的模式，只要这个模式是比较成功的，我们只需要打一个时间差，就能成功。我很简单，我就是每天坚持翻译，当时让我模仿经济学人的调调我都能模仿出来，倒背如流。然后我就开始看《纽约时报》，以此方法。
角度二：新闻，资源和销售
我做新闻的时候，有很明确的观念，就是要销售新闻。
我们首先要找到最敏感的新闻、选题，然后找到选题的记者必须将其卖给记者站，记者要把选题推销给我的编辑，编辑必须把标题写得很醒目，打动主编，主编必须确定这个稿子能卖给读者。换句话说，从采集到成稿，我们的新闻是一次一次的销售的过程。
所以我们应对这个销售模式，我们采取了一种思考的方法，叫So What。翻译成销售用语就是你到底卖的是什么破东西？为什么要报道新闻？，这是第一个过程。第二个过程，我们继续问Who cares?翻译成销售用语就是说凭什么我要买？谁关心这个新闻呢？
So What基本上一个比较疯的做法，基本上一般刚来的记者完全就傻了，因为他报的选题基本上几个星期都报不上去。很少人能撑到底，能面对大家对你的嘲笑、讽刺、极其激烈的竞争。但是只要你在这个环境中胜了，以后你就能胜。
采访的过程也是一样。我们在采访一个人的时候，首先要说服他接受采访，而且说服他接受独家采访。这跟公关没什么区别，我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新闻理念，完完全全是销售理念。一般好的记者他完全能做公关和咨询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就是说这个人他只能接受你一个人采访，你必须要给他开条件，这个条件不是说我各你多少钱，而是说我要告诉你，你不接受这个采访的坏处，好处。
我们报一个人丑闻，根据美国新闻方式，你最后一定要通过他，如果他不通过，他不发言，这个报道不能写，所以不要学《一财》的QQ报道，完全不通过对方。完全报出来了，那不是新闻，美国新闻伦理非常严格的。这是非常难的事，但是好的记者一定能通过。
另外一点我们怎么才能找到资源。我都是拿到独家消息。一次我从朝鲜回丹东的火车上，有一个日本朋友给我打电话，他问我是不是知道杨斌他要在那边开发布会，我马上回答我知道。其实我知道个屁。但是我马上说，我等会电话告诉你，现在忙。而我马上做的事情就是跳下火车去沈阳，我获得了整个新闻资源。
再比如，鲍威尔访华，他的新闻发布会的提问都是事先做好，安排好的。但是我感觉出来肯定会有一个自由提问。我怎么争取这惟一的机会呢？我半屁股坐，全身前倾，手在半举和不举之间，眼光要盯着管新闻发言那个人。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演讲者感觉我是全场最不安分的因素，必须要先把我干掉下面才能安稳。除此以外，我还和从美国来的新闻官会心一笑，点了个头。他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以为我是这边内定的人选。
我通过这个技巧告诉大家，我非常喜欢采访。因为采访完全是智力的高峰，全世界，全中国没有一个人能采访他，独家采访，就是我。那种自信、本能，对一个人的培养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以充分的热情投入到采访过程中，走到第一线，不要坐后面。当你第一线的时候，你争夺别人没有的机会的时候，当时我感觉我就是时代的脉搏。
我讲一讲我怎么得到伊拉克采访机会。大家都知道，当时有很多各地方的媒体都申请去伊拉克签证，都没有戏。战前，中国只有三家媒体进入了伊拉克。CCTV，半年前他就申请了，。新华社就不要说了，他在那有驻地记者。而第三家，民办的《21环球报道》居然也能进入。怎么争取呢？很好玩，就是新闻学另外一个角度，时刻积累人脉。
在2000年做华夏时报的时候，我第一个报道就是采访以色列和巴基斯坦大使。然后有一个新闻官跟我交流，我没想到这个人就是未来的半岛电视台的北京分设社长。所以，半岛社长帮我的忙很简单，他就是轻轻的把我带到大使馆，随便盖了一个章，就去了伊拉克。
我根本就没有申请。所以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不要有框架，真实社会完全凭关系的，完全在于你能不能拿到关键的人。所以作为一个记者，我们首先要把自己培养一个资源人士。什么是人脉？当你在做新闻采访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培养跟节点人物的感情。这些人可能是一个专家，也可能是一个名记者，也可能是一个普通热心的人，但他们非常之重要。所以这就是我拿到伊拉克战地签证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
我为什么喜欢记者这个行业？就是因为它充满激情，充满未知。
用资源和销售角度去看这个新闻采写的时候就发现。我们基本上是一个资源公司，是一个公关公司，是一个销售团队，我们要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销售者，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有空的话大家可以业余从事一下比如商业活动。
角度三：新闻是一种信仰
信仰是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中国的新闻教育没有告诉学生信仰，只告诉学生采写的具体的过程。
我们经常有人会问拿不拿红包。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要问时政记者，第一时政记者很难拿到红包，第二如果有些人拿红包然后跟企业换的时候，你为自己未来的履历和别人对你的信用加上了一条非常危险的一道败笔。你知道在互联网时代，任何你想隐瞒的东西都不能隐瞒。所以你现在做的一切有一天就会成为你的同行竞争所揭露的东西，或者你现在隐藏的思维模式有一天会爆发。如果你是品德不好的记者有一天会倒霉的。
换句话说有人问怎么处理钱和工作，收入和工作新闻联想的关系呢？你先问自己，如果不做新闻你能不能活下来？人不能靠信仰活，但是不能没有信仰。
活下来，你通过自己的很多训练，比如可以做销售公司，去做白领，做OL，做技术，做网站。但是你要用新闻来谋生、赚房子的时候，那是非常危险的。信仰，一旦要跟自己的饭碗混在一起，信仰一定不是信仰了。
为什么很多人不是新闻学院的人，他比较能胜任现在的工作，因为他本职工作不需要新闻。比如做经济，做技术，他可以活下来。所以他去做新闻反而更纯粹了，一个人是很单纯的时候，他追求目标的时候是很简单的。你看很多基督徒，很多佛教徒他心里是很单纯的。
比如说举例子，有人经常问报道这个新闻之后，会产生非常大的恶果怎么办？关你什么事呢？新闻只是记录，纯粹的记录，新闻的后果不是你关心的，是编辑、主编、政治家关心的。所以我们经常有人说，新闻绝对不是道德的，跟道德无关。
《南方周末》经常鼓吹自己有超人的价值观，经常说我肩负社会道义责任来报道新闻。这是非常虚假的，其实他只是赚市场份额。但是最大的危险是，当新闻不纯粹的时候，不是报道记录新闻的时候，有一些社会追求的时候，你的本身就开始违反新闻伦理了。新闻伦理是价值中立的。《南方周末》在长期报道重大问题，面对弱势团体的时候，会无限制地往弱势团体倾斜，但是你自己心里清楚，真实事情不是这样的。
提问：您刚才说新闻它需要客观描述一个事实，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媒体都会有自己的想法。
安替：客观不是说一个结果，客观主义是一个技术性的逼进过程。如果我说这个客观是客观，是错的，我只能说它是客观主义的。它采取客观的方法做技术平衡，能保证这个新闻稍微接近客观。
举个例子，我们作环球报道的时候，当时我们规定叫1：1：1模式，就是坏人、好人、中立者。你可以说这个好虚伪，但是没有比这个方法更能接近现实的。如果你说我另外的方法，其实蛮接近现实的，这是某一个派别的现实，不是大家公认的现实。
中国未来有最大的风险，就是社会分层太多，多元化很厉害，不同的利益团体，如农民工，中产阶级，官员，海归，学生，普通大众。开放社会、民主社会、媒体社会最大的优点就是允许多元存在，但是怎么表达多元？我不能找到真实，我只能找到一个逼进真实的方法。
比如举个例子，美国媒体是客观主义做新闻，但是它有一个修订方法，它把评论版做的完全是观点化，没有任何的分析，就是观点，极端的观点。你看左派报纸，右派报纸，完全黑和白的，坏和好的对众，但是它用这种方法。新闻客观主义为基石，然后在新闻和评论分开，来作为平衡，来保证我这个新闻不会出大错，所以没有客观，只有客观主义。
欧洲模式
所以我们现在看新闻的时候，首先要从模式竞争去看，我现在补充一下欧洲模式。在台湾现在发展已经不是美国模式了，台湾没有调查报道，台湾的新闻是有评论的，台湾的新闻是对立的，是党性的。这个不像美国，但是太像英国、法国、法国、意大利了。
《南方周末》以前批评一个东西，就是欧洲式报道，很容易被中宣部抓到把柄。中国在未来五年的美国式发展，不是一个宿命，而是中宣部体制下一个必然的结果，一个生存模式。换句话说是中宣部帮助我们美国化。但是如果中宣部没了，马上党派报纸就会出现。
所以说到那个时候，等我们五年之后，等大家都成为记者之后，我们就要改观念了，我们要提前去学欧洲模式。我打赌，五年后，十年后中国的新闻世界，就是欧洲式的发展。这是模式竞争。
吃饭的逻辑
如果我们要想进入中国最好的记者和编辑的第一团队，我们要把自己打扮的像一个销售员，去找关系，找节点。去跟任何有价值的人吃饭，让每一顿饭都可以计算它未来的回馈价值是投资。跟老外吃饭是蛮贵的，他们都要吃西餐。但是我当时蛮穷的，但是我愿意每个星期花几百块钱去做这件事。为什么？我知道我做的这一切未来对我的回报是十倍，二十倍，三十倍，一百倍。所以你要用一个销售的思维，商业思维去想新闻。但是这个只能帮助你进入第一团队的门槛。
提问：想问一下你没有进入这个工作的时候喜欢在网上灌水，现在回味，看以前帖子的时候？
安替：我要讲什么是灌水？什么是成为好的著名网友，著名网友对做这个工作非常有好处。为什么？新闻是一个写作工作，新闻是获得不确定大多数的人通过文字获得不确定大多数人对你文字的信任和好感，这是这个过程。比如我写篇报道，为什么知道我的读者在哪，他可能星期买报纸，他可能是民工，他也可能是个教授，我并不知道。但是我其实是在对不确定的大多数发言写作，而成为一个著名网友其实也是同样的过程。我并不知道我的网友在哪，点击的人在哪，但是我会培养这个向不确定的大多数写作的一个过程，所以网络写作最大的好处只是培养你这个东西，但其他不行，专业完全不行，对专业没有好处，对你能不能感动和获取不确定的大多数人的吸引力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第二点还是你能不能知道大多数人在目前想要什么的市场需求也是很重要的。
提问：那你在《纽约时报》又是迎合哪些读者的口味呢？是美国读者还是中国读者？
安替：美国时报，我是帮老板做幕后工作。老板写东西背后是我报告的东西，但是我的读者是美国读者，完全跟中国人没关系。多说这个事情。因为那是美国的事情。
提问：还有一个问题，你离开环球报道有两三年了，你讲了半天最好的回忆还是在21世纪环球报道。你后来采访后来一系列的，在美国美国时报这种国际前沿的报纸上亲身的感受经历能不能讲一些？
安替：我最大的经历就是抓了三次，所以没有什么好经历。因为驻外记者在中国采访就是随时被抓的，就被扣留了三次。
提问：为什么美国没有走向欧洲模式呢？
安替：美国新闻是美联社开始的，美联社才是新闻专业主义。当时在一百多年以前，两个党派观点非常冲击，所以AP美联社想把新闻卖给公众。因此，我只能做到哪边都不得罪。这个情况蛮像现在我们的新闻控制局面的，就是什么人都不能得罪，只报道事实。
所以我说中国和美国在这方面有可比性，危险相同。欧洲不行，长期以来欧洲有个主流社会，比如英国，一直有贵族社会。在欧洲，比如法国，整个报纸都是左派。所以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截然不一样。
所以现在很多人包括中央电视台很多人采访记者，有的人学欧洲派，有的人学美国派，看谁获胜，很有趣的故事。
提问：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说按照先例有一些好的资源，然后加入相应的精神，然后再确定新闻信仰。你再遇到某一个节点的时候，那个人对你以后发展非常重要，但是他可能要求做一些假新闻。
安替：信仰第一，信仰和利益冲突信仰第一。为什么？职位是暂时的，职业是永恒的。你可能会失去这个职位，但是你的职业信用保证了，如果你获得了这个职位，丧失了职业信用，圈子很小的。北京记者圈我们以前经常在一起聚会的，谁干的坏事，大家都知道，那个很快的，你收了哪个企业的钱说实话当别人不知道吗？因为他给你钱的时候他不会告诉别人（英语）？所以听我讲，职位是暂时的，职业是永恒的。
提问：我想说我听到一篇报道，国家可能表面上看，内部更加利好，因为我们是外局的人，我们看不清里面究竟有什么，但是你觉得这个？
安替：我完全同意他的角度。我简单说对现在目前的新闻状态，以给大家提供一个职业参考。现在我认为在整个的新闻圈的外壳是越来越紧，控制越来越严，不管是网络新闻还是媒体，大家知道越来越多的电话过来。但是内壳越来越多的主编，副主编，主任编辑，大记者，首席记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是自由派。换句话说很奇怪，这个壳越来越保守，但是里面人确实走越来越开放的过程。
这造成了几个后果，第一，我们所有人都装孙子，有共同感。大家想一下如果几年后开放了，谁会为中宣部说一句好话？不会的。为什么？我们这些年被王八蛋逼疯掉了。越来越多的压迫反而产生共同体的共识。俄罗斯的转型就是因为这个共同体不结实。所以我非常感谢中宣部对未来中国媒体社会锻造，因为是因为它把我们大家的命运连在一起的。
第二，既然是一个外壳，在不断的保守化，内壳在不断的自由化，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一旦外壳有分裂的机会，有开裂的机会，一夜之间中国80％的媒体全是自由媒体。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人民日报》我不相信还会有人买，就这么简单。
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我们只在乎我们个人在这个新闻共同体的地位和职业选择，不要太在乎整个大的中国的命运是不是走向民主，我们只是靠自己的薪水和职业活着，所以我们要分析好对的，现在这个新闻的利和端，新闻模式的利和端，然后我们想的远一点，我们提前则到五年之后，做些准备，等媒体过来我们就表达出来了，就这么简单。
提问：我想问一下，您在操作负面报道的时候怎么办？
安替：你这个问题问错了，没有什么负面报道，如果是负面报道的话，我不相信还有什么好新闻。
提问：你怎么样说服采访的对象接受你的采访？
安替：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去买一本叫《危机公关》的书。
提问：你去实习的时候，其实你发的稿子是占整个版的版面的，你怎么说服你的实习老师，让他把这个都是贡献给你呢？
