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是如何去回应日益严重的社会动乱的

首先，我要先表达对主席以及其它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杰出成员们的感谢。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到这里来与你们讲一下我对中国所发生的社会动乱的看法我深感荣幸。

我今天的证词将要简单的探讨社会动乱在今日中国的兴起情况，它的来源以及变换形式，还要审视中共领导人以及负责安全问题的官员当他们寻求一个有效策略去处理这种挑战时，正在面对的尖锐的两难困境。

我的证词有一套独特的来源——过去几年直到现在一直在中国的警方官员以及分析家中展开的关于社会动乱问题的令人吃惊的直率的内部辩论。我将在最后在我认为是一种有点令人不安的趋势上提出几点看法 ——过去这周发生的中国近来以默认的方式去支持的反日游行活动。

中国的群体性动乱：近期趋势

在过去五年中国公安系统的官员已经证实了外国观察家已经感觉到不少时间的一个现象：在过去十年中，社会动乱已经处于一个显著上升的势头，他们现在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成了一个常见现象。

近期曝光的警察统计的数据记录了中国已经目睹了一个持续十年之久的、官员们称之为“群体性事件”（“mass group incidents”）的上升过程， “群体性事件”这是一个非常广阔的、涵盖了所有群体抗议光谱概念的一个名词——包括了静坐（sit-ins）、罢工（strikes）、集体上访（group petitions）、集会（rallies）、示威（demonstrations）、游行（marches）、堵塞交通（traffic- blocking）、占领建筑物（building seizures），甚至还包括了一些公共混战事件（public melees），骚乱（riots）、民族间的纷争（inter-ethnic strife）。公安部报告显示“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已经从1993年的8，700起，上升到了1999年的32，000起，到2002年的时候上升到了50，000起，到2003年的时候超过了58，000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事件的增长率的稳步上扬：抗议事件自1993年以来的每年都在明显的上升，并且没有哪一年他们增长的幅度低于了9%。

2004年全国范围的数据尚未得知，但由一些省级警察部门所统计的报告却显示问题依然严重。一些地方报告揭示了总的抗议数量一直都在曾长。其他地方则目睹了抗议活动总量的一些下降，但是在每起事件中所涉及到的平均人数却在增加。

中国各个地区中发生最多社会动乱事件的地区几乎肯定可以说是毗邻北韩的东北三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位于这个老化的“生锈地带”的国有企业的工人们遭受到了失业、非法扣押工资以及退休金、不正当的企业被购活动很大的影响。辽宁省报告指出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高峰年份，其境内发生了 6，000起抗议活动，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只有32，000起同类事件发生。该省在2000年的1月至2002年9月间目睹了9，559起抗议事件——平均每月发生290起（在那三年中每天几乎要发生10起抗议事件）。

但是中国的更为繁荣的沿海地区也没有在这方面“幸免于难”。广州市——在过去20多年时间中世界上增长速度最为快速的地区之一——在去年的1月份到10月份报告说有863起涉及到约莫超过50，000人的抗议事件发生。

当然，这些原始的关于抗议事件的数据告诉了我们许多中国人不满意于他们的工作、经济状况、或地方官员。但他们不是，他们自身还不是一个政权是否正在遭受到社会动乱威胁的最佳标志。只要绝大多数的抗议活动保持在小型的、未组织的、和平的，与其他抗议活动相隔离的状态，并且他们的要求依然是有限的和具体的，相当大比例的抗议活动远不会构成对政府的威胁。从中共得以幸存的立场来看，注意那方面的动向是至关重要的，只有非常少量的迹象显示抗议者的要求转向了反对中国政府（尽管对地方官员的愤怒似乎真的是很普遍的）更为重要的是在波兰的团结工会兴起25年之后，中国仍然一直都在防止任何与之具有雷同性的全国性的或甚至是地区性的独立政党、工会、或学生会、农会，或商会这些可以组织或维持大型反政权抗议活动的组织的突然出现。

