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让人感到恐惧的国家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在自己的祖国经常感到恐惧。——这句话看似逻辑不通，但是却有着数不清的事实来为它提供证据。把你逼到断指明志，你恐惧不？把你逼到开胸验肺，你恐惧不？把你逼到自焚抗暴，你恐惧不？你可以说，这些事儿又没落到我头上，我用不着恐惧。那给你吃三聚氰胺你恐惧不？给你吃不能治病反而致病的假药你恐惧不？在一个视宪法为儿戏甚至肆意曲解和践踏法律的国家，不恐惧是很难的；在一个连最起码的食品安全和药品安全都无法保证的社会，不恐惧则是不可能的。

上面说的是外在的恐惧，还有一种恐惧是内在的——它无关宏旨、不易察觉，但是它更加无孔不入，无人能够幸免。

一般来说，祖辈和父辈的恐惧很容易理解。祖辈经历了荒谬残暴的“文化大革命”，他们是在恐惧中建立起自己的人格的。父辈见识过“六四”的腥风血雨和指鹿为马，那样深刻的恐惧恐怕令他们至今仍记忆犹新。令人费解的是，年轻一代也普遍怀有无法摆脱的恐惧，当然也包括笔者在内，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书上的陈年往事，“六四”时我们还不谙世事，而且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并没有明显收紧的迹象，那么我们的恐惧从何而来的？

大的方面，最显而易见的恐惧制造者是建立在谎言和暴力基础上的政权，它所酿成的一系列已经过去的、正在发生的和可以预见的悲剧使大多数国人人人自危，虽说基本上还不致于性命堪忧，但是漠视公民权益的执政传统和法律条文，却让无数人的合法权益受到“合法”侵害。此外，谋生的艰难也是很多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有人说政府在实行“饥饿疗法”，让知识分子为谋取生存资本忙活，从而无暇反省历史和批评政府。其实这样说并不准确。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不必为谋生的问题发愁，体制外的则在艰难谋生时亦有因言获罪的危险，体制外的透过玻璃看到体制内的诱惑（这或可视为一种世俗的“希望”）——这样才是一个基本平衡的结构。如果普遍实现“饥饿疗法”，大家都看不到切实改善自己生活的希望，恐怕“物极必反”的那一天将更早到来。

让我们回到恐惧的话题。笔者今年24岁，也算是年轻一代，或许我的经历和心态可以折射出青年人感到恐惧的部分原因。

我在高中的时候退团了，因为那时看了一些“禁书”，震惊之余，感觉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不然对不住自己的良心。我能做什么呢？不能传播“禁书”，不能写文章直抒胸臆，不能四处宣扬这些“反革命言论”，那我只有退团了。我是高三退的团，先是要回团员证烧掉，然后在高考登记表的“政治面貌”一栏中填上“群众”。回头思想此事，如果那时规定非团员不得参加高考，我还会毅然决然地退团吗？考虑到家庭、学校和自身前途的压力，我很有可能就不退了。那样的话，我只能在精神上做一名怀疑者和反对者，但是这是相当可笑的：连与体制决裂的勇气都没有，还谈什么反对？

高中退团对我没什么影响，反倒让我在读大学时省去了每年注册团员证和参加团员活动的麻烦。大学时很多同学成了预备党员，为此，他们忍受了枯燥可笑的党课，忍受了数篇上千字的思想汇报，忍受了旁人一半羡慕一半鄙夷的议论……与家长和老师口中入党的种种好处想比，对于这些，他们都很愿意忍受。我不禁想，如果只有党员能找到好工作、娶到好老婆、住上好房子、开上好车子，那我会不会重新入团、积极争取入党呢？事实上，这里的“如果”就是活生生的现实：在党政机关，只有党员才能做一把手，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力，而有了这样绝对的权力，想要什么都易如反掌。我想我之所以能够坚守拒绝体制的原则，多半是因为我相信凭自己的能力，在体制外也可以过上不错的生活。但是现在我逐渐明白，在这个“组织”无处不在的国家，拒绝体制往往被视为不成熟的任性行为。

如果你的个人选择建立在你的良知和信仰之上，但是当你身边最亲近的人都来规劝和迫使你“回头”的时候，或者仅仅是当你面对旁人不屑和嘲讽的眼神的时候，你还能泰然自若、坚持信念吗？虽然你相信自己是对的，但是这个国家、政权、社会不允许你相信。当一个社会集体陷入指鹿为马的困境的时候，个体的恐惧是无处躲藏的。恐惧是什么？恐惧可以是很小的东西，比如对谎言的容忍、对不公的无视、对暴力的噤声。当你为了融入集体而去参加满是谎言的会议，当你为了饭碗违心地发表一通歌功颂德的言论，你在感到无奈的同时，没有感觉到恐惧吗？你在做那些事的时候，你已经丧失了你自己，从而成为体制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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