安替：这就是销售能力了，这是一个离跟合的矛盾，肯定要多为老师做事，老师不愿意跑新闻你要跑，不是所有的垃圾新闻老师都愿意跑的，你把一个垃圾新闻跑来以后，把他的名字放到前面，他共享你的劳动，他不劳动，人心是肉长的，就是这么简单，你下了最大的苦功，你就有回报。我们始终讲一点，我一直批评学生一种心态，学生经常讲要批判性地接受，这是放屁，既然都批判了还接受干嘛？
我跟你讲，中国在49年之前，所有的专业都是学徒制，换句话说，百分之百要接受老师的全部，包括他的错误，学完了以后，出师了然后你才否定，为什么？只有这样你才能理解他为什么成功，他为什么失败，如果你批判接受的话，等于你什么都不接受，这是非常姚明的。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实习的时候碰到老师，当然你要挑一个好老师，他本来是一个应届的愚蠢老师，那你就没办法了，嫁错郎一样，但是一旦挑到好老师以后，真的要全心全意，不要怕以后有他的偏见，偏见是自己有平衡方法的，人必须有深度，其次才谈有没有偏见，一个没有偏见又没有深度的人是没有意义的人，一个有偏见但是有深度的人是有价值的人，首先要做到有深度然后再没有偏见。
所以我希望在实习的时候非常真诚地向老师学，人心都是肉长的，如果有一个学生对我这么好，这么认真地向我学习，让我这么有表现欲，让我有为人师表的快感，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新闻圈是要讲师承的，比如说他是我小弟，那是我小弟，我的小弟的成功也是我的成功，我的人脉的积累，所以如果你的潜台词是好好地帮助我，我以后会很出色的，他也会高兴地告诉你，你知道吗？人是很聪明的，你聪明对方也会聪明，如果你表现得对未来、信仰根本没有兴趣，他为什么要教你？
老师不会教任何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我干嘛要教你？一点不好处都没有，但是如果我教的人，我教的徒弟可能是未来的某某主编或者是某个大奖的获得者，不光是我的光荣，也是我的人脉，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觉得到最后还是做人的道理，就是对老师真诚！认真苦。
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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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安街上走几步，中南海里夜惊魂。
- 长安街上一发飙，极权政府吃不消。
- 长安街上十分钟，中南海里九人疯。
- 长安街上打标语，警察尿到裤子里。
- 长安街上走几步，中南海里尿湿裤。
- 长安街牛，中南海球。
- 今日长安在走，何时复至天安？
- 有人问什么是中国梦？我说： 1.读书，考上清华北大，然后，到外企工作，出国，拿绿卡； 2.唱歌跳舞，不惜一切代价成名，出国，变更国籍； 3.当官，贪污腐败，找机会逃跑到国外，躲起来过一掷千金的日子； 4.做生意，赚到足够的钱，然后，出国定居，想生几个孩子就生几个孩子，让小孩都在国外上大学。-铂程斋
Thursday, February 18, 2010
自由与金山
从前有一个王国发现了一座大金矿，国王准备在民间征集大批精壮劳力前去开采。这时身边一个大臣献策道：“陛下，开采金矿何须到民间去征集劳力呢？那样又费钱，又耗时。到不如把监狱里的那些囚犯利用起来。他们不是特别喜欢金子么？让他们去开采金矿，他们准会乐意，干起来一定比谁都卖力气。”
国王担忧地说：“让囚犯去开采金矿，难道不怕他们将金子偷走并逃跑么？”
大臣说：“陛下请放心，这些囚犯之所以失去自由，都是因为他们地贪婪。面对如此大的一座金矿，他们谁不想据为己有啊？到最后他们肯定会为争夺开采出来的金子而相互残杀。我们只需派出一小队卫兵守在金矿的出口处，将最后的三年、胜利者拿下即可。这样不用花一分钱，也不用出一分力，就能轻而易举地得到一座金矿，何乐而不为呢？”
“这的确是一个好办法！”国王对此大加赞赏，并下令将大量因贪污，受贿，偷盗，抢劫而获罪的囚犯送到矿区。
几个月后，国王想去查看一下采矿的进展情况。于是，在群臣的簇拥下，国王来到了矿区。果然，在洞口他们发现了不少腐烂的尸骨。他们猜想洞里的尸骨肯定更多，而在尸骨的一旁一定堆积着像小山一样的金子。
可是进洞后，一切并未像大臣和国王所预料的那样—尸横遍野，金子堆积如山。矿山只是被开了一个小口子，并未触及金子。洞口死去的只是守护金矿的那小队卫兵和少数几个囚犯。这是怎么回事？先前想出主意的那个大臣大惊失色，面如土灰，他怎么也不能相信一群贪婪之人会放弃一座金山而逃跑。
原来，就在囚犯到达矿山的第三天晚上，他们就一起密谋杀死了洞口的守卫，然后各自逃命。
其实，在囚犯们的心底，最渴慕的是自由。
原名：放弃一座金山
作者：周礼
国王担忧地说：“让囚犯去开采金矿，难道不怕他们将金子偷走并逃跑么？”
大臣说：“陛下请放心，这些囚犯之所以失去自由，都是因为他们地贪婪。面对如此大的一座金矿，他们谁不想据为己有啊？到最后他们肯定会为争夺开采出来的金子而相互残杀。我们只需派出一小队卫兵守在金矿的出口处，将最后的三年、胜利者拿下即可。这样不用花一分钱，也不用出一分力，就能轻而易举地得到一座金矿，何乐而不为呢？”
“这的确是一个好办法！”国王对此大加赞赏，并下令将大量因贪污，受贿，偷盗，抢劫而获罪的囚犯送到矿区。
几个月后，国王想去查看一下采矿的进展情况。于是，在群臣的簇拥下，国王来到了矿区。果然，在洞口他们发现了不少腐烂的尸骨。他们猜想洞里的尸骨肯定更多，而在尸骨的一旁一定堆积着像小山一样的金子。
可是进洞后，一切并未像大臣和国王所预料的那样—尸横遍野，金子堆积如山。矿山只是被开了一个小口子，并未触及金子。洞口死去的只是守护金矿的那小队卫兵和少数几个囚犯。这是怎么回事？先前想出主意的那个大臣大惊失色，面如土灰，他怎么也不能相信一群贪婪之人会放弃一座金山而逃跑。
原来，就在囚犯到达矿山的第三天晚上，他们就一起密谋杀死了洞口的守卫，然后各自逃命。
其实，在囚犯们的心底，最渴慕的是自由。
原名：放弃一座金山
作者：周礼
Tuesday, February 16, 2010
26位狱中良心犯服刑地址
1：谭作人，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看守所谭作人收，邮编：611130
2：胡 佳，北京219-3信箱 胡嘉 收，邮编102600（注意他本名是胡嘉，写胡佳是收不到的）
3：黄 琦，四川省成都市郫县安靖镇正义路3号227信箱0414室，邮编：611731
4：刘晓波，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501号北京第一看守所，邮编：100023
5：杨茂东（笔名郭飞雄），廣東省梅州市梅州三路66號六監區（21号信箱）杨茂东收，郵編：514034
6：王炳章，广东省韶关市黄岗十里亭北江监狱10号信箱22，邮编512032
7：重庆市劳动教养戒毒所、二大队一中队，陈杨学号：3584，地址：重庆市涪陵江东朋东路258号，邮编：408000
8：谢福林： 长沙市芙蓉区远大二路 1736号 长沙市看守所西3-10 谢福林（收）邮编410131
9：罗勇泉： 广东省佛山市山水区劳教所第一分所四大队罗勇泉，邮编：528136
10：宁文忠： 地址：郑州市文化路62号白庙劳教所 邮编：450002
11：张鹏（张怀阳）: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巢湖街35号沈新教养院三大队,邮编：110141.
12：孙福全：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巢湖街35号沈新教养院二大队,邮编：110141
13：陈道军：四川省南充市川中监狱高坪区2085信箱七分箱，邮编637100
14：胡明军：四川省第一监狱，南充市高坪区2085信箱3分箱，邮编637100
15：黄金秋：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顶山街道石佛寺，浦口监狱，邮编：210031
16：杨天水：江苏省南京监狱，南京市铁心桥镇，邮编：210012
17：师涛：湖南省第一监狱,湖南省沅江市101信箱,邮编:413104
18：哈达：内蒙古第四监狱(赤峰市)
19：何德普：北京第二监狱,北京市朝阳区2357信箱4分箱,邮编:100023
20：许万平：重庆市江北区渝州监狱
21：徐伟：北京市延庆监狱
22：秦永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监狱
23：王森：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川中监狱10分邮邮编：637100
24：游精佑、范燕琼、吴华英：邮编：350018 地址：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樟岚下董村 福州市第二看守所
原文
2：胡 佳，北京219-3信箱 胡嘉 收，邮编102600（注意他本名是胡嘉，写胡佳是收不到的）
3：黄 琦，四川省成都市郫县安靖镇正义路3号227信箱0414室，邮编：611731
4：刘晓波，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501号北京第一看守所，邮编：100023
5：杨茂东（笔名郭飞雄），廣東省梅州市梅州三路66號六監區（21号信箱）杨茂东收，郵編：514034
6：王炳章，广东省韶关市黄岗十里亭北江监狱10号信箱22，邮编512032
7：重庆市劳动教养戒毒所、二大队一中队，陈杨学号：3584，地址：重庆市涪陵江东朋东路258号，邮编：408000
8：谢福林： 长沙市芙蓉区远大二路 1736号 长沙市看守所西3-10 谢福林（收）邮编410131
9：罗勇泉： 广东省佛山市山水区劳教所第一分所四大队罗勇泉，邮编：528136
10：宁文忠： 地址：郑州市文化路62号白庙劳教所 邮编：450002
11：张鹏（张怀阳）: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巢湖街35号沈新教养院三大队,邮编：110141.
12：孙福全：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巢湖街35号沈新教养院二大队,邮编：110141
13：陈道军：四川省南充市川中监狱高坪区2085信箱七分箱，邮编637100
14：胡明军：四川省第一监狱，南充市高坪区2085信箱3分箱，邮编637100
15：黄金秋：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顶山街道石佛寺，浦口监狱，邮编：210031
16：杨天水：江苏省南京监狱，南京市铁心桥镇，邮编：210012
17：师涛：湖南省第一监狱,湖南省沅江市101信箱,邮编:413104
18：哈达：内蒙古第四监狱(赤峰市)
19：何德普：北京第二监狱,北京市朝阳区2357信箱4分箱,邮编:100023
20：许万平：重庆市江北区渝州监狱
21：徐伟：北京市延庆监狱
22：秦永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监狱
23：王森：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川中监狱10分邮邮编：637100
24：游精佑、范燕琼、吴华英：邮编：350018 地址：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樟岚下董村 福州市第二看守所
原文
台湾小学课文
在安徽省蚌埠的火车站上，有一个小孩子哭哭啼啼。他面黄肌瘦，衣服又脏又破，一面哭，一面伸出干枯的小手，像旅客喊著：“肚子饿！”没人理会那孩子。因为那些匆匆忙忙出站进站的人都很饿，谁也顾不了别人。这时候，有一个年轻的旅客，在孩子面前站定了。他想：“这孩子的父母哪里去了？为什么不来照顾他？”
这个好心的青年，还有一点干粮，他就把干粮给了那个孩子。当他还没走开，眼见那孩子刚刚把干粮送到嘴边的时候，突然从拐角的地方，跳出一个中年男子，冲过来，把干粮抢去，用最快的速度咬了一口。可怜的孩子，紧紧抱住那个男子的腿，哭着喊叫：“爸爸，我肚子饿！”原来这个中年男子没有饭吃，一连两三天讨不到食物，实在饿极了，就利用孩子出面，去打动别人的恻隐之心。他躲在旁边，伺机而动。拿钓鱼作比喻，这孩子是他安排的一个饵。
这是大陆匪区里面发生的事情，那儿真是人间地狱。那个青年旅客，已经逃出地狱，投奔自由地区，说出他的亲身见闻。在匪区里面，到处都是忍饥挨饿的人。因为共匪剥削人民，用狠毒的手段控制了所有的粮食，要人民勒紧裤袋，不让他们吃饱。
每年都有成千成万的人，甘冒生命的危险，穿过共匪的层层封锁，向外逃生。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大陆同胞生活困苦，连买一小块豆腐，都得凭共匪发给的“购物证”。这些人逃出地狱，来到台湾，看见家家丰衣足食，人人健康快乐，认为是他们在大陆上梦想不到的事。
有几个住在福建沿海一带的渔民，出海捕鱼时，被一阵狂风吹到金门。他们迷了路，船也破了。金门的军民一面替他们修船，一面招待他们食宿。吃饭的时候，他们看到桌子上摆满了菜，都吓得不敢动筷子。接待人员劝他们尽量吃，他们还要小声追问：“我可以吃吗？这些都是给我们吃的吗？”
饭后，这几个从海上随风漂过来的人，到街上散步。经过菜市场、食品店，看见那么多的鸡、鸭、鱼、肉、蔬菜、水果；那么多的火腿、罐头、奶粉、点心。看见人人可以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用不着事先去求谁批准，他们更惊讶了！接待人员告诉他们：这儿不过是金门。在台湾的大都市里，有数不清的食品公司、菜馆、市场，就是偏远的小镇，也处处有小吃店、糕饼铺、菜摊子。大家自由买卖，自由享用。
这几个一向生活在地狱里的渔民，睁大了眼睛。其中一个人自言自语：“真的吗？真有这样一个地方吗？”然后，他自己作了结论：“要是真有这样一个地方，那一定是天堂！”
一家外国的通讯社，派记者来台湾采访，观察中华民国进步的情形。这位记者来到台北之后，当天就发出一篇通讯。他说：
今天是星期日，天气很好，温暖明亮的阳光，注满了全市。这儿的人受到阳光的吸引，纷纷从家里走出来，形成一条条的人流。人流在大马路上会合，向前缓缓移动。这些人都穿着漂亮的衣服，千百种质料，千百种图案，千百种颜色，汇成一条鲜明灿烂的河。
这个鲜明可爱的流动体，涌向山林，涌向海滨，也流进公园和动物园。在万花竞艳的公园里，花也灿烂，人也灿烂；远远望去，简直分不清哪些是花，哪些是人。这些人仍然要涌进绸缎庄、裁缝店，挑选自己喜欢的衣料，打听最新的服装设计。从灿烂的人流里，我看见了中华民国纺织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一个多月之后，这位新闻记者到了北平，观察匪区的真实情况，他说：
这是华北最大的城市，据说也是生活水平最高的地方。但是，我所看到现象，是一片荒凉、单调和贫乏。我看见人们穿着蓝布衣裳，在灰暗的街道上匆匆奔走，表情紧张，没有笑容，彼此见了面也不交谈。