虽然如此，有越来越多的共识认为抗议活动的形式不断变化使北京当局发现想要将其控制在可控范围实行起来越来越困难。警方官员注意到抗议活动的规模正在变得越来越大，“重复进行的”或维持很长时间的抗议活动的数量正在上升。示威者越来越跨越旧有的工作场所以及办公单位的边界限制，并且他们组织化的程度也在上升。通讯技术、以及计策使用上的精明程度也正在不断提高。警察坚持大多数抗议活动是和平的，同时他们也报告说，“对抗性”和暴力在抗议活动中出现的比例正在上升。

公安部的数据显示，抗议活动在平均规模上正在增长——从8年前的平均涉及人数10人（或更少的人）增长到了2003年的每起事件涉及到了52个人，涉及到成百上千人的抗议活动变得越来越平常。广州市报告了去年全市所发生的抗议活动中，每7起抗议活动就有1起涉及的人数超过了100 人。在辽宁省，据估计在2000年到2002年间有863，000名公民参与到了9，000多起抗议活动中——平均下来每场抗议事件涉及人数超过了90 人。

许多示威者巧妙的拟订了他们的要求并且对他们的抗议活动进行幕后指挥以使他们抗议的对象（企业管理层、地方官员等）感到焦虑不安并麻痹负责安全问题的官员使得他们无法动用极端的武力去对付他们。示威人士喜欢采用的计策包括了挥动官员正在违犯的法律条纹的复印件，“越级”向更高级别的行政官员发出呼吁，并把老年公民、退伍士兵、妇女和儿童放在抗议队伍的前列。

抗议者广泛利用互联网以及电子邮件、手机和短消息，并且小心翼翼的以难于监视的“低科技”含量的方式去组织他们的抗议活动。很少有抗议者能组织起比2005年4月9日所举行的反日抗议活动公开程度还要来得高的抗议活动，为反日抗议活动所拟订的计划在示威活动正式举行的一整天前就已经为西方国家给广泛知晓了。技术已经帮助了抗议领导者跨越旧有的工作场所以及村长的界限组织起了具有相同不满诉求的公民——就好象来自河南邻近省份的穆斯林被号召起来去支持被卷入2004年10月份在河南中牟县发生的汉回民族冲突中的他们的教友。十多年来，中国政府以及它的“网民们”已经加入到了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当中，因为国家开发了新的、越来越精致的策略去监控以及控制信息的流动，而公民则有技巧的以越来越回避的策略绕过这种控制。兰德公司最近的一份由毛文杰（James Mulvenon）以及蔡斯（Michael Chase）做出的关于中国异议人士使用互联网的报告中总结说：“虽然北京在被它视作对信息革命产生了潜在的负面影响的有效对策上迄今为止做得很出色，但中国的信息技术现代化的规模会提示说时间终归是在该政权的对手的那一边的。”

动乱的肇因：不仅仅是经济

有着许多具体的不满原因才驱使抗议者走上了街头，今日这种现象已经为其他目睹者所广泛注意到了。大多数抗议活动起源于社会、经济和政治政策上的问题，北京当局不太可能在近期内就会把它们给解决掉。压倒多数的中国的政策分析家强调大众的不满导源于所实行的经济改革，包括有下岗以及失业（在士兵的情况中是退伍），扣发工资、养老金，以及住房补贴、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在发生经济危机的1997-2000年期间，这些原因尤其显得明显。与不断上升的失业相伴而来的是1998年抗议活动急剧增长了超过25%，1999年这个数字则为67%。警方官员也直率的承认社会动乱背后的一大因素来自于在过去20多年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中收入不平等的情况出现了显著的上升势头，这种情况已经逐步削弱了大众对于经济改革的信念，并且引发了广泛的对那些往往是通过腐败和关系而不是努力工作和创新、已经“先富起来”的人士的质疑。

