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省蚌埠的火车站上，有一个小孩子哭哭啼啼。他面黄肌瘦，衣服又脏又破，一面哭，一面伸出干枯的小手，像旅客喊著：“肚子饿！”没人理会那孩子。因为那些匆匆忙忙出站进站的人都很饿，谁也顾不了别人。这时候，有一个年轻的旅客，在孩子面前站定了。他想：“这孩子的父母哪里去了？为什么不来照顾他？”
这个好心的青年，还有一点干粮，他就把干粮给了那个孩子。当他还没走开，眼见那孩子刚刚把干粮送到嘴边的时候，突然从拐角的地方，跳出一个中年男子，冲过来，把干粮抢去，用最快的速度咬了一口。可怜的孩子，紧紧抱住那个男子的腿，哭着喊叫：“爸爸，我肚子饿！”原来这个中年男子没有饭吃，一连两三天讨不到食物，实在饿极了，就利用孩子出面，去打动别人的恻隐之心。他躲在旁边，伺机而动。拿钓鱼作比喻，这孩子是他安排的一个饵。
这是大陆匪区里面发生的事情，那儿真是人间地狱。那个青年旅客，已经逃出地狱，投奔自由地区，说出他的亲身见闻。在匪区里面，到处都是忍饥挨饿的人。因为共匪剥削人民，用狠毒的手段控制了所有的粮食，要人民勒紧裤袋，不让他们吃饱。
每年都有成千成万的人，甘冒生命的危险，穿过共匪的层层封锁，向外逃生。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大陆同胞生活困苦，连买一小块豆腐，都得凭共匪发给的“购物证”。这些人逃出地狱，来到台湾，看见家家丰衣足食，人人健康快乐，认为是他们在大陆上梦想不到的事。
有几个住在福建沿海一带的渔民，出海捕鱼时，被一阵狂风吹到金门。他们迷了路，船也破了。金门的军民一面替他们修船，一面招待他们食宿。吃饭的时候，他们看到桌子上摆满了菜，都吓得不敢动筷子。接待人员劝他们尽量吃，他们还要小声追问：“我可以吃吗？这些都是给我们吃的吗？”
饭后，这几个从海上随风漂过来的人，到街上散步。经过菜市场、食品店，看见那么多的鸡、鸭、鱼、肉、蔬菜、水果；那么多的火腿、罐头、奶粉、点心。看见人人可以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用不着事先去求谁批准，他们更惊讶了！接待人员告诉他们：这儿不过是金门。在台湾的大都市里，有数不清的食品公司、菜馆、市场，就是偏远的小镇，也处处有小吃店、糕饼铺、菜摊子。大家自由买卖，自由享用。
这几个一向生活在地狱里的渔民，睁大了眼睛。其中一个人自言自语：“真的吗？真有这样一个地方吗？”然后，他自己作了结论：“要是真有这样一个地方，那一定是天堂！”
一家外国的通讯社，派记者来台湾采访，观察中华民国进步的情形。这位记者来到台北之后，当天就发出一篇通讯。他说：
今天是星期日，天气很好，温暖明亮的阳光，注满了全市。这儿的人受到阳光的吸引，纷纷从家里走出来，形成一条条的人流。人流在大马路上会合，向前缓缓移动。这些人都穿着漂亮的衣服，千百种质料，千百种图案，千百种颜色，汇成一条鲜明灿烂的河。
这个鲜明可爱的流动体，涌向山林，涌向海滨，也流进公园和动物园。在万花竞艳的公园里，花也灿烂，人也灿烂；远远望去，简直分不清哪些是花，哪些是人。这些人仍然要涌进绸缎庄、裁缝店，挑选自己喜欢的衣料，打听最新的服装设计。从灿烂的人流里，我看见了中华民国纺织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一个多月之后，这位新闻记者到了北平，观察匪区的真实情况，他说：
这是华北最大的城市，据说也是生活水平最高的地方。但是，我所看到现象，是一片荒凉、单调和贫乏。我看见人们穿着蓝布衣裳，在灰暗的街道上匆匆奔走，表情紧张，没有笑容，彼此见了面也不交谈。
在所有公共场所，看来看去，人们穿的都是这种蓝色的粗布，似乎这是唯一流行的衣料。衣服剪裁的款式，也人人相同，没有变化。他们非常沉默，无论有多少人在一起，也都是一样的颜色，一样的表情，就像是一群蓝色的蚂蚁。
但是，作一只蓝色的蚂蚁并不容易。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上，连这种蓝不也不可多得。绝大多数的人买不到布，也没有钱买布。他们买一寸布，也要经过申请、批准。一年之中，他们所能买到的那一点点布，仅仅够他们缝补旧衣服上的破洞。千千万万的人，已经十几年没有添置过一件新衣服；这固然由于他们太穷，而更重要的是，共产党不许他们有这种奢侈的想法。
这位记者回到自己的国家，发表这次旅行采访的感想。他表示：“有人说，中华民国的百姓，过的是‘人’的生活，大陆匪区的老百姓，过的是‘非人’ 的生活。这种说法，并不十分恰当。事实上，共产党对待百姓，还不如我们对待我们豢养的狗。‘非人’两个字，不足以形容中国大陆人民的痛苦。我们应该说，今天的中国大陆是一座地狱，而我们这里和中华民国等于天堂。