在所有公共场所，看来看去，人们穿的都是这种蓝色的粗布，似乎这是唯一流行的衣料。衣服剪裁的款式，也人人相同，没有变化。他们非常沉默，无论有多少人在一起，也都是一样的颜色，一样的表情，就像是一群蓝色的蚂蚁。
但是，作一只蓝色的蚂蚁并不容易。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上，连这种蓝不也不可多得。绝大多数的人买不到布，也没有钱买布。他们买一寸布，也要经过申请、批准。一年之中，他们所能买到的那一点点布，仅仅够他们缝补旧衣服上的破洞。千千万万的人，已经十几年没有添置过一件新衣服；这固然由于他们太穷，而更重要的是，共产党不许他们有这种奢侈的想法。
这位记者回到自己的国家，发表这次旅行采访的感想。他表示：“有人说，中华民国的百姓，过的是‘人’的生活，大陆匪区的老百姓，过的是‘非人’ 的生活。这种说法，并不十分恰当。事实上，共产党对待百姓，还不如我们对待我们豢养的狗。‘非人’两个字，不足以形容中国大陆人民的痛苦。我们应该说，今天的中国大陆是一座地狱，而我们这里和中华民国等于天堂。
天下常有同名同姓的人。台湾省有一个孩子，叫苏小海，同时，江苏省有一个孩子，也叫苏小海。两个苏小海的年纪差不多，都在十一二岁左右。但是，两个孩子的命运完全不同：台湾省的苏小海，生活在富足康乐的天地里，江苏省的苏小海，却不幸生活在匪伪政权的压迫折磨之下。
住在台湾的苏小海，放学回家，来到门口，先按电铃。他走进客厅把书包放在沙发上，嚷着：“妈，好渴！”一面打开冰箱，去拿水果。他的妈妈说： “小海，先喝一杯温开水，马上要吃饭了，水果留到饭后再吃。”
这时候，住在江苏的苏小海，也从外面急急忙忙的回家，他在路口站了两小时的岗，刚刚交班，又饥又渴。站岗是共匪替她们规定的工作，要这些天真的孩子去监视来往行人。他用不着按铃或敲门，因为他家早已没有门，几年以前，共匪就把门板卸下来，抬走了。他家也没有客厅，一家八口住在两间破烂不堪的房子里。他找水喝，发现水缸是空的，妈妈到井边去打水，还没有回来。他只好站在门口，眼巴巴的望着。
晚上，住在台湾的苏小海，跟爸爸妈妈一块儿看电视，萤光幕上正在介绍新近完成的国民住宅，那一排一牌的楼房，一层一层的阳台，比图画还好看。小海看了两个节目，听见电视机里的播报人员说：“小朋友，睡觉的时间到了，现在该去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他就到自己卧室里去了。
这时候，江苏正在下著倾盆大雨，那里的苏小海肚子痛，睡不着觉。大概是晚饭前喝生水，喝出来的毛病。他家没有厕所，他们跟这条巷子十几户人家，共同使用一间厕所。外面雨下得太大，他没有办法出门，就坐在母亲事先准备好的木桶上，哗啦哗啦响了一阵。他的父母兄弟都在黑暗中皱着眉头，捏紧了鼻子。
有一天，住在台湾的苏小海出门上学，看见许多工人，开着挖土机、推土机蜂拥而来，要把门前的马路拓宽。第二天，就有人来拜访小海的爸爸，劝他卖掉房子，到风景优美、环境清静的地方，去住新式公寓，因为有人想在马路旁边盖百货公司，愿意出高价买这块地皮。小海的爸爸答应了，带着全家去看新房子，那房子既宽大又漂亮，跟在电视机上看到的一模一样。于是他们办好手续，高高兴兴的搬了进去。
江苏省发生的事情可不一样；接连下了几天大雨，那个苏小海的房子倒塌了，因为他们的破房子，十几年没有修过，本来就随时可能发生意外的。他们没有房子可住，共匪命令他们去住“人民公社”。在那里人们一排一排的睡在地上，每一间房子有几十个人挤在一起，每人只占自己身体那么大的地方。而且丈夫和妻子分开，大人和小孩分开，一家人不许轻易见面。从此，那个苏小海每天跟蟑螂、跳蚤、老鼠、蚂蚁一块儿生活。
同样的是孩子，为什么两个孩子的遭遇完全不同？因为他们一个生活在天堂上，一个生活在地狱里。
杨大伟从大陆匪区逃出来了！他能够脱离地狱，跳出魔掌，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他庆幸。他从广东边界游泳到香港，再由香港到台湾。从他的家乡到广东边界，有一百四十里路；这一段路，他花了六年时间才走完。
六年前，他听说一百四十里外是海，海的那一边可以通往台湾。既然天堂有路，就暗中抱定决心，他想：“先到海边去看看！”可是，村口匪干把他挡住了。因为村民要出村子，得先申请通行证。发通行证的匪干问他：“你为什么要出门？那里有你的亲戚吗？他叫什么名字？住在什么地方？我们要先查查看。”
没有通行证，不能出门，只好等别的机会，这一等就是两年。这时候，杨大伟的朋友写信给他，劝他“努力并保重身体”。信中的“并”字，本来和 “并”字通用。这封信照例经过匪干的检查，存心刁难的匪干认为：“并”字是把“共”字例过来写，有反共的思想，就把杨大伟掀起来审问，严刑拷打，然后罚他到工厂去做工，不给工资。
这家工厂，距离边界不远，工厂的产品，有一部分是皮球。杨大伟咬紧牙根，做了四年苦工，天天都在计划逃走。有一天，管理工厂的匪干把两箱皮球交给他，同时给他一张通行证，派他去送货，他心里暗暗的高兴，认为机会到了。杨大伟事先作了必要的准备，带着皮球，不走匪干指定的路线，直奔海滨。这是很冒险的举动，但是，他一关一关闯过来了。边界上大一层密密的铁丝网，也好不容易通过了。他把皮球放在网子里连成一串，再用绳索捆在身上，悄悄的滑进海里，让皮球的浮力帮助他，奋勇游向对面的堤岸。
这以后的情形是：匪兵发现了他的行踪，朝着海里射了很多子弹，他以为凶多吉少，幸而都没有打中他。然后，他抓到了陆地，昏倒在海滩上，那就是香港。杨大伟得救了！他来到台湾以后，不但生活很好，而且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过去，他花了六年时间，才走完一百四十里路；现在，他经常到一两百里以外的地方去，有各种新式交通工具供他乘坐，往返只要几个小时。
这个好心的青年，还有一点干粮，他就把干粮给了那个孩子。当他还没走开，眼见那孩子刚刚把干粮送到嘴边的时候，突然从拐角的地方，跳出一个中年男子，冲过来，把干粮抢去，用最快的速度咬了一口。可怜的孩子，紧紧抱住那个男子的腿，哭着喊叫：“爸爸，我肚子饿！”原来这个中年男子没有饭吃，一连两三天讨不到食物，实在饿极了，就利用孩子出面，去打动别人的恻隐之心。他躲在旁边，伺机而动。拿钓鱼作比喻，这孩子是他安排的一个饵。
这是大陆匪区里面发生的事情，那儿真是人间地狱。那个青年旅客，已经逃出地狱，投奔自由地区，说出他的亲身见闻。在匪区里面，到处都是忍饥挨饿的人。因为共匪剥削人民，用狠毒的手段控制了所有的粮食，要人民勒紧裤袋，不让他们吃饱。
每年都有成千成万的人，甘冒生命的危险，穿过共匪的层层封锁，向外逃生。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大陆同胞生活困苦，连买一小块豆腐，都得凭共匪发给的“购物证”。这些人逃出地狱，来到台湾，看见家家丰衣足食，人人健康快乐，认为是他们在大陆上梦想不到的事。
有几个住在福建沿海一带的渔民，出海捕鱼时，被一阵狂风吹到金门。他们迷了路，船也破了。金门的军民一面替他们修船，一面招待他们食宿。吃饭的时候，他们看到桌子上摆满了菜，都吓得不敢动筷子。接待人员劝他们尽量吃，他们还要小声追问：“我可以吃吗？这些都是给我们吃的吗？”
饭后，这几个从海上随风漂过来的人，到街上散步。经过菜市场、食品店，看见那么多的鸡、鸭、鱼、肉、蔬菜、水果；那么多的火腿、罐头、奶粉、点心。看见人人可以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用不着事先去求谁批准，他们更惊讶了！接待人员告诉他们：这儿不过是金门。在台湾的大都市里，有数不清的食品公司、菜馆、市场，就是偏远的小镇，也处处有小吃店、糕饼铺、菜摊子。大家自由买卖，自由享用。
这几个一向生活在地狱里的渔民，睁大了眼睛。其中一个人自言自语：“真的吗？真有这样一个地方吗？”然后，他自己作了结论：“要是真有这样一个地方，那一定是天堂！”
一家外国的通讯社，派记者来台湾采访，观察中华民国进步的情形。这位记者来到台北之后，当天就发出一篇通讯。他说：
今天是星期日，天气很好，温暖明亮的阳光，注满了全市。这儿的人受到阳光的吸引，纷纷从家里走出来，形成一条条的人流。人流在大马路上会合，向前缓缓移动。这些人都穿着漂亮的衣服，千百种质料，千百种图案，千百种颜色，汇成一条鲜明灿烂的河。
这个鲜明可爱的流动体，涌向山林，涌向海滨，也流进公园和动物园。在万花竞艳的公园里，花也灿烂，人也灿烂；远远望去，简直分不清哪些是花，哪些是人。这些人仍然要涌进绸缎庄、裁缝店，挑选自己喜欢的衣料，打听最新的服装设计。从灿烂的人流里，我看见了中华民国纺织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一个多月之后，这位新闻记者到了北平，观察匪区的真实情况，他说：
这是华北最大的城市，据说也是生活水平最高的地方。但是，我所看到现象，是一片荒凉、单调和贫乏。我看见人们穿着蓝布衣裳，在灰暗的街道上匆匆奔走，表情紧张，没有笑容，彼此见了面也不交谈。
在所有公共场所，看来看去，人们穿的都是这种蓝色的粗布，似乎这是唯一流行的衣料。衣服剪裁的款式，也人人相同，没有变化。他们非常沉默，无论有多少人在一起，也都是一样的颜色，一样的表情，就像是一群蓝色的蚂蚁。
但是，作一只蓝色的蚂蚁并不容易。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上，连这种蓝不也不可多得。绝大多数的人买不到布，也没有钱买布。他们买一寸布，也要经过申请、批准。一年之中，他们所能买到的那一点点布，仅仅够他们缝补旧衣服上的破洞。千千万万的人，已经十几年没有添置过一件新衣服；这固然由于他们太穷，而更重要的是，共产党不许他们有这种奢侈的想法。
这位记者回到自己的国家，发表这次旅行采访的感想。他表示：“有人说，中华民国的百姓，过的是‘人’的生活，大陆匪区的老百姓，过的是‘非人’ 的生活。这种说法，并不十分恰当。事实上，共产党对待百姓，还不如我们对待我们豢养的狗。‘非人’两个字，不足以形容中国大陆人民的痛苦。我们应该说，今天的中国大陆是一座地狱，而我们这里和中华民国等于天堂。
天下常有同名同姓的人。台湾省有一个孩子，叫苏小海，同时，江苏省有一个孩子，也叫苏小海。两个苏小海的年纪差不多，都在十一二岁左右。但是，两个孩子的命运完全不同：台湾省的苏小海，生活在富足康乐的天地里，江苏省的苏小海，却不幸生活在匪伪政权的压迫折磨之下。
住在台湾的苏小海，放学回家，来到门口，先按电铃。他走进客厅把书包放在沙发上，嚷着：“妈，好渴！”一面打开冰箱，去拿水果。他的妈妈说： “小海，先喝一杯温开水，马上要吃饭了，水果留到饭后再吃。”
这时候，住在江苏的苏小海，也从外面急急忙忙的回家，他在路口站了两小时的岗，刚刚交班，又饥又渴。站岗是共匪替她们规定的工作，要这些天真的孩子去监视来往行人。他用不着按铃或敲门，因为他家早已没有门，几年以前，共匪就把门板卸下来，抬走了。他家也没有客厅，一家八口住在两间破烂不堪的房子里。他找水喝，发现水缸是空的，妈妈到井边去打水，还没有回来。他只好站在门口，眼巴巴的望着。
晚上，住在台湾的苏小海，跟爸爸妈妈一块儿看电视，萤光幕上正在介绍新近完成的国民住宅，那一排一牌的楼房，一层一层的阳台，比图画还好看。小海看了两个节目，听见电视机里的播报人员说：“小朋友，睡觉的时间到了，现在该去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他就到自己卧室里去了。
这时候，江苏正在下著倾盆大雨，那里的苏小海肚子痛，睡不着觉。大概是晚饭前喝生水，喝出来的毛病。他家没有厕所，他们跟这条巷子十几户人家，共同使用一间厕所。外面雨下得太大，他没有办法出门，就坐在母亲事先准备好的木桶上，哗啦哗啦响了一阵。他的父母兄弟都在黑暗中皱着眉头，捏紧了鼻子。
有一天，住在台湾的苏小海出门上学，看见许多工人，开着挖土机、推土机蜂拥而来，要把门前的马路拓宽。第二天，就有人来拜访小海的爸爸，劝他卖掉房子，到风景优美、环境清静的地方，去住新式公寓，因为有人想在马路旁边盖百货公司，愿意出高价买这块地皮。小海的爸爸答应了，带着全家去看新房子，那房子既宽大又漂亮，跟在电视机上看到的一模一样。于是他们办好手续，高高兴兴的搬了进去。
江苏省发生的事情可不一样；接连下了几天大雨，那个苏小海的房子倒塌了，因为他们的破房子，十几年没有修过，本来就随时可能发生意外的。他们没有房子可住，共匪命令他们去住“人民公社”。在那里人们一排一排的睡在地上，每一间房子有几十个人挤在一起，每人只占自己身体那么大的地方。而且丈夫和妻子分开，大人和小孩分开，一家人不许轻易见面。从此，那个苏小海每天跟蟑螂、跳蚤、老鼠、蚂蚁一块儿生活。
同样的是孩子，为什么两个孩子的遭遇完全不同？因为他们一个生活在天堂上，一个生活在地狱里。
杨大伟从大陆匪区逃出来了！他能够脱离地狱，跳出魔掌，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他庆幸。他从广东边界游泳到香港，再由香港到台湾。从他的家乡到广东边界，有一百四十里路；这一段路，他花了六年时间才走完。
六年前，他听说一百四十里外是海，海的那一边可以通往台湾。既然天堂有路，就暗中抱定决心，他想：“先到海边去看看！”可是，村口匪干把他挡住了。因为村民要出村子，得先申请通行证。发通行证的匪干问他：“你为什么要出门？那里有你的亲戚吗？他叫什么名字？住在什么地方？我们要先查查看。”
没有通行证，不能出门，只好等别的机会，这一等就是两年。这时候，杨大伟的朋友写信给他，劝他“努力并保重身体”。信中的“并”字，本来和 “并”字通用。这封信照例经过匪干的检查，存心刁难的匪干认为：“并”字是把“共”字例过来写，有反共的思想，就把杨大伟掀起来审问，严刑拷打，然后罚他到工厂去做工，不给工资。
这家工厂，距离边界不远，工厂的产品，有一部分是皮球。杨大伟咬紧牙根，做了四年苦工，天天都在计划逃走。有一天，管理工厂的匪干把两箱皮球交给他，同时给他一张通行证，派他去送货，他心里暗暗的高兴，认为机会到了。杨大伟事先作了必要的准备，带着皮球，不走匪干指定的路线，直奔海滨。这是很冒险的举动，但是，他一关一关闯过来了。边界上大一层密密的铁丝网，也好不容易通过了。他把皮球放在网子里连成一串，再用绳索捆在身上，悄悄的滑进海里，让皮球的浮力帮助他，奋勇游向对面的堤岸。
这以后的情形是：匪兵发现了他的行踪，朝着海里射了很多子弹，他以为凶多吉少，幸而都没有打中他。然后，他抓到了陆地，昏倒在海滩上，那就是香港。杨大伟得救了！他来到台湾以后，不但生活很好，而且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过去，他花了六年时间，才走完一百四十里路；现在，他经常到一两百里以外的地方去，有各种新式交通工具供他乘坐，往返只要几个小时。
Sunday, February 14, 2010
春晚应申请世界“非文化物质遗产”
1）科学发展”这样的纲领写入歌词，这样的事情应该只在朝鲜发生。以往“房子大了、电话小了”很通俗，俗不可耐，不如周杰伦的歌词有味道。咋老百姓今儿高兴，总不能拿这些煮不熟炖不烂的东西糊弄咱们，咱们也喜欢阳春白雪，赵本山代表的农民形象out啦。
2）植入广告毫不含蓄，毫不避讳，堂而皇之扑面而来，无耻之极,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巨大成就。汇源果汁、洋河蓝色经典、国窖1573、甚至搜狐网，张朝阳前几天的一个演讲我是欣赏的，这次搜狐也搞植入广告，我觉得不得人心，得不偿失。