但是糟糕的经济时期并不能单独为动乱的持续攀升背书。这个事实可以通过以抗议水平的增长与近期的经济增长率作对比从而得到充分的证实。尽管在1990年代末期的经济衰退中抗议活动确实得到了加速，但早在中国的GDP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的1993年到1996年，他们就开始不断上升了，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复苏的2000年到2003年中，当经济以每年超过9%的速度增长，抗议活动已经继续以超过20%的速度在增长。因此，在经济处于下跌期时，动乱明显是在一直增长，而它的持续增长——是不论经济的态势是怎样的 ——清楚的提示抗议活动决不只是由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经济状况所引发的。因此，中国警方自己提供的数据强烈的提示如果北京当局的领导人认为他们只要坚持足够长的时间，他们就可以掌控住当前的社会动乱是不明智的想法。

匮乏的政治体制

看起来越来越清楚的是中国的政治和司法体制的落后发展至少使其因为不断兴起的动乱遭受到了与施加在经济上的一样多的指责。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解决公民不满的情况时缺乏有效的渠道，软弱的政府监督以及对于法律的执行，以及或许是造成那种困局最重要的原因是：无所不在的腐败。许多最为平常的造成动乱的原因：掠夺性的以及非法的施加在农民身上的税负，司法腐败，强制计划生育执法，虚假的财务报表，产权纠纷，被污染的农田和溪流、不对退伍老兵兑现承诺给予他们的工作和福利——（中国政府）已经在治理的根本基础上出现了失败。可以确定的是，有创记录的中国公民感到把他们的申诉向法院、人大、调解委员会、信访办公室以及媒体机构提出是值得去做的事。但是这些官方渠道的增长并没有跟上公民需求的增长，并且这些机构通常都是僵化的、官僚主义的、腐败的，或是甚至会反过来报复公民的。因此，直到中国有效地改革这些治理机构，许多公民还是会继续冒着被镇压的风险把他们的要求带到街头去。

这些政治上的缺陷在可能是增长最快的抗议源头上体现得尤其明显。这个源头就是在城市翻新以及对许多城市住户以及农民所进行的强制拆迁，把他们从自己的家中以及农田里赶走，为能带来赢利的新的建设项目让路。甚至警方官员也注意到了抗议发生时最常见的景象之一就是被驱逐的住户或农民发现(或相信)腐败官员收取了来自开发商的贿赂才赶走了他们，或已经把少量支付给原居民的再安置费用与土地在之后被出售所卖到的高价之间的差价据为了己有。广州警方报告，在2003年至2004年，强制拆迁是他们城市数量最大的动乱事件的来源，约占所有抗议的23%以上。四川省的公安官员报告说，他们整个省，诸如这样的财产拆迁所造成的抗议活动占到所有抗议活动的比例，从 2001的12%增长到了2003年的16.3%。就拿成都市来说吧，这样的比例达到了令人吃惊的61%。

中国正在改变政治和司法文化

但是公民不大可能以公开抗议的方式去反应这些制度上的缺陷。如果中国在其政治文化，在特殊的大众对待政治的司法权利的态度上不同时进行一场显著的变动。中国的快速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容易获得教育和信息，“契约”和“权利”的观念在社会中的不断深化，明显产生了一个越来越强大而自信的社会（assertive society）。在实行了25年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之后，许多一般公民只是更愿意把他们的要求带到街头去而不是像他们过去所做的那样。许多人似乎已经忘记了邓小平在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中所实施的血的“教训”——抗议活动所造成的风险和危险远超过任何所会给予抗议者的补偿。相反的是，警方官员报告指出越来越多的听到公民们发出这样的声称“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