天下常有同名同姓的人。台湾省有一个孩子，叫苏小海，同时，江苏省有一个孩子，也叫苏小海。两个苏小海的年纪差不多，都在十一二岁左右。但是，两个孩子的命运完全不同：台湾省的苏小海，生活在富足康乐的天地里，江苏省的苏小海，却不幸生活在匪伪政权的压迫折磨之下。
住在台湾的苏小海，放学回家，来到门口，先按电铃。他走进客厅把书包放在沙发上，嚷着：“妈，好渴！”一面打开冰箱，去拿水果。他的妈妈说： “小海，先喝一杯温开水，马上要吃饭了，水果留到饭后再吃。”
这时候，住在江苏的苏小海，也从外面急急忙忙的回家，他在路口站了两小时的岗，刚刚交班，又饥又渴。站岗是共匪替她们规定的工作，要这些天真的孩子去监视来往行人。他用不着按铃或敲门，因为他家早已没有门，几年以前，共匪就把门板卸下来，抬走了。他家也没有客厅，一家八口住在两间破烂不堪的房子里。他找水喝，发现水缸是空的，妈妈到井边去打水，还没有回来。他只好站在门口，眼巴巴的望着。
晚上，住在台湾的苏小海，跟爸爸妈妈一块儿看电视，萤光幕上正在介绍新近完成的国民住宅，那一排一牌的楼房，一层一层的阳台，比图画还好看。小海看了两个节目，听见电视机里的播报人员说：“小朋友，睡觉的时间到了，现在该去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他就到自己卧室里去了。
这时候，江苏正在下著倾盆大雨，那里的苏小海肚子痛，睡不着觉。大概是晚饭前喝生水，喝出来的毛病。他家没有厕所，他们跟这条巷子十几户人家，共同使用一间厕所。外面雨下得太大，他没有办法出门，就坐在母亲事先准备好的木桶上，哗啦哗啦响了一阵。他的父母兄弟都在黑暗中皱着眉头，捏紧了鼻子。
有一天，住在台湾的苏小海出门上学，看见许多工人，开着挖土机、推土机蜂拥而来，要把门前的马路拓宽。第二天，就有人来拜访小海的爸爸，劝他卖掉房子，到风景优美、环境清静的地方，去住新式公寓，因为有人想在马路旁边盖百货公司，愿意出高价买这块地皮。小海的爸爸答应了，带着全家去看新房子，那房子既宽大又漂亮，跟在电视机上看到的一模一样。于是他们办好手续，高高兴兴的搬了进去。
江苏省发生的事情可不一样；接连下了几天大雨，那个苏小海的房子倒塌了，因为他们的破房子，十几年没有修过，本来就随时可能发生意外的。他们没有房子可住，共匪命令他们去住“人民公社”。在那里人们一排一排的睡在地上，每一间房子有几十个人挤在一起，每人只占自己身体那么大的地方。而且丈夫和妻子分开，大人和小孩分开，一家人不许轻易见面。从此，那个苏小海每天跟蟑螂、跳蚤、老鼠、蚂蚁一块儿生活。
同样的是孩子，为什么两个孩子的遭遇完全不同？因为他们一个生活在天堂上，一个生活在地狱里。
杨大伟从大陆匪区逃出来了！他能够脱离地狱，跳出魔掌，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他庆幸。他从广东边界游泳到香港，再由香港到台湾。从他的家乡到广东边界，有一百四十里路；这一段路，他花了六年时间才走完。
六年前，他听说一百四十里外是海，海的那一边可以通往台湾。既然天堂有路，就暗中抱定决心，他想：“先到海边去看看！”可是，村口匪干把他挡住了。因为村民要出村子，得先申请通行证。发通行证的匪干问他：“你为什么要出门？那里有你的亲戚吗？他叫什么名字？住在什么地方？我们要先查查看。”
没有通行证，不能出门，只好等别的机会，这一等就是两年。这时候，杨大伟的朋友写信给他，劝他“努力并保重身体”。信中的“并”字，本来和 “并”字通用。这封信照例经过匪干的检查，存心刁难的匪干认为：“并”字是把“共”字例过来写，有反共的思想，就把杨大伟掀起来审问，严刑拷打，然后罚他到工厂去做工，不给工资。
这家工厂，距离边界不远，工厂的产品，有一部分是皮球。杨大伟咬紧牙根，做了四年苦工，天天都在计划逃走。有一天，管理工厂的匪干把两箱皮球交给他，同时给他一张通行证，派他去送货，他心里暗暗的高兴，认为机会到了。杨大伟事先作了必要的准备，带着皮球，不走匪干指定的路线，直奔海滨。这是很冒险的举动，但是，他一关一关闯过来了。边界上大一层密密的铁丝网，也好不容易通过了。他把皮球放在网子里连成一串，再用绳索捆在身上，悄悄的滑进海里，让皮球的浮力帮助他，奋勇游向对面的堤岸。
这以后的情形是：匪兵发现了他的行踪，朝着海里射了很多子弹，他以为凶多吉少，幸而都没有打中他。然后，他抓到了陆地，昏倒在海滩上，那就是香港。杨大伟得救了！他来到台湾以后，不但生活很好，而且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过去，他花了六年时间，才走完一百四十里路；现在，他经常到一两百里以外的地方去，有各种新式交通工具供他乘坐，往返只要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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