3)可圈可点的就是背景画面越来越好看了，这是电脑技术的原因，如同阿凡达画面，原创与中国人无关
4）我们提倡创新，但是春晚可谓亮点的地方就是引用网络流行语，在网络整肃后，还留下了这些精华，被春晚组织者厚颜无耻地引用了，智慧在民间，在网民，但是让一些熟面孔给强行借用了。
5）赵本山是个商人，不再代表农民阶层，本山集团董事长借助每年一度的春晚大作免费广告，不仅搭上王晶、张艺谋、章子怡，最近还宴请了小虎队。今年赵本山的小品可谓气数已尽、江郎才尽、黔驴技穷。拿寡妇说事这是很粗俗的东西，与幽默无关，因为与智慧不沾边。
整个赵本山的小品，掌声雷动，观众热情过头，我看不是嘉宾有“托”的嫌疑，就是他们欣赏层次太低，这么容易被咯吱出笑声。
6）上海活宝周立波不上春晚是明智的，因为去了，我都不知道他能干啥。
7）冯巩还是靠那句“想死你们了”获取哄堂大笑，韩雪的戏份纯属加上去的，苏州姑娘韩雪的来头看来是不用推究了，连上了三次春晚，中间还有奥运会闭幕式，并且去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拍了照放在网上。所以春晚是需要路子的，或者你就是真正的腕儿，或者道德指数排名居高不下的祖英级别的能人。
8）蒋大为、李谷一、解晓东、蔡国庆等等都开始参加合唱了，一个时代结束了，不过另一个时代的味道还是不值得期待的。因为春晚就是预先画好了格子让戏子们去填格子的，或者说就是小学生描红。
9）姜昆是再也写不出《虎口遐想》那样的经典了，这次带着戴志诚找了个50岁左右的新人，又扯淡了一回。多少有点带新人的风范，这点还是可以褒扬一回的。
10）春晚就是一场假面误会，大家一起说假话，说废话，并且敛财无数，两个主持人开始念叨“中央电视台”，后来觉得这是整个晚会最有气势的部分，因为前两个字太有杀伤力了，本来我是歪坐在沙发上的，后来我就正襟危坐，想了一些严肃的问题，回顾了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思想课程，结合了数字化的涉及到2、 3、4、8等的口号，我就觉得我找到感觉了，进入角色了，然后我就无所谓好不好玩了，因为我不该想着好玩，只要正确就行，顾大局就行，穿民族服装的来了不少，民族政策的光辉耀眼无比。
11）海地遇难维和人员的家属来到了现场，主持人的脸红不容易阴沉了一回。我们是很擅长伤口上撒把盐的，把伤口打开，让它绽放的像情人节的玫瑰一样好看。四川大地震，很少脑残的白岩松问孩子“你看到了什么”，孩子说“我看到了断了的腿和胳膊”，20多年前的春晚，韦唯唱《爱的奉献》时，围着一个辍学还是遇到什么巨大不幸的女孩唱了半天，好像一定要把这个可怜的孩子逼出点眼泪，然后又把她弄得很幸福地笑出来。这方面倪萍大婶是开山鼻祖。
12）这年头还有人发电报么？不过我们的驻外使领馆每年都用，好像他们不会QQ、MSN、SKYPE，是不是我们的装备太落伍了。说白了，驻外领事馆都发了贺信，祖国人民是很高度概括的，家电下乡、民工进城，我们的言语简洁到位，一下子就把你归了类，不会让你找不到组织。
13）春晚露脸的朱新礼（汇源果汁）、陈光标（慈善家+企业家，捐的不少，不过看了捐款的动机很明确，比尔盖茨夫妇和巴菲特捐款上百亿，没听说他们要求坐到SUPER BOWL 超级碗、NBA或者奥斯卡、金球奖的前排，档次差距还是很大的）、去年的李彦宏（就今天，我岳父还让我帮他删掉百度工具栏，因为是被强行以流氓手段安装的，谷歌的“don't be evil“的不作恶态度是让人肃然起敬的，Google如果停了整个业务，估计很多人为了Google想移民到美国，就是银子不够，因为爹娘不会代表只会“被代表”）。
14）佟掌柜演的那个关于备份女飞行员的节目，行头还是很精神的，而且殷桃背过身真搞了眼泪出来，这就是功夫。我还记得国庆大典的女民兵方阵里面的女民兵们，真好看，但是我怎么也无法把她们跟武装预备役联系在一起，我不小心地认为她们应该做花瓶或秘书。我们是强调形象的，所以奥运开幕式《我的祖国》的演唱是两个人--一个人唱，一个人演。我们擅长把小事情搞大，以小见大，有时有把大事弄小，让事态不扩大，这是很柔性的，很阴柔而不温柔的办法。
15）春晚剧组权限特大，因此应该抓好反腐倡廉工作，是个人上一会春晚就是腕儿，因此吃盒饭不给演出费大家都爱去，导演，你可要小心喽，足协头头都能进去，台长都能降级，你就科学发展吧。
16)春晚主持人尽整严肃的、口号式的语句，我们是应该严肃对待的，但是他们又满脸堆笑要我们喜气洋洋，所以这是非常为难我们的。面对这样正儿八经、道貌岸然、语重心长的语句，我们如果还喜洋洋的话，我们只能是“喜羊羊”，就当过家家吧，有请“灰太狼”上场，不，恳请“灰太狼”留在台上，狼跟羊玩是很有趣的，也很刺激，喜羊羊唱了：“都是游戏一场”。
春晚就像大补膏，我们到了冬天都喜欢冬令进补，因此腊月的最后一天都习惯补一回，不过这方子越来越差劲了，再补我们吃不消了，良药苦口，这补膏不仅苦口，而且让你要吐。
春晚，与文艺无关，与公民精神无关，没有真正的“联”与“欢”，电报雪花般飞来，钞票乌云般压顶。
春晚事关垄断、特权、金钱、说教、媚俗、歌功颂德、大言不惭、“被代表”，春晚应该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日申请，如有世界非文化物质遗产，也可申请。
2）植入广告毫不含蓄，毫不避讳，堂而皇之扑面而来，无耻之极,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巨大成就。汇源果汁、洋河蓝色经典、国窖1573、甚至搜狐网，张朝阳前几天的一个演讲我是欣赏的，这次搜狐也搞植入广告，我觉得不得人心，得不偿失。
3)可圈可点的就是背景画面越来越好看了，这是电脑技术的原因，如同阿凡达画面，原创与中国人无关
4）我们提倡创新，但是春晚可谓亮点的地方就是引用网络流行语，在网络整肃后，还留下了这些精华，被春晚组织者厚颜无耻地引用了，智慧在民间，在网民，但是让一些熟面孔给强行借用了。
5）赵本山是个商人，不再代表农民阶层，本山集团董事长借助每年一度的春晚大作免费广告，不仅搭上王晶、张艺谋、章子怡，最近还宴请了小虎队。今年赵本山的小品可谓气数已尽、江郎才尽、黔驴技穷。拿寡妇说事这是很粗俗的东西，与幽默无关，因为与智慧不沾边。
整个赵本山的小品，掌声雷动，观众热情过头，我看不是嘉宾有“托”的嫌疑，就是他们欣赏层次太低，这么容易被咯吱出笑声。
6）上海活宝周立波不上春晚是明智的，因为去了，我都不知道他能干啥。
7）冯巩还是靠那句“想死你们了”获取哄堂大笑，韩雪的戏份纯属加上去的，苏州姑娘韩雪的来头看来是不用推究了，连上了三次春晚，中间还有奥运会闭幕式，并且去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拍了照放在网上。所以春晚是需要路子的，或者你就是真正的腕儿，或者道德指数排名居高不下的祖英级别的能人。
8）蒋大为、李谷一、解晓东、蔡国庆等等都开始参加合唱了，一个时代结束了，不过另一个时代的味道还是不值得期待的。因为春晚就是预先画好了格子让戏子们去填格子的，或者说就是小学生描红。
9）姜昆是再也写不出《虎口遐想》那样的经典了，这次带着戴志诚找了个50岁左右的新人，又扯淡了一回。多少有点带新人的风范，这点还是可以褒扬一回的。
10）春晚就是一场假面误会，大家一起说假话，说废话，并且敛财无数，两个主持人开始念叨“中央电视台”，后来觉得这是整个晚会最有气势的部分，因为前两个字太有杀伤力了，本来我是歪坐在沙发上的，后来我就正襟危坐，想了一些严肃的问题，回顾了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思想课程，结合了数字化的涉及到2、 3、4、8等的口号，我就觉得我找到感觉了，进入角色了，然后我就无所谓好不好玩了，因为我不该想着好玩，只要正确就行，顾大局就行，穿民族服装的来了不少，民族政策的光辉耀眼无比。
11）海地遇难维和人员的家属来到了现场，主持人的脸红不容易阴沉了一回。我们是很擅长伤口上撒把盐的，把伤口打开，让它绽放的像情人节的玫瑰一样好看。四川大地震，很少脑残的白岩松问孩子“你看到了什么”，孩子说“我看到了断了的腿和胳膊”，20多年前的春晚，韦唯唱《爱的奉献》时，围着一个辍学还是遇到什么巨大不幸的女孩唱了半天，好像一定要把这个可怜的孩子逼出点眼泪，然后又把她弄得很幸福地笑出来。这方面倪萍大婶是开山鼻祖。
12）这年头还有人发电报么？不过我们的驻外使领馆每年都用，好像他们不会QQ、MSN、SKYPE，是不是我们的装备太落伍了。说白了，驻外领事馆都发了贺信，祖国人民是很高度概括的，家电下乡、民工进城，我们的言语简洁到位，一下子就把你归了类，不会让你找不到组织。
13）春晚露脸的朱新礼（汇源果汁）、陈光标（慈善家+企业家，捐的不少，不过看了捐款的动机很明确，比尔盖茨夫妇和巴菲特捐款上百亿，没听说他们要求坐到SUPER BOWL 超级碗、NBA或者奥斯卡、金球奖的前排，档次差距还是很大的）、去年的李彦宏（就今天，我岳父还让我帮他删掉百度工具栏，因为是被强行以流氓手段安装的，谷歌的“don't be evil“的不作恶态度是让人肃然起敬的，Google如果停了整个业务，估计很多人为了Google想移民到美国，就是银子不够，因为爹娘不会代表只会“被代表”）。
14）佟掌柜演的那个关于备份女飞行员的节目，行头还是很精神的，而且殷桃背过身真搞了眼泪出来，这就是功夫。我还记得国庆大典的女民兵方阵里面的女民兵们，真好看，但是我怎么也无法把她们跟武装预备役联系在一起，我不小心地认为她们应该做花瓶或秘书。我们是强调形象的，所以奥运开幕式《我的祖国》的演唱是两个人--一个人唱，一个人演。我们擅长把小事情搞大，以小见大，有时有把大事弄小，让事态不扩大，这是很柔性的，很阴柔而不温柔的办法。
15）春晚剧组权限特大，因此应该抓好反腐倡廉工作，是个人上一会春晚就是腕儿，因此吃盒饭不给演出费大家都爱去，导演，你可要小心喽，足协头头都能进去，台长都能降级，你就科学发展吧。
16)春晚主持人尽整严肃的、口号式的语句，我们是应该严肃对待的，但是他们又满脸堆笑要我们喜气洋洋，所以这是非常为难我们的。面对这样正儿八经、道貌岸然、语重心长的语句，我们如果还喜洋洋的话，我们只能是“喜羊羊”，就当过家家吧，有请“灰太狼”上场，不，恳请“灰太狼”留在台上，狼跟羊玩是很有趣的，也很刺激，喜羊羊唱了：“都是游戏一场”。
春晚就像大补膏，我们到了冬天都喜欢冬令进补，因此腊月的最后一天都习惯补一回，不过这方子越来越差劲了，再补我们吃不消了，良药苦口，这补膏不仅苦口，而且让你要吐。
春晚，与文艺无关，与公民精神无关，没有真正的“联”与“欢”，电报雪花般飞来，钞票乌云般压顶。
春晚事关垄断、特权、金钱、说教、媚俗、歌功颂德、大言不惭、“被代表”，春晚应该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日申请，如有世界非文化物质遗产，也可申请。
和谐是什么
中国大陆有两位著名的相声演员，北郭南周。北郭是郭德纲，他设馆天津，入场券卖到人民币2,000元，还不一定买得到票。南周是周立波，他在上海的 “海派清口”，场场爆满，声名已不限于沪上。
大陆民众，没有机会、没有旅费亲临天津、上海的，也不打紧，电视偶尔会把他们送进千家万户的客堂。而且，他们的“语录”也常为媒体转载，成了社会公共财。
不久前，我就在互联网上看到周立波为“和谐社会”的“和谐”下注解，印象深刻。他说：“什么是和谐？和，禾木旁意为粮食，口就是嘴巴，代表人人都有饭吃；谐，言字旁就是说话，皆就是大家，代表人人都可以说话。和谐，就是人人有饭吃，人人能说话。”
大陆地广人众，十三亿人的素质参差不齐。全国五十几个民族，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各异。改革开放三十年，一部分人果然先富了，另大部分人一直没跟上，贫富悬殊至人有怨怼。这样的一个大国，容不得动荡，更容不得相互倾轧，主政者倡导“和谐社会”，自有其需要性。于是中南海下文件、办活动，全国上下加紧学习。
但什么是“和谐”呢？专家学者的文章一篇又一篇，坊间的论著一本又一本。但谁能看得懂啊？太形而上了；谁能记得住啊？太多了。周立波所下的“定义”，还不仅是言简意赅、老妪能解的问题，而是它的草根性──直入普罗大众的心窝，人民要的就是这么“简单”的两件事嘛！
大陆的经济成就，光耀全球，已经超英、超德、超日，虽尚未能赶美，但它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国际喊出G2虽不无溢美，然假以时日亦非奢望。
大陆十三亿人，“人人有饭吃”，基本上已经达成。中国人民不虞匮乏，这是几千年未有之盛事。这项成就其一得之于有坚强执行力的政府，其次是有一个可容这样政府着力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不能人多口杂，不能各行其是，必须团结起来，朝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于是，“人人有饭吃”之后，“人人能说话”就被放慢了脚步。
不能说话，“和谐”就只完成一半。大陆上访、请愿、维权律师和“网络言论”增多，即其表征。不仅大陆人民，全世界华人大概都盼望这一“过渡时期”早点过去。中国应该是、也可以是经济与民主并进的国家，“内外兼修”才算是真正的文明大国。
对于台湾，大陆早日完成政治现代化，意义尤其重大。“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古人早有明训。陈云林来台举行第四次江陈会，预筹签署ECFA。他离台的那一天，北京判《零八宪章》起草人之一的刘晓波十一年徒刑。《零八宪章》的内容只是表达人民合法的意见而已。台湾人民对刘案的观感，可能有非大陆官方所能想像者。
台湾社会虽未必多么“和谐”，但“人人有饭吃，人人能说话”早已实现。大陆对台湾的号召，已不可能长期停留于“政经分离”。
原文
大陆民众，没有机会、没有旅费亲临天津、上海的，也不打紧，电视偶尔会把他们送进千家万户的客堂。而且，他们的“语录”也常为媒体转载，成了社会公共财。
不久前，我就在互联网上看到周立波为“和谐社会”的“和谐”下注解，印象深刻。他说：“什么是和谐？和，禾木旁意为粮食，口就是嘴巴，代表人人都有饭吃；谐，言字旁就是说话，皆就是大家，代表人人都可以说话。和谐，就是人人有饭吃，人人能说话。”
大陆地广人众，十三亿人的素质参差不齐。全国五十几个民族，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各异。改革开放三十年，一部分人果然先富了，另大部分人一直没跟上，贫富悬殊至人有怨怼。这样的一个大国，容不得动荡，更容不得相互倾轧，主政者倡导“和谐社会”，自有其需要性。于是中南海下文件、办活动，全国上下加紧学习。
但什么是“和谐”呢？专家学者的文章一篇又一篇，坊间的论著一本又一本。但谁能看得懂啊？太形而上了；谁能记得住啊？太多了。周立波所下的“定义”，还不仅是言简意赅、老妪能解的问题，而是它的草根性──直入普罗大众的心窝，人民要的就是这么“简单”的两件事嘛！
大陆的经济成就，光耀全球，已经超英、超德、超日，虽尚未能赶美，但它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国际喊出G2虽不无溢美，然假以时日亦非奢望。
