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贪污腐败蔓延成全社会的灾难，无孔不入的官僚主义毁灭了一切美好的价值，人民普遍失去了信仰、道德和敬畏，整个社会“无耻成为体面的通行证”，呈现出整体溃败的趋势。
当燎原烈火样的贪污腐败侵害到每个平民的切身利益时，人民对贪腐的痛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长期的谎言教育和对西方民主的恶意宣传，多数人不知道民主法治是从根子上铲除腐败，一劳永逸消灭贪污的最好方式；误以为文革式群众运动才能有效地打击贪官权贵。于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呼唤文化大革命。
因为权力阶层长期以来把文革列为理论禁区，文革的反文明罪证没有得到必要的清算，文革过来人多数已经健忘了文革的伤痛，年轻人则把文革当成反贪反腐的群众运动。于是相当多的国民误以为文革是“群众当家作主”的大民主。
“文革式大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吗？
一位读者在拙作《民主是刺向毛左谎言要害的杀手锏》文后的评论中这样评价“文革式民主”：
“社会公平、没有腐败 是毛左和毛迷的核心武器，文革时经济上腐败是少点但不是没有。他们没有想到政治上的腐败（独裁专制）导致亿万人死亡， 国家大幅度倒退， 害了几代人无文化无思想，成为思想僵化的动物。
还有很多人认为 文化大革命是彻底的民主，这又是一大误解，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民主是为一个人服务的，即你再怎么民主都必须崇拜毛，亿万人你死我活斗争就是为了证明毛一人是绝对正确的，可悲，极其可悲。”
这位读者点中了“文革式民主”的要害，即“为一个人服务”的民主；是毛太阳一人为平民大众做主。
就算是最简单最原始的民主政治，也必须遵从三个基本要件：一是多数民众说了算；二是民众有充分的言论自由，能自由表达意见批评领导人；三是维护多数民众的合法权益。
下面我们探讨“文革式民主”是否符合上述三个基本要件。
一、“文革式民主”是多数民众说了算吗？
非也！
“文革式民主”上面是毛太阳一人说了算；下面是各级毛派官员说了算。平民大众的意见从来不会受到真正的尊重。
平民大众只是毛太阳和毛派官员随意操纵的政治工具和冲锋机器，就象战场上的士兵一样，指挥官冲到哪打到哪，个人没有任何选择权。
文革时大批官员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在地，任平民大众批斗凌辱。表面上看人民是“当家作主了”，可以把昔日不可一世高高在上的达官显贵踩在脚下了；可仔细一想却不是那么回事。
文革时打倒谁打击到什么程度并不是人民说了算，而是毛集团说了算。上面是毛太阳说了算；下面是各级毛派官员说了算。
从刘、邓、陶、王、彭、罗、陆、杨到林彪反党集团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所有被打倒的政要全是遵从毛太阳一人的意志，都是服务于他一人独裁集权的目的，服务于党内权力斗争的需要。人民只是毛太阳手中的一张牌一枚棋子。
那时毛内阁——文革小组把内定要打倒的官员名单送到聂元梓等红卫兵领袖手里，后者即召集红卫兵召开对这些官员的批斗会，对他们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毛太阳和毛派官员没有授意打倒的官员绝对不能动，如果有人胆敢斗争他们，就会被定性为“反革命活动”，参与者被污为“反革命分子”受到无情迫害。
武汉市群众组织“百万雄狮”就曾无视毛指示发动抓捕批斗文革小组干将王力的活动。毛太阳恼羞成怒，当即宣布“百万雄狮”为反革命组织，派周总理亲赴武汉解救王力，同时给与“百万雄狮”对立的左派发枪，血腥镇压“百万雄狮”。
如果某个民众或红卫兵发现被批斗迫害的对象是自己挚爱的亲人——父母妻子兄弟姐妹，就必须和亲人划清界线，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不得回避落后，更不得为亲人辩护求情，否则就会和亲人一样被打倒在地。
1967年9月，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时说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是坏人、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孙泱受尽迫害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周总理最挚爱的养女美丽的孙维世出面为哥哥申冤。她给江青写信：孙泱决不是特务，死因可疑，要中央文革派人去调查；又给周总理写信陈述冤情，因为孙泱也是周恩来的义子。
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孙维世的丈夫金山投进监狱，借搜查金山“罪证”之名对孙维世进行抄家，抄走孙维世大量信件照片。江青截获了孙维世给周总理的一封信，便拿了这封信兴师问罪，指责周总理纵容自己的干女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周总理一言不发，默默在孙维世的逮捕证上签下自己的姓名。当时中央专案组在逮捕要犯或逮捕比较特别的犯人都要周总理签字。那时周总理签字逮捕的还有他的亲弟弟周恩寿？孙维世被江青加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于1968年3月1日戴上手铐投入狱中，被剥的一丝不挂，打得遍体鳞伤。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被活活打死，死后身上什么都没穿，只有一付手铐依旧锁着双手！家人在她死后发现她头上被钉进了一个大长钉子……
连周总理这样的政府首脑都被迫亲手签字逮捕自己的养女和亲弟弟，眼睁睁地看着她们受尽酷刑凌辱迫害致死，就更不用说普通中国民众了。
二、民众能自由表达意见批评领导人吗？
不能！
那时不但不能对毛太阳说半个不字，就连把毛主席万岁喊成毛主席九千岁，也一定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坐牢甚至诛连九族，就更不用说给毛提意见批评国家领导人了。那时全国民众只能对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每天都要数次高呼口号向毛太阳表中心：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敬祝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