北京当局所实施的具有风险性质的对付抗议活动的新策略

胡锦涛与中国负责安全问题的官员似乎承认了后-天安门时代想要避免或快速镇压所有示威活动的策略现在不是那么的有效了（尽管有证据表明这种做法在对待穆斯林地区以及西藏地区时仍是规律性的做法）。在获得权力之前，胡经常引用邓小平的名言：“稳定压倒一切”。但是他也认为领导层“保持一个冷静头脑……并且要提高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的政治才能以及政治敏锐性。”在近几年他们已经开始推动更为放纵性和精致性的警察处理社会动乱问题的策略 ——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做法——但这种做法对政权来说风险也更大了。

官方对于警察的指示和训练现在强调遏制、掌控和缓和示威活动并尝试避免以非职业化的暴力手段去激怒群众。警察不再直接进入到群众中去，他们被指示要集中于在抗议发生地区防止人员进出，并为了遏制示威者以及把他们从可能有意加入的旁观者中孤立起来。掌控关于抗议的信息以及媒体报道也是一个关键问题，并且也是他们的关键任务之一，警方被指示要去阻止任何未经官方许可的录音、摄影以及对抗议者的采访，尤其是外国记者对其所进行的采访。然而，从他们的部分来讲，为了之后进行的迫害，警察被鼓励去收集针对抗议领导者的录象证据，并且他们被敦促要以被对方看得见的方式去进行那种录象做法，目的是为了升高他们的威慑效果。然而除非是在涉及暴力的例子中，在逮捕抗议领导者之前警察通常被指示处待命状态直到群众已经分散之后才展开行动。

西方已经记者详细记录了警察努力去离间抗议领导者和抗议人群中的普通成员之间的关系，经常企图以退回工资或退休金去“收买”那些普通成员，同时则在抗议领导者之间播撒恐惧、挑起内部争执。

当有效地执行“放纵性遏制”策略时，它降低了小范围内的示威活动可能超出控制的风险。但这种策略也通过传递给了公民非暴力抗议活动——甚至非法的抗议活动，甚至给抗议人士漂亮的得到补偿这样的信息，正在冒着风险从而鼓励了更多的抗议活动出现。

如果没有足够的以及适当训练的警察的话，这些新的策略也可能冒着使事态超出控制的风险。如果警察缺乏必要的技巧、专业精神和自律去以最小的暴力缓和抗议活动的话，他们可能会激化民众的愤怒和暴力。最近的新闻报导引用说安全部门雇佣非专业的势力、以暴力的计策去压制不满的公民团体——这种做法有时造成抗议者做出了以牙还牙的举动。在某些案例中，报道指出，当地的共产党领导急于尽快制止示威，因为那可能使他们难堪——已经向负责安全的官员发出命令，那种举措会违反官方的全国策略并且冒进一步激怒抗议者的风险。

中国负责安全问题的官员也已经强调要去恢复和加强他们在社会上的情报网络，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快速回应并且在早期就把抗议活动给遏制住。然而清楚的是，警方报告说这些曾经自诩为“保安卫士”（“security activists”）、居委会，以及其他被改革极大地削弱了的告密者们，他们常常并不了解即将进行的抗议，直到他们顺利进行。

中国政府所实行的新的更具放纵性的遏制以及掌控策略最终的风险就是安全官员——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发现他们自己对主要的示威活动失去控制，那些示威活动在之后得到滋长蔓延。那种情况会发生吗，中国政府会发现自己再次处于它在文革的高峰期或1989年春天所面对到的局势——被迫要采用远为巨大的暴力去恢复秩序，或是参与到与社会以及抗议者进行一次重新谈判的活动中。在过去这种困难的选择总是在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去重建控制秩序上导致党的领导层的内部产生严重的分裂。

骑虎难下：2004年4月的反日游行活动

我会以我认为是相当令人担忧的近期发展态势所做的评论作为我证词的结束。这种发展态势即，上个礼拜中国的领导层决心批准在北京举行的大规模的反日游行活动，也许还有相似的活动在广州和深圳发生。