大陆十三亿人，“人人有饭吃”，基本上已经达成。中国人民不虞匮乏，这是几千年未有之盛事。这项成就其一得之于有坚强执行力的政府，其次是有一个可容这样政府着力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不能人多口杂，不能各行其是，必须团结起来，朝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于是，“人人有饭吃”之后，“人人能说话”就被放慢了脚步。
不能说话，“和谐”就只完成一半。大陆上访、请愿、维权律师和“网络言论”增多，即其表征。不仅大陆人民，全世界华人大概都盼望这一“过渡时期”早点过去。中国应该是、也可以是经济与民主并进的国家，“内外兼修”才算是真正的文明大国。
对于台湾，大陆早日完成政治现代化，意义尤其重大。“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古人早有明训。陈云林来台举行第四次江陈会，预筹签署ECFA。他离台的那一天，北京判《零八宪章》起草人之一的刘晓波十一年徒刑。《零八宪章》的内容只是表达人民合法的意见而已。台湾人民对刘案的观感，可能有非大陆官方所能想像者。
台湾社会虽未必多么“和谐”，但“人人有饭吃，人人能说话”早已实现。大陆对台湾的号召，已不可能长期停留于“政经分离”。
原文
Thursday, February 11, 2010
讨论要讲理
2009年12月24日，我邀请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到我主持的“西方文明大系”讲座上做了“论辩演说传统与西方法治”的演讲，我做了简单的点评。由于前面有王人博教授做了点评，我讲得很简单，关键内容没有充分展开，但我觉得有些内容对同学们还是有价值的，所以在事后整理成文时做了大量补充。
论辩演说与法治的关系，看来是个细枝末节的问题，是个无足轻重的技术性问题。但背后是什么？是理性。贺老师这里说的是法治离不开理性，法治要由理性支撑。
现代政治文明与法律文明有共同的精神支撑，一个是人道，一个是理性。
人道，就是对人的尊重，实现和保障人的尊严。民主是对人的尊重，每个人是平等的，对于公共事务有平等的参与权。法治是以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保障为依归。
所谓理性在这里是指一种合理的、合乎逻辑的思维方式、推理方式与论证方式。人的权利和自由需要理性来认识并以理性的方法来维护。论辩演说看起来是个纯技术性的问题，但它背后是理性精神，是一个民族、一个文明的理性传统。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贺卫方教授谈到的一个中国古代辩论的例子：
在汉初，两位大臣辕固生和黄生在汉景帝面前进行了一场争论：
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
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
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
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这时景帝坐不住了。“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
辩论到此结束。
从黄生与辕固生的争论中你可以看到，两人都不会合乎逻辑地思考和讨论。
黄生只下结论不做论证。他提供的一点点论证，就是下不能犯上。但为什么在上者成为暴君时，臣下也不能推翻他，他却没有涉及。也就是说，他没有直接针对辕固生的说法来反驳。他那个帽子鞋子的比喻，是用类比来代替论证。将两个表面相似的事物硬拉扯到一起，来进行类比论证。鞋子当然不能扣在头上，但这不等于臣民不能诛暴君。鞋子帽子的比喻适合于解释一个理论或命题，不能用它代替论证。按黄生的逻辑，对手完全可以继续下去：如果君主是帽子，推翻暴君只是帽子破了，我要换个新帽子，有何不可呢？如果这帽子掉进污水沟，或烂得不成样子，我们何必还要戴它呢。这样，争论只能在鞋子和帽子的关系上展开，也就是走入歧途。
如果你论证暴君不可诛杀，你应该提出别的论证。比如，暴君是一个人做恶，诛杀他引起天下大乱，会出更多的恶徒，许多暴君。革命带来的无序，比忍受暴君统治更坏，我们要两恶相权取其轻；比如，你还可以论证，制度的稳定多么重要，为了维护制度的权威，需要容忍一时的压迫，而破坏了制度的权威，社会将永无定日；一旦秩序受到蔑视，每个人都可以凭自己的判断打破秩序，社会将无秩序可言；再比如，如果每个人都自己去判断谁是暴君，然后就可以动手革命，那么造反永远会有理由，即使汤武这样的“圣君”，也有人反对他，认为他们是暴君。等等。黄生没有讲类似的话，而是提出上下关系不可移易的说辞。但汤武革命并没有否定上下秩序，而是重建了这样的秩序。在上者换了人，但上下秩序并没有变。也就是说，并没有废除帽子，将鞋子扣在头上，只是换了帽子而已。
辕固生为人正直，声誉很好，而他的观点也受今人推崇。但在我看来，他与黄生一样，也是一脑子浆糊。中国古人都缺少逻辑思维的习惯，不懂得如何准确地给概念下定义，合乎逻辑地思考和推论，合乎逻辑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他的前一段话还在讲理，但只是一个朴素的道理，没有抽象到一种政治哲学的论证，但后一段话，却是直接搬出刘邦来吓人。在汉景帝面前，这个话题是个禁忌，黄生是无法继续他的推论的。辕固生事实上是把黄生的嘴堵住了，吓住了，不能再争下去了。
这样的一场讨论是双方在吵架，抬杠，没有理性的交流，没有思想的进步。以取胜为目的，而不是以获得真理为目的。这恰恰是中国人论辩的一个经典案例，代表了中国人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一个传统。
在不久前一次政治学的研讨会上，一学者谈到社会公平问题时说：社会的不平等永远不会消失。另一个人打断他的话头问：社会不平等永远不能消失吗？那你怎么看共产主义？前一个学者就被噎住了，无言以对。按马克思的理论，共产主义就实现了真正的平等，甚至连平等这个概念都没有用了，因为不再有不平等。如果按前一个学者的理论，既然不平等永远不会消失，共产主义就无法实现，但这个结论在当前的政治条件下是个政治禁忌。后一个人不是去讲理，而是依靠着政治话语的霸权，逼得前一个学者哑口无言。但这不是理性的讨论，也不是理性的胜利。
你看，二千年后，辕固子的论辩方式还在继续。只不过内容变了。
中国历史上面临这个悖论：按照儒家理论，诛暴君是合法的，汤武革命一直是受到肯定的，当然，这是儒家没获得统治地位时的理论。当儒家成为皇家理论后，这个学说就面临着尴尬。儒家学说开始更多地倡导忠君伦理，甚至愚忠。但忠君伦理面临另一尴尬，每个朝代至少多数朝代的开国者都是反叛者，如何在肯定汤武革命的同时又不能给现在的臣民动辄造反留下借口？如何在否定臣民造反提倡忠君的同时又肯定开国皇帝造反的合法性，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如果在西方，围绕这个悖论，会产生许多大部头著作，为不同观点提供政治哲学的根据，如君臣关系是怎样一种性质？由此展开到政治共同体是怎样一种社会组织？人们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什么？国家权力是怎样产生的？君与臣的义务是什么？推翻暴君是否合法？在什么条件下合法？以什么方式才合法？等等。但在中国，都变成了上述黄生与辕固生这样的浅薄而短暂的口水战。从孟子到黄宗羲，争论了两千年，理论上没有进步。
黄生和辕固生的思维缺陷也存在同学们身上。我经常感叹，我们的同学缺少逻辑思维的训练，不懂得怎样合乎逻辑地思考和论证自己的观点。
比如有一次我讲民主时谈到，有一个农民出身的资格最老的人大代表，是个文盲，当人大代表几十年没投过反对票并以此为荣。她一直成为媒体正面宣传的典型。将来有一天，人们会将其视为人大制度的一个耻辱。一个同学站起来很不满地抗议说：丛老师，我不同意你说的，你不知道，那个代表是个好人，给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等等。我跟他说，她是不是个好人与我谈的话题无关，我说的是她不是个好的人大代表。人大树立这样的典型本身说明我们的人大制度有缺陷。这个同学的问题在于，他反对我的A论点，却在论证观点B。将完全不同的问题混淆在一起。如果他合乎逻辑的与我争论，就应该说，人大代表就是不应该投反对票，从不投反对票的就是好的人大代表。
另有一次，我讲到美国关于同性恋者是否可以结婚的争论。一个同学说，我反对在中国提倡同性恋结婚。我说，我只是在阐述一个客观事实，并没有支持在中国同性恋可以结婚。介绍一个事实与表达一个观点，这是两回事。而在他看来，你介绍美国这个事，就是同意或支持这个事。他把人家对客观事实的介绍当作观点主张来否定。
在我的博客上，经常遇到这样的批评者，你没办法与他讲理，他还不知道应该怎样讲理。你说东，他在说西。有时还会强加你一个观点，再反驳你。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他过度地归纳和推演，把自己想像或联想到的内容强加给你，说那就是你说的，然后再反驳你。讨论和交流时，最怕遇到脑袋里一团乱麻的人，你没办法给他理清头绪。更不要说，有的人就是毫无道理的骂人。
其它学者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一个学者批评中国社会的某个政策并认为美国这方面政策比较合理，一个学生站起来问：你说中国不好，你为什么不到美国去？你看，由批评中国社会的某种弊端，被归纳成“说中国不好”，然后再到质问“你为什么不到美国去？”这中间多少明显的逻辑混乱。
我们都需要检讨一下自己平时思考问题的方式，与别人讨论或争论问题的方式，我们习以为常的推论方式和表达方式是否充满着这样的逻辑混乱。
现在大学校园里的辩论赛很热闹，很多同学热衷于辩论赛，也经常有同学邀请我参加，当评委什么的，但多数情况下我都谢绝了。但由于不愿伤害同学们的感情，我从来没说过真正的原因，今天借这个话题可以说，我对现在流行的辩论赛很不感兴趣，觉得这种辩论赛强化了我们讨论问题的不良习惯。辩论赛上很少有理性的讨论和交流，表达观点的时间受到限制，而辩论一定要产生一个获胜者，在大多数情况下要靠机智、声势取胜。我看过首届亚洲大专辩论赛，中国大陆的复旦队胜出，从那以后辩论赛在中国大学里流行开来。但如果我是评委，复旦队是失败的，胜出的应该是台湾队，因为复旦队不讲理。
思维方式和论辩方式是我们需要深入反思的问题。我们争论起问题来，往往是不讲理，抬扛、顶牛、偷换概念、偷换或转移主题、裁脏、耍懒、指桑骂槐、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观点优先于事实、以势压人、以高音压人、以情代理、丑化和漫骂，说得难听点儿，有点泼妇骂街的风格，只是文雅一点儿的骂街，不骂脏话。当我们面对着内外的所谓“敌对势力”或“别有用心”者时，我们的一些媒体经常用文雅的骂街方式。大多数场合，受众不知道对方的说法，或只知其一，不知其它，或只知对方的观点结论，不知它的根据和理由。只有我们一边倒地骂、泼脏水。当年中共与苏共之间有过一场大论战。中共这边发表了著名的“九评”。我们吹牛说，九评多么厉害，超过原子弹的威力，十评写好了还没发表，赫鲁晓夫就下台了。我读大学时，认真地读过中苏论战材料，我觉得，苏联那边是在讲理，我们这边是在骂街。我们的调门总比人家高八度。长期浸润于这种文化环境，不能够反思它的缺陷，不知不觉中，就会对这种方式习以为常。
理性的讨论和论辩能够促进沟通和理解，能够带来思想的进步，产生合理的结论，而非理性的口水战则会扩大隔阂与对立，使荒唐的观点得不到有效的解构。威权政治和人治是非理性的制度，也塑造了非理性的人格和行为方式。民主政治是理性的制度，法治是理性的秩序。但在威权政治走向民主时，威权政治下臣民的非理性思维方式不会马上跟着制度的转变而转化，这是走向民主和法治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问题。说不上多严重，但也不是小问题。只有每个公民学会理性地思考和争论，民主和法治才能正常的运作。所以，民主和法治必然由理性来支撑。我们的公民如果不能学会理性地思考、讨论，戒除和矫正威权政治带给我们的思维和表达上的老毛病，就不会建立起民主和法治。
原名：对贺卫方“论辩演说传统与西方法治”演讲的点评
作者：丛日云
论辩演说与法治的关系，看来是个细枝末节的问题，是个无足轻重的技术性问题。但背后是什么？是理性。贺老师这里说的是法治离不开理性，法治要由理性支撑。
现代政治文明与法律文明有共同的精神支撑，一个是人道，一个是理性。
人道，就是对人的尊重，实现和保障人的尊严。民主是对人的尊重，每个人是平等的，对于公共事务有平等的参与权。法治是以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保障为依归。
所谓理性在这里是指一种合理的、合乎逻辑的思维方式、推理方式与论证方式。人的权利和自由需要理性来认识并以理性的方法来维护。论辩演说看起来是个纯技术性的问题，但它背后是理性精神，是一个民族、一个文明的理性传统。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贺卫方教授谈到的一个中国古代辩论的例子：
在汉初，两位大臣辕固生和黄生在汉景帝面前进行了一场争论：
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
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
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
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这时景帝坐不住了。“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
辩论到此结束。
从黄生与辕固生的争论中你可以看到，两人都不会合乎逻辑地思考和讨论。
黄生只下结论不做论证。他提供的一点点论证，就是下不能犯上。但为什么在上者成为暴君时，臣下也不能推翻他，他却没有涉及。也就是说，他没有直接针对辕固生的说法来反驳。他那个帽子鞋子的比喻，是用类比来代替论证。将两个表面相似的事物硬拉扯到一起，来进行类比论证。鞋子当然不能扣在头上，但这不等于臣民不能诛暴君。鞋子帽子的比喻适合于解释一个理论或命题，不能用它代替论证。按黄生的逻辑，对手完全可以继续下去：如果君主是帽子，推翻暴君只是帽子破了，我要换个新帽子，有何不可呢？如果这帽子掉进污水沟，或烂得不成样子，我们何必还要戴它呢。这样，争论只能在鞋子和帽子的关系上展开，也就是走入歧途。
如果你论证暴君不可诛杀，你应该提出别的论证。比如，暴君是一个人做恶，诛杀他引起天下大乱，会出更多的恶徒，许多暴君。革命带来的无序，比忍受暴君统治更坏，我们要两恶相权取其轻；比如，你还可以论证，制度的稳定多么重要，为了维护制度的权威，需要容忍一时的压迫，而破坏了制度的权威，社会将永无定日；一旦秩序受到蔑视，每个人都可以凭自己的判断打破秩序，社会将无秩序可言；再比如，如果每个人都自己去判断谁是暴君，然后就可以动手革命，那么造反永远会有理由，即使汤武这样的“圣君”，也有人反对他，认为他们是暴君。等等。黄生没有讲类似的话，而是提出上下关系不可移易的说辞。但汤武革命并没有否定上下秩序，而是重建了这样的秩序。在上者换了人，但上下秩序并没有变。也就是说，并没有废除帽子，将鞋子扣在头上，只是换了帽子而已。