北大才女号称当代林黛玉的美丽林昭，因其坚守良知与主流意识不一致的言论被捕入狱，判刑20年，在狱中遭受了令人发指、惨不可言、生不如死超法西斯残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折磨凌辱。林昭宁死不屈，咬破指头在监狱墙壁上写下正义良知之声：
“祗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
“每当我想起那惨烈的一九五七年，我就会痛彻心腹地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使我条件反射地感到剧痛。这是一个染满中国知识界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的年份，假如说在此之前处于暴政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的流露，那么在此以后确实被摧残殆尽了”。
“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我们的善良、单纯与热烈、激昂的气质，欲以加以煽动，加以驱驶，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与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力时，就遭到空前未有惨毒无比的迫害、折磨和镇压。”
“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个污秽、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怎么不是血呢？”
“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满的白由，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即使奴役他人者也同样不得自由。当我们深受暴政的奴役，我们不愿作奴隶的同时，但我们自身作为反抗者不能建立新的形式的奴隶制度。”
…………
1969年4月29日，林昭因思想反动拒不认罪被改判死刑，在苏州郊处秘密枪决。第二天，刽子手找上林昭家门，向其母亲和妹妹索要五分钱子弹费。
遇罗克1966年7月写作《出生论》，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在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第1期上刊载，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但为当时的主流意识所不容。1967年4月17日，毛内阁——“中央文革小姐”表态说《出身论》是反动的。1968年1月1日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被杀害。罪名是“思想反动透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1968年，辽宁省委宣传干事张志新因向同事透露“我考虑的不是这一派那一派的问题，我考虑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我觉得文化大革命好多问题我不能理解。”被同事告发。1969年9月18日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被关押在只能容纳一人、而且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号”里，背着18斤背铐，拖着沉重而冰冷的脚镣；头发几乎被拔光；被有人唆使的男犯人强奸、轮奸无数次；终致精神失常。因始终坚持自己无罪，1970年5月经毛太阳的侄儿毛远新亲自指示，张志新以“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同志，为刘少奇翻案”的罪名被判死刑。1975年4月4日在沈阳大洼刑场被枪决。临刑前因害怕她当众喊口号，四个冷血壮汉奉命把她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用普通刀子割断了她的喉管，把一位女管教员当场吓昏……
李九莲：江西赣州冶金机械厂学徒工，文革期间为赣州第三中学宣传股长，学生部长，第三中学卫东彪造反兵团负责人，参加了文革期间全国最早也最大规模的一次武斗。1969年2月给在部队服役的初恋男友写信，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提出质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的斗争？”“我时常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产生反感。”……她的男友立即将恋人的信交给所在部队政治部。李九莲于同年五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在狱中受尽非人折磨。1976年12月在狱中写成《我的政治态度》，被认定在服刑期间重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于1977年12月14日执行。临刑前为防范她在大众之前呼冤喊口号，竟灭绝人性地把她的下颚、舌头用一根尖锐的竹签穿成一体……
黎莲：和李九莲一样给在部队服役的男友写信质疑文革，被男友告发判死刑，1970年被枪决时年仅18岁。临刑前在囚车上被活体取肾，四个冷血的武警把她按在车壁上，衣服往上一撸，没使用任何麻醉药，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就在她的右腰处划开一条半尺长的裂口，一个血淋淋的肾从里面摘了下来，然后匆匆往里面塞上一团药绵，纱布，来不及缝合就押往刑场执行枪决。同时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一位大官正在等待种植这颗从血泊中掠夺来的肾……
被活体取肾的还有小学女教师钟海源，因为为李九莲鸣冤被判死刑。接受她肾的是南昌九十二野战医院的一位高干子弟，此人坚持要活体取下的肾，还说女肾比男肾好，尤其是年轻女人的肾更好……钟海源的尸体则被九十二野战医院拉去作了解剖标本。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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