许多关于这些示威活动的重要事实有待于澄清，特别是在领导层所批准的示威活动上。显然，搞清楚抗议组织者是否正式地申请以及获得来自警察（按照中国1989年所制定的集会游行示威法）对该抗议活动的批准是重要的，或者是否抗议领导者在收到当局一种计谋性的“使眼色并提醒它要注意”（“wink and a nudge”）之后仅仅刊布了示威活动的通知（而不会采取什么具体行动）。然而在两个情况中，北京当局已经清楚地事先知道了示威活动要发生，并且至少是接近于批准他们而不是试着要去防止他们发生。在许多方面，北京当局批准这些抗议活动的明显程度起码与它在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以后于1999年发生的抗议活动中的所为一样的清楚。相较而言1999年的时候北京当局的做法更过分，它提供公共汽车让那些游行人士回家，决定他们会获得多久的在北京的使馆区内的抗议时间，并且据报道它的警力甚至在游行人士违反了中国法律投掷石块、砖头、瓶子到美国驻中国的大使领馆化领事馆院子时仍然无动于衷没有做出什么反应。

照着之前的那次做法，中国已经通过尝试计谋性的“幕后指挥”（“stage manage”）愤怒的青年民族主义抗议者，采取了一个更具风险的超出其“放纵性遏制以及掌控”新近涌现出的抗议活动的策略。领导层清楚地表明希望能驾御这股人心，加强那些大众民族主义者的（popular nationalist） 信心，并且动员起这种大众愤怒以之作为一种处理与日本在诸如教科书、安全理事会成员席位以及为防卫台湾日美进行安全合作的外交工具。中国现在可以宣称—— 他们这种说法很可能是正确地——它的人民不会在这些议题的立场上进行重大让步。

但北京当局已经选择要去冒重大的风险，那种风险可能会为其国内稳定及其外交政策创造出严峻的挑战来。在计谋上通过与抗议者结盟（尽管其公开呼吁克制），它会冒着使它自己的政策为抗议者的要求所设限或操纵。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许多人现在清楚的感觉到，北京当局正在以比对待大多数示威活动更为放纵的方式去对待这次的反日游行活动，北京当局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为由抗议者造成的毁坏承担赔偿责任。更多的证据是，考虑到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事件在许多方面来讲是个一次性的事件，这次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大众愤怒在之后就冷却下去了，而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分歧既在一段比较长的历史中得到了体现又会在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继续保持下去。北京当局也已经合法化了由存在于中国新兴的“公民社会”的灰色地带上的反日团体的联络网所领导的抗议活动（国家对这些“公民社会“组织控制的程度没有对其他组织来得那么严密），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将不得不决定是否要在未来一再的批准类似的游行活动举行——并且昨天媒体方面的来源报道说这类具有雷同性的组织（各类反日团体）计划于明天再次举行游行活动。也许更糟的是，如果北京当局发现它必须使用强制手段去限制抗议人士，它就会冒把其安全力量置于一个危险境地上的风险，它可能被视为是“不思悔改的日本人”（“unrepentant Japanese”）的保护者——这对一个已经下注把其合法性建基在民族主义和经济增长之上的政府来说是一种危险的处境。有充分理由去认为这些青年民族主义者对他们的政府的支持是高度有保留的，并且如果北京当局在参与这种危险游戏的过程中做出了错误的反应，这些年轻人可以轻易地对北京当局燃起愤怒之火。

让我讲清楚一个观点：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实行民主化，它就必须采取一种更为宽容的、在对待包括外交政策在内的所有议题上的和平的公共抗议活动更为保护性的的政策。但是我担心中国有选择地挑选了以及计谋性的容忍了这类特殊的抗议活动，并且我希望北京当局观察到了这种策略所会造成的结局上的暴力，并且决定通过公共抗议来推行的外交政策是一项非常具有风险性的策略，是它不应该在未来去支持的。

我感谢来自委员会成员的亲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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