辕固生为人正直，声誉很好，而他的观点也受今人推崇。但在我看来，他与黄生一样，也是一脑子浆糊。中国古人都缺少逻辑思维的习惯，不懂得如何准确地给概念下定义，合乎逻辑地思考和推论，合乎逻辑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他的前一段话还在讲理，但只是一个朴素的道理，没有抽象到一种政治哲学的论证，但后一段话，却是直接搬出刘邦来吓人。在汉景帝面前，这个话题是个禁忌，黄生是无法继续他的推论的。辕固生事实上是把黄生的嘴堵住了，吓住了，不能再争下去了。
这样的一场讨论是双方在吵架，抬杠，没有理性的交流，没有思想的进步。以取胜为目的，而不是以获得真理为目的。这恰恰是中国人论辩的一个经典案例，代表了中国人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一个传统。
在不久前一次政治学的研讨会上，一学者谈到社会公平问题时说：社会的不平等永远不会消失。另一个人打断他的话头问：社会不平等永远不能消失吗？那你怎么看共产主义？前一个学者就被噎住了，无言以对。按马克思的理论，共产主义就实现了真正的平等，甚至连平等这个概念都没有用了，因为不再有不平等。如果按前一个学者的理论，既然不平等永远不会消失，共产主义就无法实现，但这个结论在当前的政治条件下是个政治禁忌。后一个人不是去讲理，而是依靠着政治话语的霸权，逼得前一个学者哑口无言。但这不是理性的讨论，也不是理性的胜利。
你看，二千年后，辕固子的论辩方式还在继续。只不过内容变了。
中国历史上面临这个悖论：按照儒家理论，诛暴君是合法的，汤武革命一直是受到肯定的，当然，这是儒家没获得统治地位时的理论。当儒家成为皇家理论后，这个学说就面临着尴尬。儒家学说开始更多地倡导忠君伦理，甚至愚忠。但忠君伦理面临另一尴尬，每个朝代至少多数朝代的开国者都是反叛者，如何在肯定汤武革命的同时又不能给现在的臣民动辄造反留下借口？如何在否定臣民造反提倡忠君的同时又肯定开国皇帝造反的合法性，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如果在西方，围绕这个悖论，会产生许多大部头著作，为不同观点提供政治哲学的根据，如君臣关系是怎样一种性质？由此展开到政治共同体是怎样一种社会组织？人们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什么？国家权力是怎样产生的？君与臣的义务是什么？推翻暴君是否合法？在什么条件下合法？以什么方式才合法？等等。但在中国，都变成了上述黄生与辕固生这样的浅薄而短暂的口水战。从孟子到黄宗羲，争论了两千年，理论上没有进步。
黄生和辕固生的思维缺陷也存在同学们身上。我经常感叹，我们的同学缺少逻辑思维的训练，不懂得怎样合乎逻辑地思考和论证自己的观点。
比如有一次我讲民主时谈到，有一个农民出身的资格最老的人大代表，是个文盲，当人大代表几十年没投过反对票并以此为荣。她一直成为媒体正面宣传的典型。将来有一天，人们会将其视为人大制度的一个耻辱。一个同学站起来很不满地抗议说：丛老师，我不同意你说的，你不知道，那个代表是个好人，给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等等。我跟他说，她是不是个好人与我谈的话题无关，我说的是她不是个好的人大代表。人大树立这样的典型本身说明我们的人大制度有缺陷。这个同学的问题在于，他反对我的A论点，却在论证观点B。将完全不同的问题混淆在一起。如果他合乎逻辑的与我争论，就应该说，人大代表就是不应该投反对票，从不投反对票的就是好的人大代表。
另有一次，我讲到美国关于同性恋者是否可以结婚的争论。一个同学说，我反对在中国提倡同性恋结婚。我说，我只是在阐述一个客观事实，并没有支持在中国同性恋可以结婚。介绍一个事实与表达一个观点，这是两回事。而在他看来，你介绍美国这个事，就是同意或支持这个事。他把人家对客观事实的介绍当作观点主张来否定。
在我的博客上，经常遇到这样的批评者，你没办法与他讲理，他还不知道应该怎样讲理。你说东，他在说西。有时还会强加你一个观点，再反驳你。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他过度地归纳和推演，把自己想像或联想到的内容强加给你，说那就是你说的，然后再反驳你。讨论和交流时，最怕遇到脑袋里一团乱麻的人，你没办法给他理清头绪。更不要说，有的人就是毫无道理的骂人。
其它学者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一个学者批评中国社会的某个政策并认为美国这方面政策比较合理，一个学生站起来问：你说中国不好，你为什么不到美国去？你看，由批评中国社会的某种弊端，被归纳成“说中国不好”，然后再到质问“你为什么不到美国去？”这中间多少明显的逻辑混乱。
我们都需要检讨一下自己平时思考问题的方式，与别人讨论或争论问题的方式，我们习以为常的推论方式和表达方式是否充满着这样的逻辑混乱。
现在大学校园里的辩论赛很热闹，很多同学热衷于辩论赛，也经常有同学邀请我参加，当评委什么的，但多数情况下我都谢绝了。但由于不愿伤害同学们的感情，我从来没说过真正的原因，今天借这个话题可以说，我对现在流行的辩论赛很不感兴趣，觉得这种辩论赛强化了我们讨论问题的不良习惯。辩论赛上很少有理性的讨论和交流，表达观点的时间受到限制，而辩论一定要产生一个获胜者，在大多数情况下要靠机智、声势取胜。我看过首届亚洲大专辩论赛，中国大陆的复旦队胜出，从那以后辩论赛在中国大学里流行开来。但如果我是评委，复旦队是失败的，胜出的应该是台湾队，因为复旦队不讲理。
思维方式和论辩方式是我们需要深入反思的问题。我们争论起问题来，往往是不讲理，抬扛、顶牛、偷换概念、偷换或转移主题、裁脏、耍懒、指桑骂槐、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观点优先于事实、以势压人、以高音压人、以情代理、丑化和漫骂，说得难听点儿，有点泼妇骂街的风格，只是文雅一点儿的骂街，不骂脏话。当我们面对着内外的所谓“敌对势力”或“别有用心”者时，我们的一些媒体经常用文雅的骂街方式。大多数场合，受众不知道对方的说法，或只知其一，不知其它，或只知对方的观点结论，不知它的根据和理由。只有我们一边倒地骂、泼脏水。当年中共与苏共之间有过一场大论战。中共这边发表了著名的“九评”。我们吹牛说，九评多么厉害，超过原子弹的威力，十评写好了还没发表，赫鲁晓夫就下台了。我读大学时，认真地读过中苏论战材料，我觉得，苏联那边是在讲理，我们这边是在骂街。我们的调门总比人家高八度。长期浸润于这种文化环境，不能够反思它的缺陷，不知不觉中，就会对这种方式习以为常。
理性的讨论和论辩能够促进沟通和理解，能够带来思想的进步，产生合理的结论，而非理性的口水战则会扩大隔阂与对立，使荒唐的观点得不到有效的解构。威权政治和人治是非理性的制度，也塑造了非理性的人格和行为方式。民主政治是理性的制度，法治是理性的秩序。但在威权政治走向民主时，威权政治下臣民的非理性思维方式不会马上跟着制度的转变而转化，这是走向民主和法治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问题。说不上多严重，但也不是小问题。只有每个公民学会理性地思考和争论，民主和法治才能正常的运作。所以，民主和法治必然由理性来支撑。我们的公民如果不能学会理性地思考、讨论，戒除和矫正威权政治带给我们的思维和表达上的老毛病，就不会建立起民主和法治。
原名：对贺卫方“论辩演说传统与西方法治”演讲的点评
作者：丛日云
Tuesday, February 9, 2010
永别了，史塔西！参访前东德秘密警察总部
"“在民主德国的生活中，没有一块空间是史塔西所不能间接、或者在‘政治操作下的合作’形式中直接参与。”在柏林墙倒塌前的约30年里，东德平均每天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
自1992年1月起，普通德国民众便可查询自己的秘密警察档案。然而超过600万次申请，带来了一场残酷的政治洗礼。线人们不断被曝光，并遭到无情谴责，但东德人也一次次陷入道德困境：对特定环境下的选择，人们有权批判吗？"
2010年1月15日，柏林的高尔基剧院——前东德的国家剧院——举行了一场独特的纪念活动。
20年前的1月15日，示威者从各个入口涌入东德国家安全部大院。柏林墙的倒塌激起了人们的巨大勇气，他们高喊着“史塔西滚蛋”，砸烂了很多负责国内监视与窃听的设备，并且把大批文件和档案奋力从窗户抛到大街上。
成立于1950年2月的东德国家安全部，德文简写为“Stasi”，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情报和秘密警察机构“史塔西”。
德国联邦国家安全档案委员会的负责人比耶特勒女士说，1990年1月15日是东德向民主社会转变的和平革命的最重要的日子之一。
然而，史塔西崩塌后的20年中，人们又是如何向这段冻结的历史说再见的？
档案馆向公众开放的秘密档案，令空气里充满了让人不信任的成分。 图/CFP
“党的剑与盾”
东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已变成时髦又乱哄哄的商业中心，但由此向东，鲁斯彻斯街（Ruschestr.）103号，是一组庞大的灰色建筑群。49栋大楼，形成规则的封闭状矩形如围墙高砌，没有明显的门牌标识，1号楼在最里面。
二十多年前，这里是东德国家安全部总部，如今，这里是“史塔西”博物馆。
从大厅进入一层陈列室，有一座名为“党的剑与盾”的雕塑，这是东德成立20周年时，“苏联同志”赠予史塔西的礼物。而“党的剑与盾”正是史塔西的座右铭。
博物馆的宣传册写道：史塔西是“积极支持、实施党的决定”的工具，集秘密警察、情报机关和侦探组织，甚至犯罪起诉和审判准备功能于一身。“由于党想让其决定被广泛接受，但同时又不相信人民，所以在民主德国的生活中，没有一块空间是史塔西所不能间接、或者在‘政治操作下的合作’形式中直接参与。”
来自德国汉堡市的公务员Philips Rausch一面缠好围巾、裹紧身上的大衣，一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里（东柏林）让人感觉真冷，整片建筑都是集权主义风格的，人很容易就被忽略掉……让人丝毫也不觉得温暖，加上展示品，让我似乎感到有冷风从背后吹过来，这真不是一种愉快的感觉。”
但Rausch同时觉得，博物馆给了人们一种生动的体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领悟到一些东西，我们绝不能重复这段历史”。
“我们无处不在”
博物馆的导游 Robin Wiliams告诉本报记者，每年大约有8万名游客来这里参观，其中六成左右是德国本地人。
史塔西博物馆一层主要展示用于监视和窃听的物品与技术，包括隐藏窃听器和照相机、监视电线线路、便于夜间拍摄的隐藏式红外线设备和隐藏武器的容器（如装有来福枪的手提箱）等等。
陈列品上方，史塔西的标语是“WIR SIND UBERAL”（我们无处不在）。
尽管史塔西的建立是师从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但它也继承了纳粹时期盖世太保的经验和工作态度，以缜密和严谨作风，将监视监听工作“科学化”到极致。
各种技术和设备，其想象力令人叹为观止。从纽扣、水壶，到木棍、垃圾桶，甚至钢笔，监听监视设备无孔不入。
几名老人在参观这些展品时愤然抱怨：“太过分了！真是难以相信！”他们是东德的居民。
秘密警察监控的范围不单单是“敌对势力”的政治活动，从男女间的调情，到每星期倒几次垃圾，在超市买了何种口味的香肠都被记录在案。
当然，史塔西的工作不仅仅依赖技术，更依靠人。1959年该组织约有全职员工1.3万人，1974年有5.6万人，到1989年解散之前达到9.1 万人。这意味着东德大约每160人中就有一名全职的史塔西。
此外，史塔西拥有庞大的线人（告密者）网络——它在各行各业的非正式雇员达17.4万名。这些线人被史塔西称为“与阶级敌人秘密活动作战的最重要因素”，“所开展之全部政治工作的绝对核心”和“同敌人作战时的主要武器”。
约翰·科勒(JohnO.Koehler)在其著作《史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中认为，为史塔西工作的总人数可能接近50万。
至1989年，东德有约600万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超过东德总人口的1/3。如同小说《1984》的情境：那张留着黑胡子的脸从每一个关键地方向下凝视……老大哥在看着你。
瑞士教师Manuela和本报记者交谈了很久，但最后拒绝透露自己的姓，也不愿留下联系方式。“非常抱歉，我通常不是这样的人。”她说，“但今天在这里不知道是怎么了，似乎空气里都充满了让人不信任的成分，我不得不谨慎一些。”
“从来都热爱人民”
博物馆第二层是最后一任部长埃利希·米尔克的办公室。至1989年11月，米尔克执掌史塔西长达32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位列东德统一社会党政治局。他自认为是斯大林主义者，宣称：“不是朋友的人都是反对我们的；反对我们的人就是敌人；敌人将会被消灭！”
在柏林墙倒塌前的约30年里，东德平均每天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而为了维持这个庞大的情报机构运转，史塔西也向西德“出售”政治犯。数十年间，被赎走的犯人约3.3万名，为东德换回近340亿西德马克。
同时，史塔西在内部文件中要求，“通过心理恐吓，对消极对立人士实施多种方式，逐渐动摇和改变他们的想法”。对人权活动家帕皮斯，史塔西派遣一位美男子与他的妻子建立“亲密关系”；而对于拒绝与当局合作的宗教人士艾格特，史塔西写匿名信散布谣言说他鸡奸男童，甚至授意医生开一种抑制精神的药，欺骗艾格特服用。
权力统治着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官员决定什么事是允许的，什么是被禁止的，并且他们的强制意愿被党部、工会、国家机器、司法和教育系统执行。
史塔西部长米尔克是足球迷，他曾亲自下令组建柏林迪那摩俱乐部。该俱乐部连续10次夺取东德联赛冠军，连续36轮联赛不败。办法也很简单，联赛裁判通常会被史塔西带到监狱的会客室谈话。一位当事人回忆说：“他们告诉我，比赛时要做出‘正确’的决定……否则下半辈子就和监狱结缘吧。”
英国游客Annemarie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不明白，一个国家的政府和成年人怎么能用自己的智力和精力来做这样的事？……可以说有些孩子气。”柏林墙倒塌后，“清算”已不可避免。1989年11月13日的人民议会上，米尔克转而公开声称自己“从来都是热爱人民的”，台下嘲笑声四起。很快，他被逮捕、审判，最终在1995年才获得释放。2000年5月，曾经风光无限的米尔克在养老院死去。
当然，柏林迪那摩俱乐部也随着米尔克的倒台迅速崩溃。1989年的德国杯是他们最后的荣耀。
“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德国联邦国家安全档案委员会（BStU）收存的史塔西档案，书写材料112公里，转作胶片的材料47公里，图片、幻灯片140万张，影像资料 16.9万份，碎片材料1.55万袋。
那些碎片是史塔西人员在1989年末，眼看东德政权崩塌而试图销毁的材料。当时由于文件实在太多，办公室的碎纸机全部不堪重负而损毁。在这些碎片被彻底销毁之前，它们被市民委员会幸运地抢下。
1991年12月，德国议会通过了前东德安全部档案法，规范了对前东德国安部档案的收集、整理、利用、处罚等方面。1992年1月起，普通德国民众便可以到BStU申请查询自己的档案。截至2008年，统计数字记录了超过600万次的各种个人申请、研究或媒体申请以及诉讼和犯罪调查等等申请。
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一场残酷的政治洗礼。人们发现，告密者不仅仅是史塔西的秘密警察本身，自己的好友、邻居、亲戚，甚至社会上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大学教授、宗教人士，都赫然在列。
1987年的记录显示，当时东德作协的19位最高委员中，竟有多达12人是史塔西的线人。
这也是小说《1984》预言的结局：出于对“老大哥”的恐惧，主人公温斯顿和恋人分别背叛了对方。“在遮荫的栗树下，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人们在震惊之余，猜疑、失望、仇恨、幻灭等等情绪蔓延开来，反目、抑郁、出走、离婚和自杀纷纷出现。线人们不断被曝光，并遭到无情的打击与谴责，但其他公众也一次次的一起陷入道德困境：对特定环境下的选择，人们有权批判吗？
博物馆的导游Wiliams说，他有的朋友知道一定有自己的秘密档案，却选择不去查看。“他们选择宁肯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也不想影响自己当下的生活。”
“我知道很多人对于这段历史的过去仍然感到非常困难，20年来，他们仍然难以原谅曾经在史塔西工作或者卷入进史塔西的人……受害者仍然会感到紧张和恐惧。”Wiliams说，“有些人会对过去做的事感到抱歉，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他们在那样特定的时间做那样的事是正确的。”
2009年1月15日，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到BStU“档案馆”。这位出生于东德的总理说，秘密警察档案的公开，是增进人的和解，而绝对不是带来更多的误解和仇恨。
但诺贝尔奖获得者芭芭拉·米勒坚持称：“如果没有大多数东德人的沉默作为配合，这一体系断然不会如此有效运转……作为机会主义的盲从者，个人之所以与集体保持一致，是因为他们在这种物质安全、社会安定的平庸图景中安于浑浑噩噩，其中之个人，则坚定不疑地服从于那种对简单及相对和谐之生活的欲望。”
电影《窃听风暴》中，知识分子的挣扎和对自由的向往打动了史塔西特工维斯莱尔，他最终背叛了自己的体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但现实中，扮演维斯莱尔的演员乌尔里希·穆埃的妻子，曾经就是史塔西的告密者。“这不是别人的生活，就是我自己的生活。”穆埃说。
史塔西博物馆的馆长甚至拒绝了导演杜能斯马克拍摄的请求。这位馆长说，因为剧本根本不符合事实——在史塔西几十年的历史中，像维斯莱尔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原文
自1992年1月起，普通德国民众便可查询自己的秘密警察档案。然而超过600万次申请，带来了一场残酷的政治洗礼。线人们不断被曝光，并遭到无情谴责，但东德人也一次次陷入道德困境：对特定环境下的选择，人们有权批判吗？"
2010年1月15日，柏林的高尔基剧院——前东德的国家剧院——举行了一场独特的纪念活动。
20年前的1月15日，示威者从各个入口涌入东德国家安全部大院。柏林墙的倒塌激起了人们的巨大勇气，他们高喊着“史塔西滚蛋”，砸烂了很多负责国内监视与窃听的设备，并且把大批文件和档案奋力从窗户抛到大街上。
成立于1950年2月的东德国家安全部，德文简写为“Stasi”，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情报和秘密警察机构“史塔西”。
德国联邦国家安全档案委员会的负责人比耶特勒女士说，1990年1月15日是东德向民主社会转变的和平革命的最重要的日子之一。
然而，史塔西崩塌后的20年中，人们又是如何向这段冻结的历史说再见的？
档案馆向公众开放的秘密档案，令空气里充满了让人不信任的成分。 图/CFP
“党的剑与盾”
东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已变成时髦又乱哄哄的商业中心，但由此向东，鲁斯彻斯街（Ruschestr.）103号，是一组庞大的灰色建筑群。49栋大楼，形成规则的封闭状矩形如围墙高砌，没有明显的门牌标识，1号楼在最里面。
二十多年前，这里是东德国家安全部总部，如今，这里是“史塔西”博物馆。
从大厅进入一层陈列室，有一座名为“党的剑与盾”的雕塑，这是东德成立20周年时，“苏联同志”赠予史塔西的礼物。而“党的剑与盾”正是史塔西的座右铭。
博物馆的宣传册写道：史塔西是“积极支持、实施党的决定”的工具，集秘密警察、情报机关和侦探组织，甚至犯罪起诉和审判准备功能于一身。“由于党想让其决定被广泛接受，但同时又不相信人民，所以在民主德国的生活中，没有一块空间是史塔西所不能间接、或者在‘政治操作下的合作’形式中直接参与。”
来自德国汉堡市的公务员Philips Rausch一面缠好围巾、裹紧身上的大衣，一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里（东柏林）让人感觉真冷，整片建筑都是集权主义风格的，人很容易就被忽略掉……让人丝毫也不觉得温暖，加上展示品，让我似乎感到有冷风从背后吹过来，这真不是一种愉快的感觉。”
但Rausch同时觉得，博物馆给了人们一种生动的体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领悟到一些东西，我们绝不能重复这段历史”。
“我们无处不在”
博物馆的导游 Robin Wiliams告诉本报记者，每年大约有8万名游客来这里参观，其中六成左右是德国本地人。
史塔西博物馆一层主要展示用于监视和窃听的物品与技术，包括隐藏窃听器和照相机、监视电线线路、便于夜间拍摄的隐藏式红外线设备和隐藏武器的容器（如装有来福枪的手提箱）等等。
陈列品上方，史塔西的标语是“WIR SIND UBERAL”（我们无处不在）。
尽管史塔西的建立是师从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但它也继承了纳粹时期盖世太保的经验和工作态度，以缜密和严谨作风，将监视监听工作“科学化”到极致。
各种技术和设备，其想象力令人叹为观止。从纽扣、水壶，到木棍、垃圾桶，甚至钢笔，监听监视设备无孔不入。
几名老人在参观这些展品时愤然抱怨：“太过分了！真是难以相信！”他们是东德的居民。
秘密警察监控的范围不单单是“敌对势力”的政治活动，从男女间的调情，到每星期倒几次垃圾，在超市买了何种口味的香肠都被记录在案。
当然，史塔西的工作不仅仅依赖技术，更依靠人。1959年该组织约有全职员工1.3万人，1974年有5.6万人，到1989年解散之前达到9.1 万人。这意味着东德大约每160人中就有一名全职的史塔西。
此外，史塔西拥有庞大的线人（告密者）网络——它在各行各业的非正式雇员达17.4万名。这些线人被史塔西称为“与阶级敌人秘密活动作战的最重要因素”，“所开展之全部政治工作的绝对核心”和“同敌人作战时的主要武器”。
约翰·科勒(JohnO.Koehler)在其著作《史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中认为，为史塔西工作的总人数可能接近50万。
至1989年，东德有约600万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超过东德总人口的1/3。如同小说《1984》的情境：那张留着黑胡子的脸从每一个关键地方向下凝视……老大哥在看着你。
瑞士教师Manuela和本报记者交谈了很久，但最后拒绝透露自己的姓，也不愿留下联系方式。“非常抱歉，我通常不是这样的人。”她说，“但今天在这里不知道是怎么了，似乎空气里都充满了让人不信任的成分，我不得不谨慎一些。”
“从来都热爱人民”
博物馆第二层是最后一任部长埃利希·米尔克的办公室。至1989年11月，米尔克执掌史塔西长达32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位列东德统一社会党政治局。他自认为是斯大林主义者，宣称：“不是朋友的人都是反对我们的；反对我们的人就是敌人；敌人将会被消灭！”
在柏林墙倒塌前的约30年里，东德平均每天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而为了维持这个庞大的情报机构运转，史塔西也向西德“出售”政治犯。数十年间，被赎走的犯人约3.3万名，为东德换回近340亿西德马克。
同时，史塔西在内部文件中要求，“通过心理恐吓，对消极对立人士实施多种方式，逐渐动摇和改变他们的想法”。对人权活动家帕皮斯，史塔西派遣一位美男子与他的妻子建立“亲密关系”；而对于拒绝与当局合作的宗教人士艾格特，史塔西写匿名信散布谣言说他鸡奸男童，甚至授意医生开一种抑制精神的药，欺骗艾格特服用。
权力统治着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官员决定什么事是允许的，什么是被禁止的，并且他们的强制意愿被党部、工会、国家机器、司法和教育系统执行。
史塔西部长米尔克是足球迷，他曾亲自下令组建柏林迪那摩俱乐部。该俱乐部连续10次夺取东德联赛冠军，连续36轮联赛不败。办法也很简单，联赛裁判通常会被史塔西带到监狱的会客室谈话。一位当事人回忆说：“他们告诉我，比赛时要做出‘正确’的决定……否则下半辈子就和监狱结缘吧。”
英国游客Annemarie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不明白，一个国家的政府和成年人怎么能用自己的智力和精力来做这样的事？……可以说有些孩子气。”柏林墙倒塌后，“清算”已不可避免。1989年11月13日的人民议会上，米尔克转而公开声称自己“从来都是热爱人民的”，台下嘲笑声四起。很快，他被逮捕、审判，最终在1995年才获得释放。2000年5月，曾经风光无限的米尔克在养老院死去。
当然，柏林迪那摩俱乐部也随着米尔克的倒台迅速崩溃。1989年的德国杯是他们最后的荣耀。
“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德国联邦国家安全档案委员会（BStU）收存的史塔西档案，书写材料112公里，转作胶片的材料47公里，图片、幻灯片140万张，影像资料 16.9万份，碎片材料1.55万袋。
那些碎片是史塔西人员在1989年末，眼看东德政权崩塌而试图销毁的材料。当时由于文件实在太多，办公室的碎纸机全部不堪重负而损毁。在这些碎片被彻底销毁之前，它们被市民委员会幸运地抢下。
1991年12月，德国议会通过了前东德安全部档案法，规范了对前东德国安部档案的收集、整理、利用、处罚等方面。1992年1月起，普通德国民众便可以到BStU申请查询自己的档案。截至2008年，统计数字记录了超过600万次的各种个人申请、研究或媒体申请以及诉讼和犯罪调查等等申请。
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一场残酷的政治洗礼。人们发现，告密者不仅仅是史塔西的秘密警察本身，自己的好友、邻居、亲戚，甚至社会上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大学教授、宗教人士，都赫然在列。
1987年的记录显示，当时东德作协的19位最高委员中，竟有多达12人是史塔西的线人。
这也是小说《1984》预言的结局：出于对“老大哥”的恐惧，主人公温斯顿和恋人分别背叛了对方。“在遮荫的栗树下，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人们在震惊之余，猜疑、失望、仇恨、幻灭等等情绪蔓延开来，反目、抑郁、出走、离婚和自杀纷纷出现。线人们不断被曝光，并遭到无情的打击与谴责，但其他公众也一次次的一起陷入道德困境：对特定环境下的选择，人们有权批判吗？
博物馆的导游Wiliams说，他有的朋友知道一定有自己的秘密档案，却选择不去查看。“他们选择宁肯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也不想影响自己当下的生活。”
“我知道很多人对于这段历史的过去仍然感到非常困难，20年来，他们仍然难以原谅曾经在史塔西工作或者卷入进史塔西的人……受害者仍然会感到紧张和恐惧。”Wiliams说，“有些人会对过去做的事感到抱歉，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他们在那样特定的时间做那样的事是正确的。”
2009年1月15日，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到BStU“档案馆”。这位出生于东德的总理说，秘密警察档案的公开，是增进人的和解，而绝对不是带来更多的误解和仇恨。
但诺贝尔奖获得者芭芭拉·米勒坚持称：“如果没有大多数东德人的沉默作为配合，这一体系断然不会如此有效运转……作为机会主义的盲从者，个人之所以与集体保持一致，是因为他们在这种物质安全、社会安定的平庸图景中安于浑浑噩噩，其中之个人，则坚定不疑地服从于那种对简单及相对和谐之生活的欲望。”
电影《窃听风暴》中，知识分子的挣扎和对自由的向往打动了史塔西特工维斯莱尔，他最终背叛了自己的体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但现实中，扮演维斯莱尔的演员乌尔里希·穆埃的妻子，曾经就是史塔西的告密者。“这不是别人的生活，就是我自己的生活。”穆埃说。
史塔西博物馆的馆长甚至拒绝了导演杜能斯马克拍摄的请求。这位馆长说，因为剧本根本不符合事实——在史塔西几十年的历史中，像维斯莱尔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原文
Monday, February 8, 2010
言论
- 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明君和昏君的出现几率是随机的。中共当政60年，做到了以往朝代都不曾做到的一点，就是从体制上保证了每代统治者都是混蛋。-hnjhj
- 湖南邵阳惊现史上最强春联：上联：中奖发财移民美利坚；下联：竞选总统拯救中国人；横批：逼的。-langzichn
- 飞行员坠入沙漠，木有性生活。他看上母骆驼，但竭尽全力也无法搞定。某天又有飞机坠落，他救出美女飞行员。美女感动地说：“我会报答你，你想做什么都行。”他沉思片刻说：“那，麻烦你帮我把母骆驼摁住。”把阶段性举措当成长期目标，是现有体制常犯的错误。-songshinan
- 听说，几年前有个电影摄制组到北京大学教授、法学家贺卫方的老家山东胶东拍外景。拍片之余，两个化妆成国民党士兵的演员看到地里有个老头在干活，两人搞恶作剧，拿着枪走过去大喝一声：“老头，干什么呢？”老头回头一看，惊呼道：“天哪！你们可回来啦！”-贺卫方《读孟子，想法治》
- 我为什么很少赞美政府，一来是因为我怕别人说我是五毛党，二来若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三来我已经纳了税，人民纳的税被用于五毛党活动经费，也等于是我间接赞美了政府。 -韩寒
- 用考试消耗他们的精力，用分数限制他们的追求，用升学压迫他们的心智，用各种被阉割的知识迷惑他们的认知，用前途莫测的就业转移他们的求索，最后再在他们头顶压上一套房子，然后，这个世界一下就安静了。 ”
- 有自愿做奴隶的人民才有奴隶制，有自愿被阉割的网民才有网络墙。-zhangyumofashu
- 毛泽东号召青年们下乡去；邓小平蛊惑青年们经商去；江泽民引导青年们出国去；胡锦涛吸引青年们当官去；估计习近平只能看着青年们只有揭竿去。-zhanghui8964
- 问：推特上的xxxx是不是你的帐号？答：这个需要你们来证明。问：你是不是在推特上发过某某某内容？答：不记得了。问：你认识不认识aaaa？答：没有印象。问：你对某某事有什么看法？答：不了解，没看法。-wenyunchao
- 看到今天的中国时报有一篇大陆人看台湾，里面还会提到立法院打架，其实，台湾立法院已经很久没有肢体冲突了，即使有，也说明政治代议者认真面对责任，凸显他们认为即使打架也不能接受的议题。立法院打架要比一致通过好太多了，宁可要立法院打架，也不要坦克车上长安街！-wuerkaixi
- 江苏泰州街头标语：和谐社会花似锦，科学发展势如涛。网友加了横批：一派胡言。-xujienapo
- 台湾比大陆好的地方就是，他们只在立法院里打架，而我们这里除了人民大会堂里不打架，别的地方都打。-hnjhj
- 在这个神奇的国度，掺奶粉的三聚氰胺不可怕，色情网站却被视为万恶之源。于是，正腐组织妈妈们扫荡色情网站；于是，毒奶粉如贪官般层出不穷；于是，孩子们在被毒奶粉毒害身体后，又被变态的道德教育弄成变态。-qhgy
- 据说韩寒的《独唱团》不让出是因为封面影射“党（裆）中央有枪”，那以后三点式比基尼就不要穿了，那岂不是影射“党（裆）中央包二奶”、“党（裆）中央带凶兆（胸罩）”！-zhaoxindong
- 上联：一群二逼三流文章四处嚎叫，五毛为生；下联：亿众万苦千辛公仆百姓喂饱，十分该死-carinla01
- 今天上英文节目和老外辩论谷歌退出中国，反方说各国都有针对恐怖主义、色情、安全等的互联网管理，我立马问他，请问我们敬爱的胡锦涛主席是恐怖主义者还是 AV明星？凭什么我搜索他名字结果也会部分无法显示？反方无语。-mranti
Sunday, February 7, 2010
戈尔巴乔夫获诺贝尔和平奖时的演讲
当我同意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时，我认识到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生活下去了。完全由中央控制的国家所有制，无处不在的独裁的官僚主义体系，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控制，社会思想和科学中的垄断，吸走我们最好的资源、包括最好的智力资源的军事化工业，难以承受的军事开支危害着我们社会的进步，我们也曾为此骄傲。后果是，我们的社会在经济和精神两个方面正在衰败下去。然而，对于一个漫不经心的观察者来说，这个国家看起来仍是一副相对健康、稳定、有秩序的图景。在宣传魔力错误引导之下的社会很难知晓正在发生什么，它所面临的最近的将来是什么。最微弱的抗议的表示也被镇压下去，绝大多数人将抗议者视为异类、诽谤者和反革命。这就是1985年春天的形势，还有着巨大的诱惑力让人们维持现状，只做一些表面的改变。这就意味着继续欺骗我们自己和人民。
我们想成为现代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人类的普遍价值和谐一致，遵守国际标准。当社会被给与了自由后，它就无法认识它自己了，因为它“在镜子背后” 生活的时间太长了。我们承认每个民族的合理选择，如果一个民族通过公正的全民公决真的决定退出苏联，我们对此理解。
在一个世世代代人民都相信那些握有权利或武力的人们能够把持异议者、不同意志排除在政治生活甚至是投入监狱的国家里，领导一种和平进程并非易事。世世代代以来，这个国家的问题已经习惯于最终用暴力手段来解决。
果断并不意味着回到压迫、压服对方，或是对权力和自由的压制。我永远也不会同意将我们的社会分离为一部分人宣称“代表人民”说话和行动，而一部分则是“人民的敌人”。
在多党制、思想自由、重提各共和国的民族特征和主权的新的氛围中，社会的利益必须绝对置于各个政党、各个团体的利益之上，置于其他任何局部的、地方的或个人的利益之上。
苏联领导人，无论在中央还是各共和国，以及苏联公众的一大部分，都明白这种需求，尽管在我们社会的一些地方，也不是每个人都接受这种想法的。有一些挥舞旗帜的人，他们宣称唯有自己才是爱国主义，认为这就意味着不与外部世界“纠缠在一起”,这种爱国主义什么也不是，仅仅是为了个人利益的自私追求。
我们在与西方的一般性政治合作中已经走了一段很长的路，在东欧剧烈变化和寻求德国问题的解决这样的时刻，它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波斯湾危机这样高度紧张的局势中，它也站稳了脚跟。
冷战已经结束，全球性核战争得危险实际上已经消失。铁幕已经撤去，德国重新统一，这是欧洲历史上极为重要的里程碑。
真正和平的世界政治的未来前景依赖于通过共同努力，去创造一个民主空间，在其中，各国的指导方针是人权的优先和它们自己国民的福利。
和平意味着“普遍的商谈”。一个现代国家，它必须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都追求一种能够将自己人民的利益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结合起来的政治。
原文
我们想成为现代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人类的普遍价值和谐一致，遵守国际标准。当社会被给与了自由后，它就无法认识它自己了，因为它“在镜子背后” 生活的时间太长了。我们承认每个民族的合理选择，如果一个民族通过公正的全民公决真的决定退出苏联，我们对此理解。
在一个世世代代人民都相信那些握有权利或武力的人们能够把持异议者、不同意志排除在政治生活甚至是投入监狱的国家里，领导一种和平进程并非易事。世世代代以来，这个国家的问题已经习惯于最终用暴力手段来解决。
果断并不意味着回到压迫、压服对方，或是对权力和自由的压制。我永远也不会同意将我们的社会分离为一部分人宣称“代表人民”说话和行动，而一部分则是“人民的敌人”。
在多党制、思想自由、重提各共和国的民族特征和主权的新的氛围中，社会的利益必须绝对置于各个政党、各个团体的利益之上，置于其他任何局部的、地方的或个人的利益之上。
苏联领导人，无论在中央还是各共和国，以及苏联公众的一大部分，都明白这种需求，尽管在我们社会的一些地方，也不是每个人都接受这种想法的。有一些挥舞旗帜的人，他们宣称唯有自己才是爱国主义，认为这就意味着不与外部世界“纠缠在一起”,这种爱国主义什么也不是，仅仅是为了个人利益的自私追求。
我们在与西方的一般性政治合作中已经走了一段很长的路，在东欧剧烈变化和寻求德国问题的解决这样的时刻，它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波斯湾危机这样高度紧张的局势中，它也站稳了脚跟。
冷战已经结束，全球性核战争得危险实际上已经消失。铁幕已经撤去，德国重新统一，这是欧洲历史上极为重要的里程碑。
真正和平的世界政治的未来前景依赖于通过共同努力，去创造一个民主空间，在其中，各国的指导方针是人权的优先和它们自己国民的福利。
和平意味着“普遍的商谈”。一个现代国家，它必须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都追求一种能够将自己人民的利益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结合起来的政治。
原文
Saturday, February 6, 2010
你是小明吗
最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网络上各大论坛和新闻评论里，五毛党越来越多了。当然，我不赞同把凡是和你持不同意见的人叫五毛党，但是五毛党还是很好认的，因为出卖灵魂的人，尤其是廉价出卖灵魂的人，他们的言语是没有根基的，他们的高潮是没有前戏的。起初发现这个现象，我很疑惑，以为是相关部门加大了投入，但是，看到了一条新闻，原来是经济危机波及到了五毛党。中国衡阳党建网网评员管理办法第五章第十七条最新指出，网评员的标准为0.1元一条。可以想见，全国五毛党可能普遍下调了待遇，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感觉突然间多了五倍的五毛党，其实人还是那些，但是他们都在超负荷工作。以前往往发现一个五毛党，大家就可以围观圈养起来，但是现在随着上删下刷，在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被五毛党围观的景象。
按照机密文件《五毛构成》里所言，50个写作高手，100个写作好手，500个外围写手构成一个五毛旅。这次涌现的五毛党们，经过我的判断，还是以“外围写手”为主，但是时不时会出现几个“写作好手”出来试水，至于“写作高手”，应该是在系统内有相应职务的，他们至今出手的还不多。当然，主要原因是过年忙着应酬收礼。
近期五毛党的泛滥也是我开通新浪微博的一个原因，一来是因为五毛党对于新兴事物的反应比较迟缓，相信注册和登录QQ对于很多"写作好手"来说已经是极限操作了，另外一方面，微薄没有匿名发言，他们普遍害怕注册。最重要的是，万一他们在微博阵地中表现突出，上头指示要巩固阵地，必须手机绑定时刻引导舆论，这对于他们来说是灭顶之灾，本来就只有一毛一条了，这下好，发个短信引导一下正好一毛钱，算上手机充电的电费，里外里还要亏损几厘钱。大家不要嘲笑他们，他们一毛钱就能卖身，一千块就能卖肾了，对于他们，几厘钱也是钱。他们才是真正的活在最底层，但是和统治阶级有着最高度统一思想的物种。
对于五毛党，我有着不同的见解。首先，我认为我们要允许五毛党的存在，每个人都有权利雇佣别人为自己说话，每个被雇佣者都有权利在任何地方说话。你如果能够把小明打一顿，然后用从小明身上搜刮来的钱雇个人再把小明骂一顿，这也算是你的本事。任何一个政府，都有为他宣传的机构,这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五毛党完全是政府的败笔，我以前以为五毛党的出现是为了引导舆论，现在想来我错了，因为你不会因为看见一堆人围着在吃屎而挤进去吃一口。五毛党本是中高层麻痹讨好最高层的产物，但随着五毛党的横行，很多光辉正确的人士只要一开口，明明是免费的，结果全都变成了五毛党，这严重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本来进酒店开个房间一夜情，完事了出门全世界都说你是鸡，这种打击不言而喻。你一旦设立了五毛党，除了国内外舆论影响不好以外，所有你原本的拥护者都有了五毛党的嫌疑。我为什么很少赞美政府，一来是因为我怕别人说我是五毛党，二来若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三来我已经纳了税，人民纳的税被用于五毛党活动经费，也等于是我间接赞美了政府。
最后我将去挑选一些言论，分辨一下哪个是外围写手写的，哪个是写作好手写的，哪个是爱国青年写的，哪个是无知少女写的，哪个是不高兴写的，哪个是没头脑写的。但是如果我冤枉了你，你是义务的，那么真的没有办法。谁让你的主子认为，和你一样的见解能值一毛钱呢。
原文
按照机密文件《五毛构成》里所言，50个写作高手，100个写作好手，500个外围写手构成一个五毛旅。这次涌现的五毛党们，经过我的判断，还是以“外围写手”为主，但是时不时会出现几个“写作好手”出来试水，至于“写作高手”，应该是在系统内有相应职务的，他们至今出手的还不多。当然，主要原因是过年忙着应酬收礼。
近期五毛党的泛滥也是我开通新浪微博的一个原因，一来是因为五毛党对于新兴事物的反应比较迟缓，相信注册和登录QQ对于很多"写作好手"来说已经是极限操作了，另外一方面，微薄没有匿名发言，他们普遍害怕注册。最重要的是，万一他们在微博阵地中表现突出，上头指示要巩固阵地，必须手机绑定时刻引导舆论，这对于他们来说是灭顶之灾，本来就只有一毛一条了，这下好，发个短信引导一下正好一毛钱，算上手机充电的电费，里外里还要亏损几厘钱。大家不要嘲笑他们，他们一毛钱就能卖身，一千块就能卖肾了，对于他们，几厘钱也是钱。他们才是真正的活在最底层，但是和统治阶级有着最高度统一思想的物种。
对于五毛党，我有着不同的见解。首先，我认为我们要允许五毛党的存在，每个人都有权利雇佣别人为自己说话，每个被雇佣者都有权利在任何地方说话。你如果能够把小明打一顿，然后用从小明身上搜刮来的钱雇个人再把小明骂一顿，这也算是你的本事。任何一个政府，都有为他宣传的机构,这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五毛党完全是政府的败笔，我以前以为五毛党的出现是为了引导舆论，现在想来我错了，因为你不会因为看见一堆人围着在吃屎而挤进去吃一口。五毛党本是中高层麻痹讨好最高层的产物，但随着五毛党的横行，很多光辉正确的人士只要一开口，明明是免费的，结果全都变成了五毛党，这严重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本来进酒店开个房间一夜情，完事了出门全世界都说你是鸡，这种打击不言而喻。你一旦设立了五毛党，除了国内外舆论影响不好以外，所有你原本的拥护者都有了五毛党的嫌疑。我为什么很少赞美政府，一来是因为我怕别人说我是五毛党，二来若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三来我已经纳了税，人民纳的税被用于五毛党活动经费，也等于是我间接赞美了政府。
最后我将去挑选一些言论，分辨一下哪个是外围写手写的，哪个是写作好手写的，哪个是爱国青年写的，哪个是无知少女写的，哪个是不高兴写的，哪个是没头脑写的。但是如果我冤枉了你，你是义务的，那么真的没有办法。谁让你的主子认为，和你一样的见解能值一毛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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